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五代人之后，意大利人开始了平稳的希腊化的历程，此前东部各省曾对此反应激烈。在这个迅速去民族化的时代，曾经领导国家首先实现内部和谐、然后巩固了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最终建立了世界帝国的罗马贵族内部开始瓦解。罗马帝国供养了一个所谓的骑士团，由一大批承包人、放债人、谷物商人和奴隶贩子组成。他们将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们架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各省的控制权，然后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加速了政府的瘫痪，而由皇帝进行统治是结束这种瘫痪的唯一办法。西塞罗的青年时期，刚好是贵族阶级的两翼——农业和商业之间进行自杀式斗争的时代。西塞罗作为一个“新人”，为了跻身政坛，而不得不依附于庞培这类的政界要人，所以不管是他的政治路线还是他的政治观点，都是那样的“摇摆不定”；但是他至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竭尽全力恢复“和谐的秩序”。不过这根本就行不通。
朱利叶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恺撒的成就
罗马帝国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而且由于帝国必须利用这支军队来对付条顿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高卢人，于是一任又一任军队领袖就能够对文人政府发号施令。这其中最后一位就是朱利叶斯·恺撒，他成为最后一位是因为他决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直接取而代之。他短暂的统治（公元前49—前44年）是罗马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国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第一次再现。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恺撒被称为“整个人类的大救星”。在他遇刺之后，刺客们感到悲伤的是，候选人之间为了恺撒军队的控制权争来斗去。最终，恺撒的手下安东尼带着一半军队去了东方，去完成恺撒征服帕提亚人的计划。他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拜倒在恺撒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精明强干却寡廉鲜耻的女人，而且又继承了一种糟糕的政治传统——通过把罗马帝国领导者捧上埃及王座而把埃及并入罗马帝国。至于安东尼，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个“混蛋恺撒”。
事实证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改为奥古斯都）却是个一流的政治家，安东尼没带走的军队都由他掌控。他勾起了意大利人反对安东尼及其埃及“荡妇”的民族情绪和共和主义情绪。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后，他不得不开始对付那个他唤醒的恶魔——或者说是幽灵。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他中和了共和主义与君主制度，创立了元首制，这个制度虽然曾间接性地恢复恺撒模式，并逐渐地向彻底的专制制度退化，却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一场大的军事叛乱。当时，希腊—罗马文明随着罗马的政府体制一起迅速衰落。250年来，有6000万人在秩序井然的政府统治下过着稳定而富庶的生活。他们砍伐，把沙漠装点成花园，建造了上百座城市，使正义感和光荣感从罗马一直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令其永垂不朽。然后他们成为数十万本国野蛮士兵的无助的猎物。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历史上演的最大的悲剧。
在实行元首制期间，追根溯源，似乎所有的行为都因君主或皇帝而起，不论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行为。很明显，一个人的意志和品质决定了所有人如何生活以及是否幸福。因此，很自然，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传记十分感兴趣。于是，普鲁塔克就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他所缅怀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可爱的“叛徒”。
文艺复兴
默里·安东尼·波特[9]
对于文艺复兴之前的那段时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黑暗时代”，这个术语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光明到来之前总有一段黑暗。黑夜的面纱被撕碎，世界在光明中一片欣喜，带着满满的能量开始了新纪元。但是，那段黑暗时期——其实应该更恰当地唤作“中世纪”——之所谓黑暗，恐怕要归结于命名者见识上的昏蒙吧。而且，我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光明时代，恐怕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光辉让我们目眩神迷吧？说到底，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后嗣，而子辈常常要承载父辈留下的沉重负担。
蒙昧主义是中世纪的沉重负担之一，所谓蒙昧主义，它“阻碍启蒙的实现，妨碍知识与智慧进步”。蒙昧主义并未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销声匿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它的身影：小心、警惕、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被它视为仇敌的人，待对方因为年迈或体弱而勇气低落时，便从埋伏处偷袭。16世纪时，蒙昧主义胜利了。事实上，只要有人存在，蒙昧主义就不可能消亡殆尽，迷信也将长生不朽，恐惧以及根深蒂固的恶的激情，都不可能死去，它们可能只是暂时蛰伏，但终究会有一番更猛烈的爆发。如果你乐意，那你完全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得比中世纪还要黑暗，而且这么做也不会缺乏信服力。马基雅维利、梅第奇家族和博吉亚家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恶的化身。即便我们将历史记载所可能有的夸大和扭曲尽数考虑在内，我们仍然可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些恐怖的戏码比疯子的噩梦还要教人不安。但它依然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即便是太阳也带着斑点，而文艺复兴时期正因为混在其中的阴影所带来的黑暗而显得愈加光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个时代能用一句短语就完全定义，但我们不妨再次推出那条广为人知的宣言：文艺复兴是发现人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是发现普通意义上的人，而且是发现个体。当然，在中世纪也存在着许多颇有个性的人，比如大贵格利、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查理曼大帝、利乌特普兰德、阿伯拉尔和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而文艺复兴时期却不同于以往，这时候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个体的完美有多么重要，并希望自己生前死后都被当作与他人不同的个体对待。
可以说——这么说兴许有些夸张——中世纪的人，这些柏拉图口中的穴居人，终于成功逃到了光明的地方，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看到什么都欣喜若狂，并且贪婪地望着未来的图景。仿佛他们被现实世界所约束，所以必须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他们既活在当下，也活在过去和未来。
