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伯父不是我的二伯。我的二伯叫彭代义，曾做过县城书店的店员，三十多岁就死了，留下一子三女，最大的一个不过十岁，最小的一个刚刚出生。那一年我们全家随着父亲进了南山，我也只有四岁多，对这个不幸早逝的二伯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
这个伯父是我保姆的丈夫，名叫彭少安，他与我们本不是一个家族，小的时候我在老院子的燕子楼上看过一本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家谱，上下二十几代没有少字的辈分。是因为保姆与我们亲如一家，我们兄弟姐妹就尊称他为伯父。直到保姆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此前我只听保姆在重病中呼喊过他的名字。
他的情况颇似我的大伯，解放前他曾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医，还从事过替人写状纸一类的自由职业，以后这便成了他的历史问题。因为他是城市人口，没有老家农村可以收留，就被流放到一个名叫沙洋农场的地方劳动教养，扔下他多病的妻子周建仙和年仅几岁小名叫做丑娃的独生儿子，在一座小县城里相依为命。
他的妻子就在那个时候成了我的保姆。我叫她为嬷嬷，叫她的儿子为丑娃哥哥，小时候我和我的嬷嬷，我和我的丑娃哥哥感情是非常深的，但我很久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历史反革命的伯父，嬷嬷和丑娃哥哥也从不对我提起。直到后来上了小学，发现嬷嬷～到每年的春末夏初，就托人买来一斤新鲜的茶叶，用一块纱布擦干铁锅里的油气，锅上再垫一层白皮纸，把买来的茶叶铺在上面用微火又烘焙一遍，倒在一张新的白皮纸上，白皮纸外又套一张草纸，然后卷成柱状，装进一个从医院熟人那里要来的装纱布的纸简，然后在纸筒外面裹上一层白色的纱布，用针线缝好，从邮政所里寄到遥远的沙洋农场。
保姆如此繁琐地做这一切，目的是这斤春茶寄给伯父的路上不会受潮，不会变味。从事这些步骤的时候一般我都守在保姆的身边，纱布上写着的跟我同姓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好奇，向嬷嬷追问那人是谁，方才知道是我的伯父。
再后来我的父亲成了右派，被押送到一个名叫襄北农场的地方劳动改造，而在沙洋农场劳教期满的伯父却转入了新人队，在管教人员的监督下为人看病，每月还可以拿到几十块钱的薪水，身份一跃而在我的父亲之上，此时我们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还在工作，已经无力支付保姆的工资，劝她回去，保姆死也不肯，说是奸贼当道忠臣落难，她更应该帮助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哺养成人，不仅不再要保姆费，反而把伯父每月寄她的钱拿出来，跟我们一起使用。
保姆饮憾而死的那个冬天，正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她在弥留之际一直呼唤着伯父的名字，但当伯父急如星火地奔回他阔别一十八年的小城，保姆却已经安静地躺在东城角一座小小的土坟里了。最终也没能见上结发妻子一面的伯父，趴在保姆的坟前碰头大哭，哭着喊着说他为人行了一辈子医，却没能给自己最亲的亲人治一次病，不知是人该死，还是天该死！
也正是在这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伯父发现他唯一的儿子，我的丑娃哥哥已经默默地长成了一个大人。
据说丑娃哥哥生下地时曾请人算过一命，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三代单传，早年失父，父回母丧。失父丧母的命运不可逆转，缺水的问题却可以在名字上做些修补，于是他的大名叫做润波，偏旁都是三点水的。在我长大以后，我就不再叫他丑娃哥哥，而改叫他润波哥哥了。
为了纪念茹苦含辛形同守寡的发妻，伯父找出保姆生前寄他的一张相片，要我画成一幅大像挂在墙上。那时小县城里没有画像的画师，丢失底版的相片相馆也没有放大术，他是听润波哥哥说的我会画画，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然而照片太小了，而且又黄又旧，我试着画了几次都没有画成。我觉得对不起伯父，也对不起保姆。
伯父这次还家，带回满满一箱线装本的医书，他希望自己的晚年继续从医，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也随他从医，他白天跟儿子一道出去拉沙卖钱，晚上回来教儿子攻读医书。然而也就在这个冬天，国家又颁布了城市人口下放的政策，他们父子二人所在的城关胜利街的街政府，把他们的名字填写在了下放人口的第一排。
