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诺在抗战初期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这不仅表现在斯诺向毛泽东介绍一些朋友，而且二人还常有信件往还。
前文述及，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曾托人捎过一封信和一些材料。7月下旬，斯诺又收到一封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前夕写的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局势的发展表示“焦虑和不满”。
斯诺也经常将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议，转告毛泽东。创办“工合”即是一例。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斯诺和路易艾黎等目睹了中国工业经济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和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他们决定创办小型的工业合作社，以招募失业工人，生产日用品，发展中国战时经济。他们的计划得到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在开始时宋子文、孔祥熙等也表示赞同，他们甚至捐贷了一批款项。从1938年起到1940年，他们办起了几百家小工厂和运输站以及矿井，还办了技术培训学校、退伍军人和孤儿培训中心、印刷厂、出版社、门诊所、幼儿园、餐厅以及为文盲工人及其子女办的识字学校。“工合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合理而健全的民主合作社会的样板，生产着种类繁多的军需品。”
“工合”事业发展得很快。国民党方面除开始时提供过一些资金以外，没有再给予过其它的帮助。“工合”的资金基本上是靠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捐助，其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除外国在华友人外，差不多全是无党派的爱国人士。
但是后来，“工合”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压迫。孔祥熙拒付原来允诺的拨款，陈果夫、陈立夫则说“工合”“赤化”，是共产党授意办起来的。他们通过向“工合”派职员等办法，千方百计想把“工合”纳入他们的中国银行控制之下。宋美龄则因斯诺参与了“工合”事业，而把对斯诺的积怨迁怒于“工合”（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歌颂了毛泽东，挖苦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窘态，宋美龄一直耿耿于怀），“工合”在国统区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状态。
不仅如此，在开始的时候，中共对“工合”也是取怀疑态度。因为“工台”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这条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斯诺写信给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工合”的宗旨、创办“工合”的经过、用什么方法组织“工合”以及“工合”怎样帮助游击战争。斯诺把一份“工合”的组织章程连同信一并寄给毛泽东。斯诺在信中写道：鉴于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混合经济”，也理应全力支持“工合”。他建议毛泽东修改中共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一致起来。
毛泽东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规定，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
后来，毛泽东又见到斯诺时（1939年）特地向他指出：“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认为“工合”这种形式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敌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下，“工合”在游击区的所有企业，在北方受到八路军的保护，在南方受到新四军的保护。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工合”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有了铁矿，煤矿、铁工厂、小机器制造厂、制药厂、运输站和两个小油井。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工台”在促进敌后根据地经济发展，支援人民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时期，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抗日本战争，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杰出的。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和友谊，也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在1936年7月以前的生涯中，所接触的外国人不多。不外是骑在中国人民脖子上耀武扬威的殖民主义者和与毛泽东有相同信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两类人。殖民主义者的作威作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自不待言，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手划脚，给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也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一再出错，对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多有压制。这使本来就很少接触“洋人”的毛泽东，对“洋人”印象，颇为不佳。
斯诺的坦诚正直一改毛泽东对“洋人”的不信任感。他对斯诺的破格接待是少见的。
1936年7月斯诺初入苏区时，毛泽东特别允许他随便走、随便问、随便看。他还亲自用数十个晚上，同斯诺畅谈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军队以及根据地现状。连他对自己的战友都很少谈起的个人经历，也向斯诺披露无遗。8月，斯诺离开保安去前线采访，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军务电报中，还一再问起：两个“洋人”在干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10月，斯诺要离开苏区，毛泽东为保证斯诺路途安全曾于10月5日、10月7日、10月10日的中午12时、晚上24时（零点），四次打电报给红军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要他请张学良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10月l1日深夜，在接到一切都安排妥当的回电之后，毛泽东才放心地酣睡了。10月12日晨9时，斯诺离开保安时写道：“毛泽东还在睡觉，但是别人都出来送行了。”
殊不知，毛泽东为使其一路安全，曾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呀！
斯诺离开苏区之后，毛泽东一方面与他保持书信联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另一方面对斯诺介绍来的朋友予以热情接待，对斯诺从事的正义事业给予积极的支持。
1938年1月，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另一位长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老朋友汉斯·希伯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撰文，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认为斯诺在“红星”中对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若干政策的介绍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歪曲。斯诺同时也撰文加以反驳。汉斯·希伯读斯诺反驳文后，又撰文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
