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回家后的六个星期里，尼姆全力以赴，整理斯诺采访回来的资料。她对着照片，辨认所有那些人名字和面容，并根据斯诺零乱的笔记，坐下来撰写大段大段的传记性标题。为了使斯诺能够在盔甲厂13号小屋内安静地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尼姆承担了斯诺写作之外的一切事务。她照料他所有邮件，接待来访宾客，免费分送斯诺的几篇西北访问记和一些照片。前文所提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几篇主要稿子，都是经尼姆抄清、核定送交王福时的。她后来在致王福时的信中指出：“我们倾全力使它尽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译本突击出来了。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
1937年4月，尼姆在协助斯诺创办了《民主》杂志（英文）之后，离开北平，去延安搜集斯诺前一年未及采访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这包括斯诺走后才长征到达陕北的朱德、贺龙、徐向前及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情况。她在延安（1937年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等地呆了四个月，会见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问题，并写了34个人物小传。后来，她根据这次采访的材料，定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3本书。
斯诺对尼姆的延安之行，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他要求尼姆“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拍摄，什么照片都要”。他建议尼姆抛砖引玉，设法引起毛泽东的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对话的形式。
尼姆把斯诺急需的材料及时转给他。6月13日，她托从延安回北平的王福时，给斯诺捎回她拍摄的14盒胶卷及其他材料，并提醒斯诺“注意保存”。
五十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恐怕极少有人知道该书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是由海伦·斯诺提供的；书中几十幅珍贵的照片，其中十多幅为海伦·斯诺所拍摄。所以确切地讲，《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斯诺一次旅行的成果，而是斯诺夫妇两次旅行的产物。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过程中，尼姆和斯诺有过很多争论，包括全书情节，也有过不同的意见。
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自己的话，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尼姆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可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生平材料，要成为斯诺著作的心脏，成为脊梁。它以完美的形式，展示毛泽东的整个背景。她认为不应改动原材料，而应该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的原话。“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
斯诺认为不能把一大堆难以理解的东西塞进书里，那要毁掉这本书的销路。在尼姆整理他的笔记时，斯诺吩咐她删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然而，尼姆在抄写时却一个也不删掉，她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秘史，尽管它有可能使某些潜在的读者感到厌倦”，但“这会使该书在年复一年的未来，具有经久不衰的永久价值”。
斯诺总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而尼姆却谨慎细心，考虑周到。他们的分工是斯诺挣钱，尼姆负责其余的一切事情，包括鼓励他旅行和写作。尼姆热情好动，斯诺却比较务实，二人性格都很要强、都很有主见，因而也不时有激烈的争吵。这种现象从他们结婚到离异从未间断过。
他们最终在1949年离异了。几十年后，尼姆这样回忆他们在中国的这一段工作和生活：
“我想起了那两位20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要求于人的，甚至连相互要求对方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们给予的又是那样的多，却从来不向他人诉说，甚至相互之间也从不谈论这些事情。这是一段比1949年离婚的结局更完满的经历，然而那个结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出戏要是没有悲怆，没有不幸，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那还算什么好戏呢？”
同斯诺一样，尼姆·韦尔斯是中美人民友好的见证人，同时为中美友好付出了代价。她长期住在纽约北边麦迪逊的两间旧房子里，这还是四十年代斯诺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版税买的。在普遍高薪的美国，海伦每月仅靠300美元过活，她自己也认为这是个奇迹。还在1980年时，她已经10年未交房税，共欠政府4500美元税金。如果照章办事，她随时都可以被赶出家门。自打麦卡锡主义盛行时起，她出书困难了。但她从不停笔，已经写出17本书稿了，其中多与中国有关。专程去看望她的老朋友、中国作家萧乾问她：17部书稿这样无限期地搁浅，你还写下去吗？海伦的回答是那样坚定：“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海伦的晚年是凄凉困苦的。她在中国的老朋友丁玲等曾在《人民日报》上为之呼吁。中国政府也没忘记她，曾经邀请她在1972年、1973年、1978年3次重访中国。海伦以高昂的精神不顾年迈，沿着当年的路线重游保安、延安，并写了《新西行漫记》。正像她自己所说：一息不停，她还要写下去。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她“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6月，中国政府授予她友好大使称号。1997年1月11日走完近一个世纪人生旅途的她，溘然长逝。许多美国人可能已经淡忘了这位老人，只是在她所居住的麦迪逊市搞了个小小的葬礼。中国人民则仍然牢记她在推动中美友谊中的贡献，在人民大会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海伦是斯诺亲自介绍到苏区访问的第一个外国朋友。继海伦之后，斯诺又介绍和带动了一批外国友人到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比较著名的有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特朗、斯坦因、爱泼斯坦、贝尔登等。由于是出自斯诺的介绍，毛泽东对他们也极其信任，大多亲自接见，并对他们发表过一些重要的谈话，如选人《毛泽东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这些外国朋友离开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后，都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除去史沫特莱、斯特朗、王安娜、海伦这4位杰出女性的优秀作品外，还有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
