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挂念着格林瓦尔德别墅的学校和那40张小床。造化弄人。如果我早点遇到克雷格，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别墅，也不会有什么学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我就不会再去建学校。可是现在我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那也只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梦见身着发光长袍的埃伦·特里出现在我面前，正像她在《伊摩坚尼亚》中的打扮一样，她牵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用她特有美好声音对我说：“伊莎朵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她的到来，将给我带来欢乐和忧伤，生和死，带来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圣的使命充满我全身。我继续在舞台上跳舞，在学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弥翁相爱。
春天来了，我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年轻女人黑黑的卷发上都罩着一顶学生帽，令我惊异不已，而且，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行走，脸上满是幸福。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之所以参加这次巡回演出，是因为我的积蓄快花光了，无力再支撑学校。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送我回宾馆，她们看到我很兴奋，一路上又蹦又跳。我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可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体操的支持者。在我看来，瑞典的体操运动似乎是以静止不动的身体作为对象的，并没考虑到人体的能动性；而且它把肌肉发达作为一种目的，认为肌肉仅仅是机体的框架，未曾认识到它是从不停息的生长的源泉。瑞典体操是一套错误的身体素质教育体制，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把它当成充满了能量的能动体。
在斯德哥尔摩，我邀请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来看我的舞蹈，我很景仰他。我给他在舞台上预留了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来。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水路回到了德国。在船上我大病一场，不想再做巡演了，这时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见任何人。
6月，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学校，突然特别想去海边。我首先去了荷兰的海牙，然后从那儿去了北海边上一个叫诺德威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租了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它的名字叫“玛利亚”。
对于生孩子，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以为生产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住的这幢别墅，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一百英里远。我又请了一位乡村医生。我无知地以为这位乡村医生经常给人接生，所以我还算比较满意。现在想来，她也只适合给农妇接生。
从诺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约有3千米的路程。在这里，我完全是独自生活。每天我都从诺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后走回来。我一直渴望亲近大海，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过着与世隔绝的桃源般的生活。在玛利亚别墅，我从6月一直住到8月。
同时，我同伊丽莎白频繁通信，她在我外出期间代我负责格林瓦尔德的学校。7月，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各种教学计划，还创编了包含500条内容的一套练习，这些练习会引导学生从最简单的舞蹈动作学起，一直到最复杂的。我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林瓦尔德学校学习，她来别墅陪我住了3周，常常在海边跳舞。
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愿安宁，总是来去匆匆。可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我现在已有了孩子，她现在越来越能折腾。我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软了，脆弱了，延伸了，变形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神经越健全，大脑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这是大自然对人的可怕的报复。痛苦之余也有喜悦。我每天往返于诺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间的沙滩上，一边是波涛汹涌茫茫无际的大海，一边是高低起伏静谧荒凉的沙丘，风景并不悦人。海滩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风吹着，暴风来的时候，玛利亚别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风雨中飘摇。
我开始害怕与人接触。人们总爱窃窃私语，不懂得尊重孕妇。我曾看到一个独自沿街行走的孕妇，路人不但不尊重她，反而将她当做笑柄。
除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拒绝见任何来访之人。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我，给我带来书籍和杂志，还给我讲最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动态。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很崇敬她。他做事有条不紊，定期来看我，风雨无阻。除了他，我与大海为伴，只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能帮我排遣忧愁。那孩子在我腹中蠢蠢欲动了。
在海边散步时，我心情不定。有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为这个小生命而自豪；有时又因为满天的阴霾和汹涌的波涛弄得心情沉重，想象自己像一头困兽，拼命想逃出牢笼，可是又无法逃脱。我总是竭力去避免这种状态。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还是时时袭来，让我无法摆脱。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离我越来越远，母亲、克雷格都是如此。我对艺术的思考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时间如此的漫长难耐，就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阅我的人生历程，童年时光、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漫游、在艺术世界中寻宝，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遥远的序幕，只为静待我的孩子的出生。这是随便一个农妇都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所有远大抱负的最终指向！
