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得好坏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
政党既是冲突的力量，也是整合的工具。这两种功能虽因政党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社会整合功能的特殊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对于执政党自身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什么性质、什么国家的政党，在它成为执政党以后，都必须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执政党，它的执政生命也必然是异常短暂的。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被称为安全和秩序的职能，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职能被称为建设的职能。在现实中，安全和秩序的维持，客观上需要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观念相对单一，需要社会稳定统一。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则不然，它客观上需要社会分化和社会竞争，并通过利益驱动机制、社会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产生社会效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执政党所担负的这两种职能具有明显的对立性。如果这种对立和冲突处理得不好，执政党也就难以顺利执政、长久执政。社会整合功能是实现执政党两者职能对立统一、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自身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执政党一方面维持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异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有效地维持了社会和谐、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68]
建国初期，中国的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功能上实现由革命取向型向建设取向型转变，由局部整合向全局整合转变。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与执政前相比，更加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分歧，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与社会良性运行。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全国范围内制定政策、领导立法、组织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责，因此，它完全有可能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对社会上各自独立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等进行整理、组合、统筹、调适，通过利益协调、制度规范、权利整合、价值整合等方式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并且坚持经济发展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民主平等原则、稳定有序原则、融合包容原则、统筹兼顾原则等。
在利益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在保证效率居于优先地位的同时，兼顾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的协调，以避免出现利益差距的过大。如重视弱势群体利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功能就是在社会成员丧失或中断劳动能力以及遭受各种风险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时，他们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
在权利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主体的权利认同和界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健全畅通有效的权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党内外民主监督，推进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等。
在价值整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宽容性的社会政治文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价值目标社会化，在广大社会成员中形成对执政党普遍的社会认同。
整体而言，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切实尊重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有效满足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推进对旧思想的改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整合、权利整合和价值整合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实践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经历了因重视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而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因忽视社会整合功能而遭遇挫折。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形势，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毕竟已经是执政党，掌握着阶级斗争的主动权，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反动势力及其残余力量基本肃清，少量残存的阶级敌人已不构成社会主要矛盾。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建国后我们曾经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把许多非阶级敌人和非对抗矛盾视作阶级敌人和对抗矛盾，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过度发挥着“斗争工具”的功能。
以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为例，我们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批判过程中片面强调思想意识对阶级属性的决定作用。从理论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阶级属性，思想观念仅仅是判断阶级属性的标志之一。然而，我们却把思想意识作为判断阶级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殊不知，思想意识的影响因素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不必然决定其阶级属性，执政党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变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否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到“胡风案”，每次批判运动都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将学术上的论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虽然这样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民思想，但将政治标准作为判断思想文化的唯一标准，导致学术研究停滞不前，思想也得不到解决。正如列宁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69]然而，中国共产党发挥价值整合功能时，如果缺乏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人们就容易在狂热中违反秩序，违背规律，作出过度行为，而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由于思想单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加之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人们也易被领袖的错误所误导，被阴谋家利用。“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破坏作用，与一部分人思想的狂热是分不开的。
比如，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的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使得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和进步，而是一场错误的、失败的社会整合。“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大乱”达到“大治”，实现新一轮的社会整合，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却脱离了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可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社会整合功能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式的极端社会整合方式，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仅使我国付出了牺牲社会发展效率的沉重代价，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失去了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且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苦、单调的状态，社会力量自主空间遭到压制，极大伤害了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情，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它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提供了深刻教训。
正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等问题作了深刻总结。而此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九以上，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了广阔前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了科学发挥和有效实施。
实践表明，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得越好，其地位就越能得到加强和巩固；反之，则会下降，遭到削弱。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实践的又一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
第二节国外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经验与启示
政党固然各有特点，但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在不少方面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实践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的参照和借鉴，不仅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提高执政党利益协调的巧妙性
利益总是被一定社会关系所支配，是一切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据。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70]即使思想活动也是如此，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由此可见，人类进行各种实践活动均源于利益，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力量之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各种需要的总和，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要想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承认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所有权，保护他们正当的利益要求。然而，私人利益的合法化又必然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均，出现利益分化和社会的多层化。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革，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必须从全局高度出发，以各种利益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增强执政党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努力缩小地位差别，特别是注意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在这方面，国外执政党成功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瑞典国内的社会利益分化相当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面对这种局面，社会民主党推行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在保持生产发展的前提下，以税收为杠杆，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企业征收比较高的税收，通过社会利益二次分配的形式，给予广大社会成员以高福利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减少贫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维护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和谐。另外，社会民主党还非常注意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该党给国内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强调社会就业，扩大政治参与，采用“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把广大的工人吸收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过程当中，发展经济民主，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和责任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总之，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使瑞典社会民主党既赢得了有产者阶层的拥护，又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有效地改善了国内劳资双方的关系。
比如日本自民党。一直以来，日本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而日本自民党通过“利益还原”，有效地支配、左右和影响了利益相关的地区。所谓“利益还原”，就是自民党政府对与其关系密切的地区、行业和选民予以利益回报，包括地区开发项目及投资、公共事业经费和政府补助等名目，是自民党用以确保选举地盘、诱导选民支持的有效途径。“利益还原”的渠道是中央、县、市和村公共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的官僚体系。自民党议员及政府官员是这一“利益还原”机制的中介，财界也是“利益还原”的受益者，自民党政权及其政策导向为财界利润的实现提供了诸多方便和保证。财界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前景则向自民党及其各派别提供政治资金。这样，财界成了自民党殷实的金库，农村成了自民党稳定的“票田”。此外，日本的政调会是协调自民党党内利益、整合社会利益的重要机构。自民党议员往往是多重利益的代表，同时参加不同的部会审议，就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其利益和需求。自民党指导日本现代化所依赖的中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都有极强的倾向性，它们明显地倾向于特定的阶级、阶层、地区和行业。自民党广泛运用并服务于这些阶级、阶层、地区和行业的利益，深受支持与欢迎，特别是财政上以及选举中的拥护与支持。因此，自民党政治资源不断积累、日益雄厚，成为该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