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的彭先生我的祖父膝下四子，最有学问的应数我的大伯。依彭氏家谱，忠良学友昌，世代兴家邦，父亲这一辈应是“代”字辈的，因此大伯名代礼，二伯名代义，老三是我父亲，按理说他的名字应叫代仁才对，可是受尽当地甘氏大族欺负的祖父，忽然发现了一条真理，人仅有礼义仁智信是不管用的，还得有一把子力气，威武猛烈，最好还像他一样会点武功才好。祖父曾生擒豹子，力敌数人，他的儿子至少得青胜于蓝，于是便为父亲命名代魁，为四叔命名代胜。
大伯作为彭氏长子，后来在旧学任教兼做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的时候，却用了至行的代号，这名字令我疑惑至今。至者到也，行者走也，他究竟是想悬崖勒马还是想继续前进，是想一心教书还是想从党从政，这是个谜。也许正当他犹豫徘徊，进退维谷之时，新中国解放了，他被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劳动改造三十年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平反昭雪，恢复教职，原因是他早先追随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担任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重返教坛之后，他曾在一所邻近的学校讲过几次数学，但学生们都不好好听讲，还有的在下面指着他说，他不是那个历史反革命彭至行吗？
他是很想教书的，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教书，但他实在教不下去，就只好不教了。
不久他就得了大病，一病不起，终至辞世。此前的三十年中他都没有得过大病，或许他早已经重疾在身，只是无从察觉而已，可能那个时代不许他病，只许他劳动改造。
平反后他只拿了几个月的工资，从而给国家省了不少的钱。
在他漫长的劳动改造期间，生产队的社员并没有叫他历史反革命彭至行，而都叫他彭先生，一任一任的生产队长都从不给他安排重活．要么看境，像在边境线上巡逻的战士一样，不让贼人偷窃玉米一类的庄稼，要么刮坎，手握一张半月形的薅锄将长在田坎上的杂草清除干净。这使公社干部无数次地大光其火，批评生产队长和队员群众没有阶级觉悟。但批是批，彭先生还是只干轻活，不干重活。
在全生产队几百个劳动力中，大伯的出勤率：是最高的，除了大年三十初一，春秋四季，下雨飞雪，他几乎全都在地里干活。那一张半月形的薅锄是他唯一和永远的武器，他把它磨得像老剃头匠手里的剃刀一样锋利，以便保证他把蓬头散发的田坎剃个净光。在刮坎除草的漫长岁月里，他研究出了一个如何打磨锄口的绝招，每晚收工之后，坐在月亮下面．，对着锄口呸地吐泡唾沫，然后用一块瓦片在上面来回擦动，不一会儿锄口就磨得雪亮，锋利如一把剃头的刀子了。
不知道他以唾沫磨锄，其亮如雪，其利如刀是个什么原理。
大伯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教五经四书，子日书云。父亲从小就不是个好学生，调皮捣蛋，胡作非为，大伯视他为害群之马，不严加惩戒何以能正学风？遂命两名力大无穷的学生将他放倒在一条硬木凳子上，一人按其头，一人按其脚，大伯则亲持教鞭，将他同胞兄弟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然而尽管这样发狠地打，解放以后党组织即将任命父亲做第一任县公安局局长时，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国民党哥哥的缘故而撤销了此议。
相信大伯是一位书法家，始于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一次课堂上的演讲，此前曾听父亲多次宣扬，我都认为他是吹牛。老师名肖远成，是我大伯解放后教过的学生，他为全班同学每人写一张大字，吩咐各自夹在大字本的薄7纸下面，照着纸上透出的字样，每日写张大字交他批阅。全班谁都领了他的字模，唯我没有，追着去要，肖老师说，你的回家让你大伯写吧，我的字是没法跟他比的！
从此我才开始注意大伯的字。我注意到方圆几十里但凡有婚丧嫁娶的事，尤其是年关将至，大伯的业务就来了。他把一扇门板从门框上卸下来，平放在两条长凳子（我怀疑这长凳是父亲爬着挨过打的）上，挽袖站桩，洗笔磨墨，用一把快刀将红纸裁成五尺长短，六寸宽窄，提笔蘸墨，运腕挥毫，着一人站在对面，双手捏住红纸上端两角，每写一字，将红纸轻轻上移数寸，一联写毕，双手换捏在红纸的上下两端，将墨迹未干的对联平铺在地上。
我喜欢看他写字时的脸，甚于看他写在对联上的字。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极严肃，极神圣的，这一刻他真是忘乎所以，忘了自己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一个用锋利的薅锄清除田坎上杂草的老农，他竟一变而成了一个艺术家，彻底陶醉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
