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里，我们点了午餐，第一次尝到了用松香封口的装在古朴的猪皮袋子里的酒。那酒喝起来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但我们还是假装很好喝的样子。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斯特拉图斯，这是一个建在三座小山上的古城遗址。我们第一次在古希腊的废墟中漫步，看到陶立克式圆柱，我们都兴奋不已。我们随着雷蒙德来到西山，看到了宙斯神庙的剧场遗址。夕阳残照，我们仿佛穿越到那个时代，看到了斯特拉图斯古城昔日的辉煌。
晚上，我们来到了阿格里尼翁，虽已精疲力竭，但仍然充满喜悦，这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去往迈索隆吉翁，拜伦便被安葬在这个土地上都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城市里，在那里我们向他热情如火的心致敬。当年正是拜伦把雪莱的心从火葬柴堆的余烬中抢出来，至今想来还是令人心生敬佩。雪莱的心现在被供奉在罗马，想来两位诗人至今还在沿着“辉煌的希腊”到“壮丽的罗马”的历史轨迹而心交神会。
这些回忆不禁令我们的心情变得黯淡。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迈索隆吉翁城的突围》描绘了当年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在冲破土耳其防线时惨遭屠杀的情景，直到现在，这座城市似乎还笼罩着一种悲壮气氛。
1824年4月拜伦死于迈索隆吉翁；两年之后的4月，在拜伦的2周年祭日后不久，这些烈士们也牺牲在这块绿树成荫的土地上。拜伦为了解放牺牲了一切，没有什么比他这种壮举更激动人心了。他的心被供奉在这些烈士中间，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世人才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希腊的伟大，所有的壮烈牺牲都是值得的。薄暮中，我们登上了开往帕特雷的小轮船，站在甲板上，我们满心沉重地看着迈索隆吉翁在暮色中渐渐隐去。
在帕特雷，我们在为去奥林匹亚还是去雅典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最后还是决定先去看雅典的神庙。火车穿行在阳光普照的希腊大地上，窗外忽而是白雪皑皑笼罩下的山头，忽而是树影婆娑的橄榄林，我们兴奋异常，又是拥抱又是哭泣。小站上的那些当地农民不解地看着我们，他们一定认为我们不是疯了就是喝多了；事实上只有我们懂得，那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崇高而最明亮的智慧——雅典娜的蓝眼睛。
那晚我们到达了雅典。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满怀崇敬之情，两腿颤抖，战战兢兢地沿着雅典娜神庙台阶攀登。登上高处，已往的我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我从未存在过，就好像在长长的屏息敛气中，在对纯洁之美的初次凝视中，我刚刚降临人间。
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边冉冉升起，山两侧的大理石崖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瑰丽壮观。登上神庙正门的最后一级台阶，凝望着晨曦中的神庙，我们相视无语，彼此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此时，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这神圣之美。一连几个小时，我们虔诚地静默，直至最后身体疲惫、四肢酸软。
这一刻，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又聚在一起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足够了，其他人、任何人的加入都会诱惑我们背弃自己的理想。来到帕台农神庙，我们觉得自己达到了追求美的极致。我们不禁自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离开希腊呢？也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已经算是功成名就，在布达佩斯又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难道我真的可以做到毫无牵挂吗？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考虑功名和金钱。这纯粹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我要寻找的正是现今仍存留在雅典的精神。因此，我们决定，我们一家要永远留在这里，并在这里亲自建一座圣殿。
柏林的演出让我挣了一大笔钱。我们开始选择建造圣殿的合适地点。只有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那就是奥古斯丁。犹豫再三，他终于说出了原因：想念妻子和孩子。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但是既然事情已然这样，我们只好同意把她们接来。
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了。她穿着时髦，还穿一双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我们都对她穿高跟鞋有意见，怕亵渎了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地板。她却反对我们穿平底便鞋。我们觉得，即使我穿的那种执政时期的服装，还有雷蒙德的灯笼裤、开领衫及领带等，都显得不够虔诚。我们应该换上古希腊人的服装，后来我们真这么做了，当地的希腊人都啧啧称奇。