我在县城一中读书的时候没在学校寄宿，而是住在保姆家里，保姆租的是城关胜利街紧挨着东城门的两间平房，房东姓李，在门口摆摊做着猪头肉和黄酒的生意。保姆死后我偶尔也去那里看望伯父和润波哥哥，他们那时已穷得用当天卖沙的钱来买米下锅。有一次我去看他们时，正遇上伯父晕倒在烈日下的河滩上，润波哥哥把他背回家来躺着，家里竟没有做饭的粮食。
那时的城市平民每人每月只有二十六斤口粮，平均一天八两多，粮分粗细二类，七成是粗，三成是细，细粮是白米白面，粗粮是玉米面以及各种杂豆，都在一个粮食本上记着，买一斤记一斤，盖一个红戳，买完就没有了。伯父和润波哥哥因为在河里拉沙，这点口粮远不够他们父子吃的，只好从卖沙的钱里拿出一些，去农村出高价买些粗粮。
只过了一天，我又到伯父家里去了，伯父看见我时，眼里分明露出一丝为难之色，润波哥哥刚刚说了一句“你怎么……”，我赶快把一只手从裤兜里拿了出来，我的手里捏着五张红红的东西，那是二十五斤全国粮票，我是给他们送粮票来的，有粮票可以不买高价粮。
这是我母亲寄给我的粮票，这年我刚上山下乡，在一座水库上拉车填坝，母亲怕我劳动量大吃不饱饭，就从她每月的口粮中省下一些，换成粮票为我救急。润波哥哥看见了我手里红红的东西，话没说完的嘴唇闭上了，脸上露出又惊又愧的表情，伯父则长长地叹了一声，看着我把五张红粮票塞进润波哥哥的手里。我没有在伯父家吃饭，给完粮票我就走了。
从这以后，我没再去过东城门内的那两间小平房了。
伯父和润波哥哥很快就被下放到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大山沟中，走的那天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汽车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下。跟随他们一道进山的还有润波哥哥刚娶的陈嫂子，以及陈嫂子的大伯大妈，他们陈家的出身同样不好，陈家大伯过去也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军官。下放的那地方是汇湾区法峪公社幸福大队第几生产队，父子二人就此成了地道的农民。彭陈两家自知力量薄弱，寡不敌众，害怕受到当地山民的欺负，就把两家并成一家，用街道发放的安家费买下三间盖在半山上的石瓦房子。这三间石瓦房子是生产队过去用来关牛的，现在他们就住在里面，男人上山开荒种包谷，女人在家喂猪喂鸡。
伯父的中医手艺很快派上了用场，那条山沟里的人以往看病要跑几十里山路，现在从城里来了一个会医的彭先生，望闻问切，把脉开方，实在给人带来了方便，于是就背着粮食上门求医，看好了病又另有重谢。一时间伯父受到的礼遇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时候，他不用上山种包谷也有饭吃了，名医彭先生的声望传遍了一条法峪河。
他们下放山里以后，有一年我又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去看望了’他们一次。那时他们的饭菜已经很充足了，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特意杀了一只公鸡。
下放的城市户口纷纷回城的那一年，伯父快六十岁了，与他家合住的陈氏夫妇先后死去，他完全可以把三间石瓦房子卖了，然后回到城里。然而他仍然死守异乡，原因不详，可能是跟当地称他名医的山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吧。
伯父不仅幼读医书，精于脉理，而且擅诗词，通音律，每逢年节以及寿诞之喜，必做诗数首，且唱且诵。我到北京工作以后，一日接到润波哥哥寄来的信，信中抄录了一首伯父的六十感怀，说是诗中有“南冠”一句他不得甚解，伯父深为失望，他特地寄来与我切磋。我觉得伯父是将流放异地十八年不得回乡的自己，比做北宋覆亡后被掳五国城的钦徽二帝，便学着唱和了一首，意思是说那个蒙冤受辱的时代已告结束，劝他晚年好好做个扁鹊。
不料伯父大加赞赏道，终于有人懂得我的诗了，终于有人懂得我的诗了！
他坚决要我把这两首诗写出来挂在墙上，我因没有一笔好的书法，最终请一位书法家朋友代为写了，裱好寄给润波哥哥。
伯父死后，同陈氏夫妇一起葬在那个名叫法峪的大山之中。他和东城门外一丘荒冢下的保姆夫妻一场，生没能在一起，死也没能在一起。
润波哥哥在伯父死后几年，才听我们劝说回到城里，租房住着做一些小的生意。别的生意人家堂屋里都供着手持大刀的关云长，或者头戴金冠的赵公明，以求财神保佑，香烟袅袅，财气氤氲，他却了为怀念死去的父亲，把我与伯父唱和的两首诗挂在墙上，南来北往的客户看了都说，你家财气不是很旺，文气倒是很足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