母亲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这都是因为她荒谬的偏见，她认为应该先结婚再生子。可她也曾结过婚，后来发现婚姻难以忍受，又同她的丈夫离了婚，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进那个曾让她饱受创伤的陷阱呢？我一直反对婚姻，坚信婚姻是一种荒谬的、使人沦为奴隶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对艺术家）导致男女双方走向离婚的法庭和庸俗无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观点，那么就翻阅一下艺术家离婚的记录，以及最近十年美国报纸登载的离婚丑闻吧！虽然如此，我认为亲爱的公众还是热爱他们的艺术家，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8月，我请了一位看护，她叫玛丽·奇斯特，我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她善良、耐心而细致。她的到来让我感到欣慰。我开始感到害怕，便安慰自己女人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可这种想法丝毫不起作用。我的祖母生过8个孩子，母亲也生过4个孩子，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害怕，究竟在怕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8月渐远，9月到来了。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重，玛利亚别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将近一百级台阶。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时一想起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强烈的懊悔感就会猛然袭来。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体内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后在里面翻一个身。于是，我又喜上眉梢了，并且会想：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中的欢乐和奇迹的反应。
我原本漂亮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臃肿，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乳房不再小巧结实，而是变得又大又软还下垂；灵巧的双脚变得笨拙，脚踝也肿了起来；我的臀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的美丽身躯，以及我以往的抱负及美誉都离我远去，为此我痛苦而纠结。孕育一个生命对我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可是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所有这些痛苦就烟消云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在孤独中盼望黎明，常常辗转反侧，坐卧难安。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孩子在踢我，我便将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抚它。彻夜紧张的等待痛苦难耐。无数个这样的难熬的夜晚，因为母性的光辉，我都熬过来了。
有一天，以前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叫凯瑟琳）从巴黎来了，她说打算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这可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她很有吸引力，精力旺盛，活泼勇敢，后来嫁给了探险家斯科特船长。
有天下午，我俩在喝茶时，我感觉像被人猛捶了一下后腰，接着就是剧痛，仿佛有锥子扎进了脊椎，疼得要命。从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难就开始了，阵痛一浪跟着一浪袭来。人们常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害怕那种痛苦的，因为裁判所的折磨对于生孩子的痛楚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受尽折磨，那一阵阵的绞痛几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说这种痛苦不久就会忘记的，但我的真实体会是，只要一闭上眼就会听见我当时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与我的身体无关的东西围着我旋转。
有人认为女人必须承受这种折磨，这种观点实在是太残忍了。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无痛分娩应该早就实现了，但是却做不到，这真是一种罪过，就像医生不用麻醉药做手术一样不可原谅！一般的妇女得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经得起那种苦痛煎熬啊！
这种可怕的痛楚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医生拿出来一副大产钳，什么麻药也没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许除了被火车轧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与我受的罪相比了。如果不能设法让妇女完全解除毫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妇女运动”或“普选权运动”。我坚持认为，应该像其他手术一样，实现无痛分娩。
是什么愚蠢之极的迷信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人们习以为常，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这简直就和犯罪一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这么大罪。是的，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时，不会像我这么遭罪。但是，越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觉得这种痛苦可怕，越觉得不值得。即使是为了受过教育的妇女，也必须找到治愈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没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我们母女平安。也许有人认为，孩子是最大的回报。是的，我当时是高兴万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于操纵科学的人难以言说的自私自利和对痛苦的熟视无睹，使本来可以制止的残暴现象依然存在，无数的妇女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十分气愤。
啊，这可爱的孩子简直是一个奇迹，像丘比特一样可爱，蓝蓝的眼睛，棕色的卷发渐渐变得金黄。最神奇的是那张小嘴，找到乳房后，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咬住奶头，吸吮着汩汩涌出的乳汁。当婴儿咬住奶头，乳汁从乳房中不断涌出，这时，母性被唤醒，伟大的母爱在母亲心中升腾起来。
啊，女人，面对这样的奇迹，我们还奢望去当什么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博大的爱实在超越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嗷嗷啼哭着要找奶吃的时候，我紧张得要命。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呢？我的艺术、其他的艺术又在哪里？去他的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是超越了任何艺术的神。
刚开始的几周，我常常抱着婴儿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她入睡。有时看到她小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我觉得我接近了生命的奥秘，或许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这个新诞生的身体中的灵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满怀爱意地回望着我。爱，或许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我带着孩子和可爱的朋友玛丽·奇斯特回到了格林瓦尔德。学生们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兴。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克雷格想出一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意思是“爱尔兰的爱”。于是，我们就叫她“迪尔德丽”。
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常常站在那尊亚马逊女英雄塑像前心生感慨，因为我和她一样，再也不能重现战场上往日的辉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