每年从腊月二十四日清晨，至大年三十晌午，他都要坐在一个名叫蒋堰的小镇上，出售自己写在红纸上的书法作品。小镇上卖春节对联的除了他，还有一个号称书法家的凌某，凌书法家的对联一天卖不出去几副，大伯的对联却早早就没有了，人们还等着要买他的，逼得他临时买纸，现给人写。凌书法家就向大伯提出一个建议，说是为了扩大声势不妨珠联璧合，两人将对联放在一起来卖。然而珠联璧合之后，凌书法家的营业额虽比同期有了上升，但真正识货的人还是挑着买大伯的对联。
大伯写了三十年的对联，从来没有自己编过一副。他的对联上的文字全都是从书报上面抄录下来的，明知道有些对文既不对偶，也缺文采，无非是两句长短差不多的革命口号，他也每字照搬，不仅照搬，而且还把照搬的原件保存好，防止有人认为里面有政治问题，来追查的时候他好有个凭证。
其实大伯过去做教书先生，赏析对联是他的一绝，起句落脚，平仄对仗，常以明朝大学士解缙为例，讲他在“门对干竿竹，家藏万卷书”一联上的即兴添减字数，号召学生模仿并创造之。小时候我听他讲过解学士的出口成诗，那都是一些妙趣横生的句子，每每忆起，难以忘怀。
我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他却一心想为彭家推出一位书界新人，有人请他在红纸上写几个字，代替门神贴在门上，他就倒一个手让给我写，见人双手捧字赞不绝口，他高兴得眼泪都笑了出来，对人亮出我这张底牌说，哈，这是我的侄儿兴国写的！
我十八岁的那年家里盖房，在大伯的怂恿之下，立门时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用现在的话说，那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与大伯不同，对文偏偏是自撰的。大伯与人一道站在门前，一颗脑袋偏来偏去地欣赏，听得一个读过书的人说字虽写得不错，上联中“已然”二字却应改为“依然”才好，大伯就以权威的资格站出来发言，说是不对，“依然”是指仍同此前，而“已然”则是一个转折，唯此二字最见深意，好。
大伯共有三子一女，惜乎没有一个继承他的书法，甚至百分之五十连人都没有长大，余下两个：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长子兴顺，恰恰不顺，死于突发的癫痫病，大伯闻之顿足长哭；次子兴强，命更不强，上山砍柴从悬岩上摔下来，大伯猝见儿子的尸骨，这次只喊了一声我的强娃子呀，人便成了一段木头，仅剩的一儿一女以为他也活不成了，不料片刻过后他却活了过来，喉咙里又喊了一声道，与其跟了我受活罪，倒不如死了的好！
强娃子小学还没读完．．就回家帮大伯做活，从每天四分工做起，死的那年已经升到六分工了。受大伯讲大学士解缙的故事影响，他能出口成诗，不假思索，开始是他看见什么编什么，后来有人不信，说他是提前编好了的，就出题让他来编，结果他临场发挥编得更好，七字成句，押韵合辙，而且幽默滑稽，逗得大人小孩哈哈大笑。
他死的那年冬天，“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有人怀疑他在山上跟一个公社干部的儿子争砍一根干柴，被公社干部的儿子推下悬岩的。但是历史反革命的大伯不敢调查凶手，他担心一调查，他和他仅剩的一儿一女也会被人推下悬岩。
强娃子被抬回来的那天我也在现场，我看见大伯从口中发出这一声嘶喊时，整个面部没有一点表情，两只眼里也没有一滴泪水。他的脸像一段年久经霜早已枯死的树皮，眼珠白而无光，一转不转。这是一座悲绝的雕像，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见过第二座这样悲绝的父亲的雕像。
而在十年之后，他本人却死得异常安详。
就在那次他自知道得了不治之症，有一天听说我回老院子了，他手里拄着一根木棍，大弯着腰笃笃地走来，见了我他出口就说，兴国呀，我要死了！
我不知怎么安慰他说，大伯您不要胡思乱想，您的好日子才开了个头！
他口气更加肯定地说，不，我真的是要死了！
他的眼睛告诉着我，他在死前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可是我绝不相信他要死了，我故意地笑着打岔，故意地说些别的，结果那一天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成。
果然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他死的时候我正在省城，因此我还是没能知道他想对我说些什么。
对于我们双方，这无疑都成了一个遗憾。如果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得抓紧让他留下遗言，同时我还得问他，他那“至行”二字的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