于是，一股巨大的“中国红区热”的浪潮兴起了。毛泽东对迎接斯诺介绍的外国朋友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因为他深知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声援，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此问题上，他和斯诺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介绍和接待卡尔逊到各抗日根据地考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埃文斯·卡尔逊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来华后任驻华使馆武官、参赞。由于他曾做过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卫队副官，与罗斯福交往甚密。所以在1937年7月赴中国前，罗斯福特地同他密约将中国战场的一切情况直接向他报告。
卡尔逊同斯诺早在1928年就已结识，并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8B，他们二人，一个作为战场观察员，一个作为记者，在上海目睹了中日交战的情况。卡尔逊为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担忧，他怀疑中国能否抵抗得住日军的凶猛进攻，甚至认为中国会亡国。斯诺与之发生了争论。卡尔逊不相信中共的领导人是像斯诺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不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以及边区的人民有那么高昂的士气，更怀疑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中能发挥作用。他很想亲身去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但又担心会被中共“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斯诺向他担保，这不成问题。
斯诺通过中共驻上海的代表刘晓向毛泽东发一封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欢迎卡尔逊去延安。与此同时，卡尔逊也征得他的上司亚内尔海军上将的批准，开始他的敌后根据地之行。
12月5日，当卡尔逊到达西安时，毛泽东亲自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斯诺介绍之美国军事专家，可即赴前方，不必来延安，以省周折。
12月9日，当毛泽东得知卡尔逊坚持要到刚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考察，而八路军前线总部的同志因害怕他路经日寇占领区不安全故不同意时，又亲自致电朱德总司令，批准卡尔逊去晋察冀的请求，请朱德派可靠的队伍送他，严密保护，以防出现危险。朱德派陈锡联率部护送卡尔逊安全抵达晋察冀。
卡尔逊的这次考察采访，历时51天。
1938年5月8日，卡尔逊再度赴敌后，先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与之长谈。然后，卡尔逊又到华北前线采访。在这两次旅程中，卡尔逊会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和几乎所有在华北的八路军将领，集中探讨和实地考察了八路军实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政治工作，全面调查了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政、群众工作、统战政策、经济政策等。
亲历了与八路军战士一起行军、战斗和生活的卡尔逊，眼界大开。他找到了中国人民中一支新生的强有力的抗日力量。卡尔逊决定为八路军争取援助，他除了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报告外，他还向大后方他所见到的一切外国朋友和新闻记者宣传，并两次面见蒋介石，阐明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高度赞扬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功绩，请求蒋介石供给八路军武器和药品。
卡尔逊的言行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当时美国尚未与日本交战）和美国右翼势力的干涉。为了便于更好地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援和同情，敦促政府早日放弃对日绥靖政策，卡尔逊毅然辞去军职，回国从事新闻写作。他撰写了《中国的双星》等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著。
卡尔逊的论著和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他由此进一步印证了他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获得的对中共的好感。
斯诺掀起的中国红区探访热，前后分为两个阶段。1935年7月至1937年7月为第一阶段，以斯诺为代表的六批十人次国际友人的苏区之行，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揭开了中国苏区的奥秘，实现了外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结果导致了一场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运动。这对于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39年9月斯诺的第二次红区之行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有20多批近百人次的国际友人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他们不再局限于一般的采访和新闻宣传，有的还直接拿起了枪与中国人民一同去斗争，像汉斯·希伯、白求恩、柯棣华等还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动大大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只是到1939年9月斯诺再到陕甘宁之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高涨，外国友人的红区探访热才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