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慧眼的斯诺始终坚信：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主要指南。”
“要了解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必须认识毛泽东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
因此，作为一个卓越的记者、历史学家乃至政治家的斯诺，他将毕生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对毛泽东的了解、理解和记述上，他力图从毛泽东这一富有特征的典型人物身上概括出一种实际具有的、既深且广的普遍意义来，用以反映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风雨雨，用以启迪曾经富丽堂皇国度在现在历史上留给人们的一个谜。
毛泽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苏区之行前，斯诺亦同样茫然：“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赏25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那么高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呢？”他“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吗”？他是不是“顽固、急躁、利己和残暴”？他的“虚荣心较斯大林更重吗？”……
当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见到毛泽东，尤其在通过同毛泽东的数次直接交谈后，斯诺心中的问号渐渐消失了，一个真切而生动，平实而不凡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渐渐形成，并在斯诺的笔下定格。
一个脚立大地的普通人
原来毛泽东同脚立在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有着普通人的音容笑貌、呼吸起伏、言谈举止、起居饮食、喜怒哀乐。斯诺记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子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霎间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性格开朗，喜欢笑，有着质朴纯真的性格。斯诺曾生动地写道，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他笑起来会令你感染，而且对别人的俏皮话也衷心的表示赞赏。”斯诺曾称毛泽东的笑为“孩子气的笑”。
他热爱生活。当他和夫人贺子珍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接着他把飞蛾的一片彩色的羽翼夹进打开的书页里。他还喜欢打牌，并且是一个有趣的牌手。斯诺曾写道：“他也学会了打桥牌，……是一个用扑克牌赌博的大赌徒，一个不高明的、爱吓唬人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有趣的牌手。他对打牌太不经心，以致会使任何严肃的对手不愉快，而他却很快乐。赌注非常大，但全是假的。”他还喜欢观看演出，同大家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他生活随便、简朴。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习惯随便，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相一致，即使当着人谈话也会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录着身上的寄生物。生活异常简朴，以住房来说，“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极其匮乏，“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他的生活和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他都和普通战士一样步行。当时的境况确实十分艰难，但也不能说连少数领导同志特殊一点儿的条件也没有，关键在于他们不愿特殊。斯诺为革命领袖这一可贵品格所感动，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做领袖时间之长，没收财物之多，同生活上的简朴形成强烈的对照。在革命取得胜利前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是这样，那么，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是不是改变了呢？是不是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建国后毛泽东变得奢侈起来了呢？斯诺的回答是否定的。斯诺认为毛泽东仍然“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毛泽东“穿的是一套高领的黑灰色便装。……脚上穿了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双棉布袜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他奉客和自用的饭餐，属于湖南式烹饪的家常便饭”。
他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毛泽东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发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他也发脾气。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而且有几次发得使人害怕。
类似的感受，还可以列出许多。通过斯诺的笔，形象地告诉世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是一个普通的领袖而不是“救世主”。仅靠一个人也确实难以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国，要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只能依靠中国人民的合力。当然，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作为清醒的中国人，他首先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积极行动起来，唤醒了沉睡的民众。
毛泽东确实是一位脚踏在中国大地上的普通人，正如他自己对斯诺说的，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且真的很简单。”但他又是一位不普通的人，他具有并非所有的普通人都有的经历、学识，尤其是他的意志、热情和献身精神，这些构成了他作为伟人的基本素质。
一个勤奋而卓有成就的学者
撇开政治家的身份，毛泽东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对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无所不涉，在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成就卓然。他自幼勤奋好学，对知识充满着深厚的兴趣，直至晚年，他仍然暇不释卷、笔耕不止。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以极大的篇幅将毛泽东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的勤奋好学、热心锻炼、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情形作了生动的描绘，对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以及怎样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作了逼真的记述。在这些描述中，斯诺非常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学校是怎样以极大的兴趣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先后各缴纳一元的报名费报考了一系列的学校；他每天按照自修计划到省立图书馆读书，直到关门时才出来；记述了毛泽东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以密切注视当时的局势；他为了节省时间，“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喜欢谈论大事情——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整个宇宙”！这样的气魄，这样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使毛泽东有着超乎寻常的渊博深邃的学识。无怪乎，斯诺写道，毛泽东是个“学者”，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对哲学、中外历史、中外政治、欧洲社会，或作了“深入的研究”，或是“惊人地熟悉”，或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麦克唐纳、罗斯福、墨索里尼、希特勒、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美国的黑人问题等等都有研究，并且态度鲜明，或表示极大的兴趣，或表示极端的蔑视。斯诺特地记述了毛泽东认真而专注地研究哲学的情形。他说：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读书时博采众长，他在读哲学书时，“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同刻苦研读相应的是毛泽东的不倦的工作精神，斯诺曾写道：“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斯诺特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36年7月16日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仍亮着灯，毛泽东正同他谈论着有关问题。直到过了早晨两点，斯诺已经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苍白得有点发黄的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疲倦的迹象，而且当斯诺和翻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又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这种不知疲倦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想起毛泽东本人用以高度评价鲁迅的名言：“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是为人民大众“耕耘”不息的“牛”。
“读书使人聪明”，一个人如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些。正如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说的：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站得高看得远的人，也基于毛泽东的这一特色，斯诺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早就断言：毛泽东“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他的“能力在于能分析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普遍经验——而不只是他本人的经验——加上对自己总结这些经验的正确性具有信心，这是他和那些后来成为他的追随者的爱国分子的分界”。
一个深爱着自己同胞的人
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毛泽东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通晓中国古代关于君民关系的古训，他深深地了解要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必须依靠生活在中国这一大地上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人们的合力，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此，他与人民朝夕相见，平等相处，同甘苦，共命运，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将自己和人民紧紧维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他深深地热爱着人民。
斯诺曾为毛泽东这种品格所感动。他这样写道：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赤着脚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边的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曾经几次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红色剧院，他发现毛泽东总是“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群众可以点名要他表演。斯诺在写到红军剧社的演出时说：“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这一历史潮流，显现出他那扭转乾坤的不尽力量，是因为他背靠着大地，在毛泽东身上有“天命的力量”，“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这种“力量”和“活力”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出身农民，“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尽管他没怎么受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他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对人说，他是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农民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农民在一起了，我逐渐地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学校教给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这时，我觉得，尽管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其实他们很干净。”这样，感情就起了变化，对广大受苦的农民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正是这种特殊的感情，毛泽东深入地处僻壤的山村，考察中国农民的状况和特性，从而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了解了的那些后来夺取政权后又被遗忘的事实。
（一）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贫困的文盲，他们受的压迫最重，受的剥削最深；
（二）中国最大的创造力的源泉埋藏于这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之中；
（三）成功地赢得它的支持并且能有效地将它组织起来的人，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四）在这股强大的劳动力量中，蕴藏着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所必需的“资本”。
据此，毛泽东相信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建设力量，“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不仅局限于思想上的认识，毛泽东还具体地找到了解决农民、赢得农民的具体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