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新
公元1965年，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竹溪县第一中学。因为父亲早已成了右派，回乡改造，只剩母亲一人工作，为了每月节省两块钱的开支，母亲把我从县城一中转学到丰溪三中。这等于让我放着状元不当而当探花，像这样的事在当时实属稀罕，父母有钱有势的孩子只会通过各种关系，从考取的三中转到一中，反过来的学生和他的家长莫非是两个傻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到三中就成了该校的名人，班主任胡家新老师向全班同学一介绍完我的情况，满教室立刻就是一阵不小的骚动。
胡家新老师是全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语文老师。这个唯一的老师分到我们初一班，成就了我们此生中一年半的缘分。他的音质非常美，明亮圆润而富有弹性，那年新生第一次见面，班上举行了一项欢庆仪式，胡老师他耸起肩膀，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演唱了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我当时觉得他完全具备歌唱家的天赋。他用这副歌唱家的美嗓给我们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简直像在教室里安装了一只广播。但他讲普通话常常会遭到学生们的嘲讽，因为排名第三的丰溪三中是一所大山里的中学，连排名第一的县城一中老师也大都操本地的土语讲课，他胡家新老师真拿自己当一个北京人吗？于是学生们故意用变了形的声音，夸张地、别扭地、古怪地念出一些关键性的字词，模仿着他讲课的样子，讲出来让人哈哈大笑。胡老师在这方面好像有点儿糊涂，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了，他就用标准的普通话纠正学生们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这个词不应该那么念，而应该这么念，以后记住了啊？
他的好脾气决定了他的好皮肤。胡老师天生一张细皮嫩肉，不长胡子的脸，这张脸如果长在一个五官端正的女人的脖子上，那女人必是一个美娇娘。从教室窗户斜照进来的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摇摇晃晃地落在他的脸上，鱼鳞似的一亮一亮的，他就带着这一脸的鱼鳞在教室的通道里走着，走着，走过去又走过来，走过来又走过去，一边走一边用普通话朗读课文，一边还用眼角斜扫通道两岸的学生，满心希望捉住一个胆敢不好生听讲的。他这全办法其实并不高明，甚至还有一点儿幼稚可笑，因为世上两全其美的事情本来不多，他的眼睛看书的时候自然不能看人，看人的时候又自然不能看书，两样都看朗读的速度就放慢了，有时还会停顿下来。不好生听讲的学生从中得知胡老师将至，早就采取了应有的措施，眼睛飞速在书上寻找着读到的段落，做出一脸的虔诚，有的还假装用嘴皮随他一起默读。当然偶尔也有个别笨些的同学，不幸被悄悄潜到背后的胡老师捉个正着，胡老师就面有愠色地罚他站起来，回答目前已经读到了哪里，若是答不上来，就乖乖地站在那里，直到本次下课铃响。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上课看小说。为了对付胡老师的背后偷袭，我的防范手段比其他人都高明。我花八分钱买了一面椭圆形的小镜子，又花两分钱买了两只鱼形的小木夹，用小木夹夹住镜子的下端，成为一对八字形的脚，将它架在课桌的右侧，汽车司机的反光镜似的，目的是让他在监视我的时候，我也监视他。镜子里没有胡老师时我就放心大胆地读小说，一旦出现他那张细皮嫩肉不长胡子的脸，立刻把打开的课本天衣无缝地盖在小说上面。胡老师竟然没有发现我这一手，反而对我的创造发明很是欣赏，有一次他把一篇课文朗读到我的背后时正好读完，他就吐一口气，随手用两根指头捉起我的反光镜，用明亮圆润的普通话说，咦，像个企鹅似的，你倒是很聪明啊！我就望着他嘿嘿地笑，双手把课本捂得愈紧。
不过那时候我的学习在全班是最好的，从一进校就当学习委员，一直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胡老师喜欢打乒乓球，是三中教师乒乓球代表队的种子选手之一。而我是学生乒乓球队的选手，和他对阵我们互有输赢。他打球有一个绝招，叫做海底捞月，就是与对方打上几个回合之后，慢慢把身子退到远台，等着对方的长线进攻，看着一个扣球过来他要接不住了，想不到他的拍子在台子下面向上狠狠～旋，将即将落地的球奇迹般地高高捞起，一个弧线掉在对方的台子上，对方挥拍再扣杀时，那球在空中突然拐一个大弯，以为它向左它却向右，以为它向右它却向左，是左是右全凭他隐藏在台下的手腕的抖动。这一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有点儿类似于放高球，但比放高球刁钻，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研究推广，直到二十一世纪拉开序幕，世乒赛上的国际高手也没有这种打法。但他只怕我一个人，我研究出了一种专门对付他这球的办法，就是当他或左或右的高旋球落过来时，不等它弹上空中，测准它的落点把拍子预先支在那里，摆好一个斜度，球一过来就以极快的速度轻轻地挡过去，又低又短，落在对面离球网仅半拍远的台上，这一下退到远台的胡老师大惊失色，向前猛扑几步就停在了那里，因为发现那球他是根本接不着的。