穿上了束腰短裙，系上叫“克拉米斯”的古希腊斗篷，围上叫“佩普鲁”的短裙，用发带系住头发，去为我们的圣殿选址。然而走遍了科洛诺斯、帕台农以及阿提卡的所有谷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在去伊梅图斯山散步时（那里以盛产蜂蜜闻名），我们经过一座小山丘，雷蒙德突然把手杖放在地上大叫：“看呀，我们现在这地方和卫城处在同一高度！”的确如此，朝西看去，雅典神庙十分清晰，好像近在咫尺，而实际上两地有4千米多的距离。
但是，选这地方也有困难。首先，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谁。这地方远离雅典，只有牧人放牧牛羊时偶尔来一趟。后来，费尽周折，我们才了解到这片土地属于5家农户所有，他们拥有此地的所有权已经有100多年了。又费了一些工夫，我们才找到这5家的主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卖地。他们很惊讶这种地方也会有人感兴趣。它离雅典很远，而且是贫瘠的石头地，所以从来没人觉得那块地有价值。可是一听说我们想买地，这几家农民就以为这块地或许是无价之宝，因此就漫天要价。我们讨价还价，还宴请这5家农民，准备了烤羊羔和各种美食，请他们喝很多“拉其”（当地生产的一种白兰地酒）。饭桌上，在一位矮小的雅典律师的帮助下，我们起草了一份契约，这些农民不会写字，就在上面画了押。虽然最后这块地价格不低，但是这顿饭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块自古以来被称为“科帕诺斯”的荒凉的高地，从此就属于我们了。
接下来便是圣殿的设计问题。雷蒙德觉得阿伽门农宫殿的平面图正好可以做样板。他没请建筑师，而是自己雇了石匠和搬运工。我们认为只有从彭特里库斯山运来的大理石才配得上我们的神殿，因为帕台农神庙那些雄伟的石柱就是从彭特里库斯山发光的山崖上开凿出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做了让步，觉得山脚下的红色岩石也可以。从那时起，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运石的车队，蜿蜒穿行于彭特里库斯山和科帕诺斯山之间的山道上。看到一车又一车的红石头卸到工地上，我们都很高兴。
最后，圣殿奠基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请了一位希腊神父来主持奠基礼，还邀请临近的农民来参加奠基仪式。
老神父来了，他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帽，宽大的法冠上垂下黑色面纱。神父要一只黑色大公鸡来做祭品——这种传统自阿波罗神庙时期起就流传下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找来一只黑色的公鸡，连同圣刀一起交给神父。各地农民和雅典的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到来，黄昏时分，科帕诺斯山上已经挤满了人。
老神父神色肃穆，开始主持仪式。他让我们画出房屋地基的确切界线。我们就沿着雷蒙德早在地上画好的一个四方形跳了一圈舞。之后老神父找到了离房子最近的一块基石，在日落时分，割断黑公鸡的脖子，把鲜红的鸡血滴在那块基石上。他一手举刀，一手抓着鸡，煞有介事地绕着地基走了三圈，然后开始祈祷。他先为建圣殿用的每一块石块祝福，然后又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开始祷告。在祷告辞里，能不时地听见母亲、奥古斯丁、雷蒙德、伊丽莎白和我的名字。他每次都把“邓肯”说成是“僧肯”，因为他“d”“s”不分。他反复劝诫我们要虔诚和睦地在此地生活，并为我们的子孙祷告。做完祷告后，乐师们便拿着希腊特有的古老乐器上来了。我们打开了成桶的葡萄酒和拉其酒，在山上点燃了熊熊的篝火，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狂欢。
我们决定永远定居在希腊。不仅如此，我们还发誓，就像哈姆雷特说的那样，以后永不结婚、“让那些结婚的就保持现状吧”等等。
我们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妻子，但还是跟她保持些距离。我们自己在笔记本上制订了一个计划，规定了今后在科帕诺斯应遵循的生活准则，当然只包括邓肯家的人，这些准则有点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规定：每天用欢歌笑语迎接日出，然后每人喝一小碗羊奶来充实体力；上午教当地的居民跳舞唱歌，让他们学会祀奉希腊众神并换下那些难看的现代服装；午饭吃点儿新鲜蔬菜，因为我们已决定奉行素食主义；下午的时间用来冥思静想；晚上则在适宜的音乐伴奏下举行希腊仪式。
接下来就开始兴建科帕诺斯的圣殿了。我们决定把科帕诺斯圣殿的墙建得同阿伽门农宫殿的墙一样厚——两英尺。开工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这项工程有多么艰巨：需要的红石量大，而且运输成本高昂；工地附近方圆几英里几乎没有水源。
可雷蒙德并没气馁，他雇了更多的工人来挖井。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好多古代文物。他认为古时候这里曾是一个村庄，可是我认为这里不过是一块坟地。挖井取水以失败告终，我们又回到了雅典，去求助神灵。我们从市政府弄来特别许可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月夜去祷告。我们养成了在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圆形大剧场中静坐的习惯，在那里，奥古斯丁背诵希腊悲剧里的片段，我们就跳舞。
我们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当地的雅典居民不相往来，甚至有一天听一位农民说希腊国王悄悄地骑马来看我们的圣殿时，我们也不觉得稀罕。因为我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只受阿伽门农、梅内厄斯和普里阿摩斯等国王的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