汉斯·希伯出生于波兰，是德国共产党员。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就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到广州，以后又到武汉，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主持下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负责编辑英文刊物《中国通讯》，支持中国革命。汪精卫叛变后，他辞职回到欧洲。但仍热心地关怀和研究中国，1928年他用德文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1932年秋再次来到上海，他用“亚细亚人”的笔名在德文期刊《世界舞台》、英文刊物《太平洋事务》和《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声援中国革命，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反革命行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热烈赞扬中国的抗日战争，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是由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很少，对抗日爆发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的不够，所以当他看到斯诺的书后，非常惊讶。出于一种维护中共利益的良好心愿，他撰文批驳斯诺，并把他批驳斯诺的文章通过八路军驻地武汉办事处，寄给毛泽东。
1938年3月，在政治办事处的协助下，汉斯·希伯访问延安。4月，在面见毛泽东时，他又讲述了他与斯诺的这场争论。毛泽东一方面向他解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和由来，表示支持斯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汉斯·希伯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指出其错误所在。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希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希伯一直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1年11月30日，在山东临沂大青山随八路军同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
汉斯·希伯为中国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缅怀、纪念。讲他与斯诺这段争论，用意不在谁是谁非。其旨在说明，毛泽东对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所传播的观点表示赞同。
1939年9月，斯诺抓住了一次机会，再访西北。
自这年5月开始，胡宗南部队就对边区实行了封锁，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在绵延千里的陕甘宁边区周围修了五道封锁线，派重兵驻守通往边区的每一个关口，搜查来往过客，逮捕进步青年。斯诺因是以“工合”国际代表的身份去的，且身上带有宋子文给西北行营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信，才被获准通行。
斯诺此行是此后五年外国记者获准去延安的最后一个。
他的第一站是共产党新“首府”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不少领导人住在这里。三年后故人邂逅，话新叙旧，甚是高兴。
“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依旧穿着一套普通士兵制服的毛泽东笑着问斯诺。
斯诺实在无话可答，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日军空袭给这座城市造成的严重破坏。“几乎每一座房屋都毁坏了。”
“自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曾竭力在各方面求进步。给我们一些时间，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的进步速度，到1945年我们就可有一些东西给你看了。”毛泽东做了一个气吞山河的手势。
斯诺考察了延安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事业、生活卫生条件，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那首唱遍“黄河到黄海”，充满生命冲动的《黄河大合唱》。退场时，毛泽东问他觉得怎么样，他答道：“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斯诺对延安女子大学很感兴趣，他在女大“消磨了开阔眼界的一天”，参观了女大的教室和宿舍，了解了学生的来源、成分、女大的课程设置、学生的生活和毕业去向。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师生员工：“职员和学生都穿着棉制服、布鞋或草鞋，她们的短发上面戴着军帽。不敷脂粉。……她们总是露着笑容，像你在中国劳动人民中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了这，这个国家对于多半外国人将感到一个永久阴暗的天空般的窒息。”斯诺深有感触地说，女大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真正女子英雄的大学”。
9月25日、26日，毛泽东在窑洞中两次正式接见斯诺。毛泽东住的窑洞“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仅此而已。……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没有个人的财富”。
斯诺觉得毛泽东除体重增加了，头发剪短了以外，和1936年比没有变化。“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掺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
1939年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就统一战线问题，同斯诺进行了正式谈话。
斯诺问：“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基础的说法，同共产党的说法似乎有些矛盾。共产党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这个战争的政治基础，但是这个词在国民党的文件里却没有地位。在国民党看来，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党派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
“例如，在重庆我采访了张群将军，问过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谈不到什么统一战线，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一个合法政府，这就是国民党。边区政府是完全非法的，最终会被消灭。蒋鼎文将军在西安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在中国除国民党外没有旁的合法政党。共产党在同委员长达成协议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任何合法地位，虽然。前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有权维持一些办事处和仓库。去年陈立夫讲的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话。蒋介石委员长最近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共产党一个也不剩了’，这显然否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也否定了统一战线的概念。”
“你对这些说法有何答复？统一战线的合法基础在哪里？共产党的合法基础在哪里？一个党否认另一个党的存在，还可能存在这两个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吗？”
斯诺的提问相当尖锐，毛泽东回答说：“统一战线已经存在一个时候了。在人民的心中，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承认不仅存在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存在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统一战线，而在口头上企图否认统一战线。我们叫这些人阿Q主义者，他们的手段是阿Q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