胡老师带我们语文，带数学的老师叫马正成。马老师似乎与胡老师有些不睦，从他们上课时对学生的讲话可以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马老师有时候会在右半张脸上做出一个微妙的笑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自由得有点可笑的普通话说，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一元一次方程不需要普通话。这句开场白立刻博得了曾经嘲笑过胡老师的学生的拥护，教室里一时哄堂大笑，经久不息。胡老师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下一次上语文课时，一进教室就细皮嫩肉地笑了说，马老师不说普通话，是因为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我还是要用普通话给你们讲课。
马老师也打乒乓球，但他不是教师乒乓球队的。他的球风和胡老师截然相反，他喜欢大力扣杀，旨在将对方一拍杀死，尤其是在同学们都在观战的时候，他总爱做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无论对方打来一个什么样的球，他都是奋起一拍杀云，虽然他一拍一拍不是落在网上，就是杀出台外，他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往下杀着。胡老师的海底挥月，给了他充分表演的机会，球过来得又高又慢，他竟像世界冠军那样跳起身子往下猛扣，不料那球不是往左一弯，就是往右一拐，使他绝大多数沾不了球板，空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有一次因为用力过猛，落下地时一只脚没有站稳，只听得吧唧一响，一个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屁股在地上撞出很大的声音，手里的拍子凌空飞出，险些击中了胡老师的脸。观战的同学们笑也不敢，不笑又不行，就拼命地鼓着嘴巴不许出气。马老师知道丢了面子，通红着脸从地上爬起来，想用手摸摸摔疼的屁股，但他一看到站在两边的学生，已到中途的手犹豫了一下又缩回去了，嘴里忿忿地对胡老师说，你这个球不光明正大，你这个球不能作数的！
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年时，三中停课闹革命，老师和学生统统都没有了，满校都是身穿草绿色军装，胸挂毛泽东像章的红卫兵，从北京天安门串连回来的学生代表，返校后成立了各种名号的造反团，校园里整日一片批斗之声。我从三中转回一中，以为那里可以读书，谁知一中在造反上也比三中要高两级，不仅文斗，而且武打，一位姓宋的校长被打得从楼上往下跳，结果自杀未成摔断了一条腿，从此以后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红卫兵还不肯善罢干休，写大字报质问他跳楼为什么不脑袋朝下？其实事后我才听说，我走之后三中也开始武斗了，一位名叫陈新的右派老师腿也断了，不是和一中的宋校长一样跳楼摔断的，而是被他的学生用棒子生生打断的。
胡家新老师的命运没有陈新老师悲惨，但差一点儿也成了反革命。一次全校师生在篮球场上召开大会，庆祝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指示发表，一位姓齐的美术教师画了一张毛泽东像，高高地挂在球场中央的电线杆上，一根电线被风刮断了，正好垂在毛泽东的像前，鞭子似的在他老人家的脸上一抽一抽的，胡老师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用纯正的普通话大声喊道，毛主席脸上有一根黑线，赶快去把它给拔掉！几个红卫兵应声冲了上去。