古典时代的复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典时代的热情是尽人皆知的。学者们像寻宝者似的，在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东方疯狂地搜寻手抄本和古代遗物，但有所得，其狂喜要赛过发现了黄金宝藏。他们对这些宝藏并未极其谨小慎微，借助它们打开了通向古代的大门后，宝藏本身便被抛之脑后。人们拥挤着穿过大门，渴望对他们的偶像有更多的了解，渴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中世纪先人所提供不了的东西。有些人被偶像之光照耀得目眩神迷，呈现出一副全然驯从的姿态，于是这些人并未能使自己成为自由之身，不过是选择了新的主人，然而新的主人无疑是更慷慨仁慈的。
彼特拉克早在安德鲁·朗格之前就曾写信给那些死去的作者。关于西塞罗，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时间和距离，我却感到仿佛对他很熟悉似的向他致意，这种熟悉源自我对他的天才所产生的共鸣。”在写给李维的信中，彼特拉克说：“我但愿（要是上天允许），我生在您的时代，或者您生在我这个时代；后一种情形下，我这个时代会因您而变得更好，而在前一种情形下，得益的是我本人。”蒙田说，他自孩提时代起就在往生者的陪伴下成长，“他对罗马的种种谙熟于心，而且远早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在参观卢浮宫之前，他就熟悉了古罗马的主神殿；在到访塞纳河之前，他就对台伯河了如指掌”。
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代有一种近乎古怪的迷恋，但他们对身边的世界、对自己、对国家以及对远近民族也怀有了解的热情。彼特拉克喜欢讲述关于印度和锡兰的趣事。虽然他骨子里有几分吉普赛人的天性，却怎么也不肯从心爱的书旁离开半步，这使他成了“行走极远”的“炉边旅人”的绝妙例子。他在自己的书房里随神思漫游至远方，而不必经历狂风暴雨或者艰难险阻。
蒙田“像鸭子一样热爱雨水和泥巴”，与彼特拉克相比，他更乐意亲近自然。他说：“大自然给我们的本是一个自由而不羁的世界，我们却将自己囚禁在了某种困境之中。”“在我看来，旅行益处良多；在旅行时，灵魂总是忙于观察新鲜的未知事物，人接触到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啊、事啊、观点啊、习俗啊诸如此类，有如此丰富、如此无穷无尽的各色人性供他见识。我实在是不知道，在我们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比旅行更好的学校。”
自然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了解到大量的事实，并且记了下来；对于他们似乎永不枯竭的记忆，前人已经说得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用这些事实材料做了些什么。他们对事实的追求，是不是就像守财奴对黄金，像未开化的野蛮人对那些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小珠子那样怀有的狂热？我可以回答说，不是的。
事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直被后人所称道的是，他们重视事实的价值，并且非常努力地去获得事实，从而牢牢抓住现实。他们不再仅仅扫视事物的表面，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他们用思想的目光径直射入事物的本质。晚但丁两百多年诞生的马基雅维利曾抱怨，他的同时代人都喜爱古物，却没能学到历史中所隐含的教训。马基雅维利这么说并不全然公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都是细心的园丁，在他们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理论、每一种可能都得以萌芽、开花、结果。
但是，这个时代那种博而不专的局限性确实被一些人意识到了。在回顾了学术研究的主要分支之后，皮埃尔·保罗·弗吉里奥宣布文科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学科都要熟悉。“因为，哪怕只对其中一门学科掌握透彻，也算得上是毕生成就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学会对适度的能力感到满足，就像不贪求过多的财富一样。可能，明智一些的做法是，从事最适合自身智力和品位的研究。可是有一点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一门学科跟其余学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些话很可能写于当下，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可能同样适用；然而，真要放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讲的话，这番话似乎又略显谨慎，几乎是太过胆怯，因为这一时期有许多人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能干的公务员或者政治家、艺术鉴赏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似乎只要他们想做，就没有做不了的事。
发现的时代
每一种兴趣都要开花结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成为必需。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是迪亚士、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韦斯普奇、卡伯特父子、麦哲伦、弗兰西斯·德雷克等人的时代，这些人的远航并不仅仅是要满足那颗永远活跃着的好奇心——他们抱着一个更加艰难远大的目的。
同样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对天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星星是天上的灯塔，引导人类走向某种终极目标。它们的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决定着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故而明智的人理应向它们寻求赐教。人们研究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不仅是为了理解它们，更是为了让它们为自己服务。虽然有过很多挫折和失误，但如果要说文艺复兴时期是浮士德的时代，那么它也是哥白尼的时代。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研究周围的世界、天空、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他恍惚觉得研究对象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者就是自己。为了从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逃离，他便创造了田园牧歌中的阿卡狄亚，那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它的踪迹，但它的音乐和香气依然飘荡在空气中。还有一种更加实际的对现实世界表达不满的方式，那就是创造理想国、太阳城或者乌托邦。
对美的崇拜
现在，爱美之人都闭口不谈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务实之人对美的喜爱超乎我们的想象。美是他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一位永受欢迎的宾客。但丁在其第一篇颂诗的序言中说：“颂诗！我相信，能正确理解你意义的人很少，只因你对美的表达是如此精妙而复杂。所以，假若你碰巧行至那些人的面前，那些似乎并不能正确理解你的人面前，我请你务必再次鼓起勇气，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听众：‘请至少注意一下吧，看我是多么美丽。’”他们会注意到的，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甚至在对美的崇拜上走了极端，以至于到了贬抑自己委身于美的地步。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智依然健全；尽管满腹疑虑，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他们还是成功地成为值得与上帝交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