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长期的“从事”实践中，由百工所使用的规、矩、绳、悬、水这些具体的“法”加以抽象，上升为做事的标准、模型、原则，进而再加以抽象概括，使法达到更抽象的、也是更高的层次，成为人们思维过程中“立辞”，即作出的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原则。这其中的逻辑意义、即在名辩学发展中的意义是巨大的。当然墨子提出的具体标准：三表（法）有其局限性，第二表经验主义的倾向明显，这不能不降低理性思维的重要性，第三表虽有实践检验的思想在内，但墨子不可能了解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从根本上说不可能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墨子提出的类、故、法等范畴，经过后期墨家的继承最终发展成为“故、理、类三物必具然后辞以生”的纯名辩理论。
墨子名辩贡献的第三个方面是多种推理形式的运用。
我们知道后期墨家总结概括出或、假、效、譬、侔、援、推等多种推理形式。这些推理形式的提出，其首要的条件就是《墨子》一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具体推理，为后期墨家的理论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墨子》一书中主要内容均是以墨子与论敌对辩的形式出现的。所谓论敌包括其他学派的人物，当然也包括墨子的朋友与弟子。这些材料中，“是犹”、“譬之”、“譬犹”等字样举不胜举，触目可见。这些字样是个重要标志，它说明墨子又在那里打比方，进行譬喻推论。
例如：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
以治病喻治国。运用譬喻推理，说明治国也应像治病找出病因一样，找出国之乱自何出。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正是在这些生动的推理应用的刺激下，后期墨家将其概括为譬式推论，定义为： 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譬式推论中所举他物往往浅显、形象、鲜明、生动，而所揭示的道理又能使人认识本质，从而达到以小明大，喻深以浅、喻难以易的目的。再举一例：公孟子说：“无鬼神。”又说：“君子必学祭礼。”墨子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ga读音古）也。
这段话中所包括的推理与后期墨家所概括出的推式推论可谓丝丝入扣。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其思维过程是：给论敌一个与论敌所承认的命题同类，但论敌所不能承认的命题，使论敌陷入矛盾，从而达到推翻论敌所承认的命题的目的。
类似的推理应用的例子还很多，不一一列举。这应当说是墨子的名辩贡献之一。
墨子对多种推理形式的应用达到娴熟的程度，折服众多论敌，难怪他敢于宣称：论敌“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其自信、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三、后期墨家创立的辩学体系
墨子死后，墨家的后学分裂为三派。他们虽然互有歧见，“相谓别墨”，但仍在不倦地研究名辩理论，对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的理论成果加以继承与发展自不必说，作为活跃于战国中、晚期的后期墨家们对先于他们的儒家、名家等各家的名辩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经过他们的理论创造，建立了中国古代名辩学中的辩学体系，使中国古代名辩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我们知道，西方传统逻辑的内容包括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的研究；思维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研究。其中，思维形式的研究，又以推理为中心。整个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三部分又必须受思维规律的制约，即思维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规范着人们的正确思维。学习传统逻辑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知识正确地论证自己的思想，反驳他人的错误思想，为人们的正确思维提供一个必要的工具。传统逻辑作为求真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如何正确去想，而不去研究想什么。
后期墨家所创立的辩学包括哪些内容？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它是否能自成体系？下面我们就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叙述《墨辩》六篇中的辩学体系时，我们将提纲挈领地加以简单介绍。这里仅是为了说明先秦名辩学发生、发展及建立的历史过程，即从纵的方向叙述。后文将从横的方面，分问题将名辩学具体内容详细讨论，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墨家后学们创立的辩学，首先科学地回答了、当然是从名辩即逻辑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辩”，辩的目的、作用；其次，科学地讨论了“名”、“辞”、“说”等思维形式，包括它们的本质、作用、分类、关系及谬误等；此外，对于思维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唯乎其彼此”、“通意后对”、“不可相非”、“争彼”必有当等论辩原则也有精当的论述。
1.“辩，争彼也”
社会经济及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我国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尖锐激烈。这种政治、经济的变革不能不在思想领域引起激烈的斗争。出身不同，代表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思想家或学派都企图建立一套新的学说以干预社会生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形势。
思想家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并且想战胜异己，使异己者得明其故，就一定要大辩、特辩。因而，辩诘之风盛行。思想家们竞相“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纷纷扬扬，攻讦辩难，各显神通。老子说“大辩若讷”、“善者不辩”；庄子善辩，却力主“无辩”，发了一通“使我与若（你）辩”的滔滔宏论。并给后人留下了与惠施的“濠梁之辩”等脍炙人口的华章。惠施、公孙龙自不必说，是善辩人中的佼佼者，在当时并称“辩者之囿（尤）”孟轲是个雄辩之人，却声称“予岂好辩哉？予不碍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辩风之炽烈。在如此频繁而激烈的辩论中，为要胜人之口，更要服人之心，就不能不引起对“辩”本身规律的研究。
大家都谈辩，但究竟什么是辩？后期墨家之前从未有人从名辩即逻辑的角度给辩下过定义，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后期墨家的肩上。《墨子·经上》指出：辩，争彼也。辨胜，当也。
“彼”字是后期墨家所创立的一个术语。意为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所以，辩，就是对一对矛盾命题的争论。
辩的胜利者，就是所持命题符合实际的人。这样解释根据何在？《墨子·经说上》对此条经文的解说是：
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针对同一客观对象，有人断定是牛，有人断定不是牛（是非牛），这两个判断不能都正确。不能都正确，一定有不正确的，不正确的情况，比如这个客观对象是犬。那么，断定其是牛的“不当”，断定其不是牛的则“当”。显然，“这个动物是牛”与“这个动物不是牛”，二者的关系是矛盾关系。