庆祝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人群中大喊一声，胡家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师生是一条黑线，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胡家新！于是篮球场上立刻发出一阵怒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胡家新！胡老师细皮嫩肉的脸霎时变得死白，当场被几个大个子红卫兵押上台去批斗，直到他在台上高高地撅着屁股，用普通话向毛泽东低头认罪为止。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因为母亲突发了心肌梗塞，我从北京仓皇赶回老家十堰，在太和医院日夜守护病危中的母亲。这天正好是“七一”建党节，中午我去邮局寄了一个特快专递，回来时发现门口站着的一群人中，有一个的相貌极其熟悉，虽然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是胡家新老师。胡老师头戴一顶小盘的草帽，不像多数人那样把后沿卷起去把前沿压下来，他的一圈帽沿全都往上翻卷着，这使他的整张脸都显得非常明亮。时隔三十多年后，大约已有六十多岁的胡老师依然细皮嫩肉，胡子有了，却是很软弱的不多几根，我扑上去双手抓住了他，大笑着摇他说，胡老师您还认识我吗？
胡老师居然表现得很冷静，微笑着将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突然眼里闪出两点奇亮的光，握住我的手一时抖了起来，小声用普通话问，你是到北京去当了作家的那个彭兴国吧？
我回答他说，是呀，您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他就一下放高了声音说，我都听人说了，我为你感到骄傲哇！
我回忆着“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的年纪，问他说，您退了？
他说，都退好几年了。
我又问，听说您“文革”时也挨斗了？
他的嗓子越发大了起来说，你听说的是毛主席脸上有根黑线的事吧？
你知道那次是谁喊的打倒胡家新吗？
我问，谁？
他气愤道，教你们数学的马正成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他？
我说，哦。
站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走出一位青年催着他走，似乎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我赶快摸自己的裤兜，可惜里面没有名片，又向胡老师要．．他也没有。我就拉了他到医院的咨询窗口，向一位白衣白帽的小姐借了一支笔，从裤兜里掏出刚在邮局寄特快专递的收据，要他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胡老师的脸上再次浮起一丝愧意，他说，人家都是调到市里退的，我却是在县里退的，市里没有我的房子，我退了后住在女儿家里，我告诉你我女儿的电话好吗？
我说，好。
他就给我报了一个大女儿的电话，又报了一个二女儿的电话，接着还要报第三个女儿的电话时，想了想说，三女儿在武汉，我暂时不去她那里的。
我说，那我就不要她的电话了。
我把笔还给白衣白帽的小姐，拉着胡老师的手又从窗口来到门口，本意是把他送到那位催他快走的青年面前，但他走了几步却又站住，脊背靠在门边的石墙上不动了，两眼极严肃、极认真、极慎重地将我看着，然后压低声音问我说，你在北京工作，我问你一件事，下面的人都传说上面的一些大官，还有他们的子女搞了很多的钱，这是真的？
说了他的两眼又像刚才那样将我死死望着，好像是等我摇头，等我摆手，等我一口否定说，真是天方夜谭，哪有这样的事！但是我却立刻肯定了他的问题，我说，这是真的！
胡老师顿时紧张起来，浑身都在发抖，细皮嫩肉胡子不多的脸也红了，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生起我的气来，怨我答了他个措手不及，小孩子似的瞪大了眼睛，仍然坚持着说，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
我为他的吃惊而吃了一惊，不知道如何对他说起。这时候人群中的那位青年第二次来到他的面前，指着腕上的手表说是时间到了。胡老师像是没有听见，依然站着没动，还有些心有不甘的样子，我狠狠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您去吧，反正我有了您女儿的电话，我会打电话找您的！
马正成
马正成老师脸上的皮肤也不错，虽然比不上胡家新老师那样细嫩，却比他的颜色鲜艳，三月里的桃花似的泛着粉红，世上的男人很少有他那样的红色。他长胡子，却总是等它一出来就给刮了，嘴皮上常年一片斩尽杀绝的青灰，有时上面浮出几粒鲜红的血点，那是被刮破的。马老师蓄的是一个分头，长长的向右边倒过去，在黑板上用粉笔演算一元一次方程式时，他背对着全班同学，摆出一个骑马蹲裆式，身子略向右歪，为的是不让头发掉下去挡住自己的视线。但是它们还是要往下掉，这就害得他时常要把脑袋往后一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却看得见他，觉得这个老师真有些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