毛泽东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他在保安告诉斯诺：“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国民党由于和地主阶级一鼻孔出气，也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结果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了。共产党人由于坚持把土地改革看做是争取农民战斗同盟的方法，因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结果，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当然，共产党人认为土地的重新分配不是事情的终结。说服农民坚持斗争，取得耕者有其田的成果，把农民从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的苦海中拯救出来，这仅是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使农民转化为积极参加主宰他们命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斯诺认为，这是毛泽东认为“最不可轻视的工作，其结果现在仍受到考验”。
要夺取革命的胜利，非有农民的支持不可，但同以往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不同，毛泽东并不是为了取得权力，去利用农民阶级的，他是出于对农民阶级这一中国的主力的苦难处境的深深同情，将它同解放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更是出于他对农民的深深的爱。
基于这种深沉的爱，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并没有把他们撇在一旁，建国后，他一直关心着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亲自规划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文化教育以及精神风貌的改变，努力帮助农民克服愚昧、保守以及小生产者的习性，号召党的干部们密切同农民保持联系，同他们共甘苦，以便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不仅对农民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毛泽东深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古代圣君的古训。毛泽东信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俗语，坚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革命时期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始终强调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早年就重视工人运动，同工人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建国后，他经常下工厂视察、访问，同工人阶级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像任何一个杰出的领袖一样，要求自己去热爱、去关心、去了解自己的人民。
斯诺看到了毛泽东这一优秀的品德，因此，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人民的领袖。
一个最了解自己国家的领袖
“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毛泽东总是这样说。
斯诺深信毛泽东不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斯诺曾写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策略和路线。”他强调“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中进行具体分析的重要性”。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在同志背后说闲话”，要“互通情报”，“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等名言。
斯诺指出，在保安时，他在毛泽东的毗邻住了几个星期，在每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前，他总见到委员们都先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起先是一个接着一个，后来是或两个或三个一起与毛作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因此，当毛召开会议时，他就可以掌握各方面的观点作综合性分析。全体会议的时间往往比个别会议的时间还要短。斯诺认为，毛泽东决不是那种只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者。他早已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指导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着马克思主义。同这样一种非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相应，斯诺发现，毛泽东同志很喜欢采访活动。他写道：“毛泽东同志往往喜欢自己做采访记者，要亲眼看到事物的发展过程。”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每年平均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是随意在中国境内旅游。他按时到大城市去视察，与各省党的领导人甚至底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有时突然到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里去，并视察过一些劳改农场。他往往出其不意地置身于本地农场或工厂，和农民们促膝谈心，并同他们一起吃。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显示了毛泽东对每个成年人和孩子摄取的卡路里（热量）也了如指掌；在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人的食物和正常时期差了多少。
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调查研究，而且多次号召反对本本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甚至在同斯诺谈话时也忘不了向斯诺提出这样的要求和祝愿。他说：
“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别人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很好。”
注重分析具体的情况，不死搬教条，重视实际行动，确是毛泽东的不凡之处。美国著名作家杰克·贝尔登曾这样写道：“如果中国共产党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者，铸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者毛泽东搞掉。”
确实，毛泽东一直避免将自己放在教条主义的祭坛上，也竭力避免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教条主义的祭坛上。他深信，包治百病的圣丹妙药是虚幻的，对症才能下药，否则就会加重病情，甚至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指路明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于如何走，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马克思不可能也不会提供具体的步骤。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但是，一个世纪后中国的情况也是难以想象得到的。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对斯诺说过：
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从现在起一千年，我们每个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大概会显得有点可笑”。
不仅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不迷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功的道路，毛泽东认为，苏联给全世界要求革命、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提供了榜样，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它的具体道路不可能是适合每一个国家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特的情况，因而也有同这种特殊情况相应的各自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苏联以城市武装起义争取政权的道路相反，毛泽东在认真地和详细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认为只有按照这一理论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历史已证明了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正确。毛泽东反对王明搬用苏联的模式、迷信苏联的道路，也说明了毛泽东是一向反对教条主义的。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树常青”。毛泽东不死搬“教条”，不囿于共产国际的“指令”，立足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从这一庞大的“迷宫”中，觅得医治它的种种疑难病症的良方，这正是毛泽东的不凡之处，但由于过于重视这块国土，也妨碍了他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他一生中很少出国访问、考察，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去，斯诺曾在《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
“他（指毛泽东——作者注）曾想出国去跑跑，但是在他对中国的一切有了了解之前，他是不愿去的，虽然他曾涉足大半个中国，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有许多‘迷宫’有待他去进一步认识。”
因此，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可以说下面这段话是毛泽东这种重实践、重实际而反教条的切腑之言：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同反对教条主义相应的是，毛泽东同样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但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是改造这个世界的前提，人的超动物性在于他能够对事物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并在理性自觉的指导下去选择改造这一世界的具体信息途径。”他对思想、理论的这种作用深有体会，他在《矛盾论》中指出：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尽管在建国后，毛泽东相对地轻视了他过去一贯强调的重视实践、了解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精神，过分强调理论的反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加以夸大，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环境里被简单地演化为“敢想敢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滑向了唯意志论，但在早期，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个重实际的反教条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在西方评论家的眼中，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坚持着极端教条的地位，而毛泽东自然是它最杰出的代表？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错觉呢？
斯诺作了分析。他认为原因在于：一旦党的路线决定以后，全部党员都要一致服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就像缺乏个人的思想与志愿，而毛泽东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顺水推舟，他理应成了教条主义的代表。
由于形势的变化，政策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往往会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以澄清问题，统一思想。党史上出现的几次“整党”、“整风”运动就属此例。正如斯诺所说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子说明在很多问题上，策略、甚至战略都有改变或取消的可能——时常伴随而来的是整党运动以清除一些跟不上形势的“反党”分子，在修改观点以适应变化时，毛泽东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进行突然的、戏剧性的政治运动，他们可能完全摒弃一条已废掉的路线，使一部分为着本身利益而不了解其暂时性质的党外同情者处于无限的尴尬之中。然而对那些经验丰富的党员来说，接受一条新路线——可能会与旧路线对立的——完全不是一件怎么样的大事，他们对党的忠诚使他们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树立起这条路线，和执行旧路线时一样的热情和服从。
而这些，在西方评论家看来，无疑是极端的教条，因为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某一路线、方针、政策。
基于毛泽东反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及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中国人民的情况的彻底了解和深刻的研究，斯诺断言：
“毛泽东比现时代中任何一国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
一个现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
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针对当时举国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四个伟大”称颂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曾就此这样告诉斯诺，“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教员。
毛泽东是位教员，千真万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在斯诺眼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一般学校的教员，而且是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学的教员，他赋予中国人民一种精神的依托，是一个现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是中国“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
毛泽东为什么独钟情“TEACHER”这一称谓呢？
美国学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初期民主的经典著作中曾经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从摇篮中看出来。民族和国家的成长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他们必须继承其祖先的特性。”如果说这段话适用于当时的美国，那么，其实它更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因为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古代到当代，具有漫长的五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史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过，而统治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整个中国人心灵的主要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历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他主张每个统治者必须集智慧、道德于一身，他致力于“改革”每个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成为圣者、贤者和君子，孔子不仅改造别人，而且也改造自己，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