后期墨家从其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事物有它的客观性质，人类可以得到真理的认识。“辩”就是认识真理、鉴别谬误的方法与工具。对一对矛盾命题的争论，真理只有一个，双方不能都正确，必定有一个不正确。究竟谁胜谁负取决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现实。符合客观实际的就当、就胜，反之则不当、就负。一个命题正确与否不凭主观的愿望，而要以主观认识是否与客观相符为依归。
“辩”就其内容来说是双方争论的一对矛盾命题，其归结则在于对真理的认识。因而“辩”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辩”的性质是关于真理的问题。这点与逻辑相一致，因为逻辑即是关于真理的问题。
从以上“辩”的定义可以看出，“辩”已不是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之辩，而是辩的一般，即暂时撇开具体内容的论辩思维过程。而这恰恰体现了逻辑以思维形式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显著特征。
“辩”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有哪些具体作用呢？
《墨子·小取》中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分为六个方面：夫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辩的任务在于明确是与非的界限，审察治与乱的规律，弄清同与异的所在，考察名与实的原理，判别利害，解决疑惑。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是辩的最直接的目标，这是从认识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任何具体内容的辩都离不开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这三个最基本、最直接的目的。
要做到这三点都离不开名（概念）、辞（判断）、说（推论）这些思维形式及具体逻辑方法，这些都是具体的名辩思维的理论问题，直接体现了“辩”作为一种求真的工具的作用。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是辩的基本目的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所以，这三点可说是名辩理论的应用。
小则处利害、决嫌疑，大则审治乱、治国安邦。从实践的角度看，后面三条即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是辩的更重要的目的。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归根结底是为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服务的。至少在先秦名辩思想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辩”是用来为自己学派的政治理想作论证的。
后期墨家所创立的辩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墨子·小取》中提出了“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的论辩原则。我们知道，人的思维逻辑是以客观事物的逻辑为基础的，没有客观事物的规律，就没有主观思维的逻辑。而客观事物不是别的，就是存在于我们思维之外的自然的一切，就是《墨子·小取》所说“万物之然”。万物之然是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之然不仅是指其呈现的自然状态，而且包括其“所以然”。万物之然有它的一定的表现形式；其“所以然”又有其一定的变化发展规律。对这些形式与规律，人们只有不断地去探索、如实地反映到意识中来，然后才能获得关于外界的知识。
“摹略”就是简明扼要地摹拟，意为反映。“摹略万物之然”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加以摹拟（概括、抽象）、反映，这是主观思维的理性活动。作为辩的原则之一，无疑说明了墨家逻辑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
“论求群言之比”是说在“摹略万物之然”的基础上，把对客观对象“之然”（形式）、“之所以然”（规律）的摹写、反映在思维中形成的名、辞、说用语言（声音）或符号（文字）表示出来，详加比较研究。这包括如何用语词准确地表达概念，用恰当的语句表达判断。用什么语句形式来恰当地表述事物间的逻辑联系，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规律等，这里有语言学问题，但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名辩学即古代逻辑学研究的对象。
“摹略万物之然”与“论求群言之比”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后者，理论思维就不可能产生、成长、壮大。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归宿。有了“摹略万物之然”这个基础，人的思维再要前进，使思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不对思维本身的形式及规律进行研究。
对“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作这样的分析与理解是有根据的。《墨子·小取》篇中正是紧接这句话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等思维的形式、规律等问题，然后分析了辞的各种形式、说的各种形式，以及在运用这些具体形式时可能产生的谬误等理论概括，并举出正确应用及错误地使用这些形式的例证等。下面将依次介绍。
2.“以名举实”
墨家的“辩”是个推理论证的过程。为保证推论正确，所立之论题不被推翻，首先要“立名”，即确定或明确概念。《墨辩》中对名的本质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墨家认为“实”是客观存在，名是实的反映。用《墨辩》的话来说就是“以名举实”。所谓“举”意为反映。因为《墨子·经上》说“举，拟实也”。“以名举实”就是用概念反映实。这里将名译成了概念。概念这种思维形式反映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它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要通过声音（语言）与符号（文字）表达出来。
《墨辩》说：言，出举也。言由名致也。
人们口部的讲说，就是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表达出来。
言要通过语词来实现。可见，名在“以名举实”中意为概念，名在“言由名致也”中意为语词。这说明“名”在先秦一身二任，从“拟实”的意义看是概念，从“出举”的意义看是语词。所以，名既是概念又是表达概念的语词。
当时还没有形成“概念”这个概念。但在《墨辩》中，这两个含义是否混淆不清呢？不是。
《墨辩》中很清楚地分析了不同语词表达同一概念以及同一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问题。例如《墨子·经说上》将“重同”定义为“二名一实”。这里的“名”显然指的是语词，意为两个语词所指是同一个客观对象。“二名”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如《墨子·经下》举例：狗与犬即为“二名一实”的“重同”。这是不同语词表达同一概念的情况。
下面看同一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例子。《墨子·经上》说“且”这个语词表达的是事物状态，“且，言然也”。但“且”这同一语词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会表达不同的概念。某事物发生之前的情况，如《墨子·小取》：且读书，非读书也。且入井，非入井也。
将要读书，还不是在读书。将要下井，还不是已下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