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进行交谈以达到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深入了解目的的一种口语交际形式。它是即兴的面对面的交谈，富有探询、探究的特色。与其他语言交际方式相比，访谈更强调的是现场的互动性。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直接在现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经意的时候说出的东西往往最能表达人的性格、人的感悟，也最富有智慧。采访者的工作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挖掘某人某事的深层信息。访谈在给访谈者更多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更多即兴发挥的空间，也正是因为有了现场的即兴发挥，访谈节目才会引发更多观众收看和评议的兴趣。
例话
丹·拉瑟对海伊斯的访谈
有一次，美国CBS《晚间新闻》的人物特写以当天92岁高龄去世的著名女演员海伦·海伊斯（Hellen Hayes）为新闻人物。海伊斯人生辉煌，五岁就登上百老汇舞台，两度获奥斯卡金像奖，有“美国舞台剧第一夫人”之称。
她去世前，CBS主持人丹·拉瑟来到医院，在病榻边进行倾心的访谈。拉瑟静静地和她交流，着力地挖掘这位一生幸运、成就卓著的舞台明星与普通人相近的一面。在海伊斯去世前最后一次访谈即将结束时，拉瑟轻轻地问这位垂暮的白发老人“一生是否有过什么遗憾？”海伊斯平静温和地说，她是有遗憾的，她的遗憾是“我一生没有骑过自行车。唉，我真希望我骑过。就这些。”
面对摄像机，拉瑟深沉轻缓地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节目到此，戛然而止。这个温馨隽永的访谈结束了，却让人陷入沉思，回味无穷。
可见，访谈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是给观众以感悟和启迪的真诚的心与心的交流。高明的访谈，应该是一种和谐的“二重奏”，轻松随意的即兴访谈体现的是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访谈训练，既可以有效锻炼快速反应和口语交际能力，也可以丰富阅历和知识，为文明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案头工作 访谈基础
访谈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物访谈，一种是事件或问题访谈。所谓人物访谈是指访谈目的是为了了解被采访的人物，以人物为访谈的核心；事件或问题访谈则以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或特定话题为核心，被采访者是谈论这一话题的合适人选。
访谈类节目的语言是即兴的，但也可以设计。设计从低到高有三个层次：最低的是随意之后的随意；第二个是刻意之后的刻意；最高层次的是刻意之后的随意，即随意而不随便，自然而不流于自然。 无论哪一种访谈，无论哪一层次的设计，它的基础都是就一个人物或就一个问题专访某一个人或几个人。个人与个人的交流，往往需要访谈双方进入和谐的交流状态，这比随意性采访要求要高得多。因此，即兴访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
一、明确访谈目的，熟悉相关背景
访谈过程中的即兴提问如果一味信奉“即兴”，而离开了访谈目的就势必会将采访者引向“歧路”。目的一旦确立，就要开始进入大量的案头工作。美国新闻学教授威廉·梅茨说：“采访要人时，最糟糕的失误是表现出你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每次采访前总要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为了采访邓小平，她看了好几公斤的材料。
因此，案头工作必须花时间分析采访对象，在此基础上，确定访谈重点。因为记者所要面对的采访对象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差异。要想做好即兴访谈，就要在掌握采访对象背景信息的基础上，根据访谈目的、受众需求、节目定位，对采访对象进行信息筛选、剖解和整合，并结合访谈对象的心理状况和个性特点，对采访对象的回答和态度有所预期，从而使访谈更具个性，使提问更有针对性。
成功的访谈是采访者和采访对象有效互动的结果。要实现双方的和谐交流，采访者就要利用各种资源来了解采访对象，包括对方的经历、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等。充足的案头准备工作不仅是采访者熟悉采访对象的过程，也有助于访谈者在现场的即兴发挥。
例话
杨澜采访克林顿不避性丑闻
《杨澜访谈录》曾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卸任时对他进行了即时的采访。但在此前，主持人杨澜对于“性丑闻”的提问深感困惑：作为克林顿总统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性丑闻”虽然“不光彩”却不应错过，这也是一个合格的访谈者不应回避的问题；但对于刚卸任的克林顿，肯定不希望被“揭伤疤”。那么，主持人该怎么问？什么时候问？
为此，主持人杨澜在采访克林顿前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除了克林顿的影像片，杨澜还翻阅了大量有关克林顿卸任前后的采访报道，这其中，杨澜发现了一个细节：克林顿卸任后，他的家乡小石城专门为其建立了一个克林顿图书馆，其中竟辟出一个展区，通过一些展品设置展出了那一段“历史”，既有关于“性丑闻事件”来龙去脉的各大媒体的报道，也有最终听证会的意见和结果，既有图片，也有影像。于是在访谈过程中，当克林顿说到他卸任之后的生活时，提到他的家乡，杨澜不失时机地“甩”出了她想要提的问题：
“在您的家乡小石城的图书馆里，记录了您做总统的很多事件……”
“其实有些事件，您是可以不放进去的，对吗？”
“为什么一定要向公众展示？”
正是因为大量的案头积累和细心的观察，成就了《杨澜访谈录》中关于克林顿的即兴提问和精彩访谈。可见，所有的即兴都是有准备的，如果没有素材的预先掌握和“武装”，也就难有主持人在访谈中的游刃有余和轻松自如。
二、拟定访谈提纲，设计采访问题
采访提纲是记者逻辑思维和思考问题层次的体现，它是在对访谈内容进行事先准备和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采访者依据采访目的和受众需求，既要有开头，又要有中间过渡，还要有结尾，就像写文章要有起承转合一样；问题与问题之间也要有内在的关联；问题设计不宜过大，尽量要有针对性，采访提纲是采访问题设计的依据。美国内华达新闻学教授拉鲁·吉尔兰德曾就如何推进采访问题提出了“GOSS”的设计思路：
G（goal， 目标）——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O（obstacle， 障碍）——会遇到什么难题？目前的阻力是什么？
S（solution， 解决）——怎样对付这些难题？是否有解决矛盾的计划？
S（start， 开始）——这一设想何时开始的？根据谁的意见提出的？
吉尔兰德教授曾明确告诫读者，虽然这一公式可以在某些时候帮助采访者，并可增强提问的逻辑性，但“GOSS”只是采访问题设计的辅助公式，而不是万能公式。预先设计的问题越充分越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牌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麦克·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前，足足设计了一百个问题，采访中真能用到的不过十来个，但这样的“问题清单”有助于访谈中自然地寻找到提问的最佳时机，并为现场访谈灵活掌握、即时调整提供依据。
第二节 适度预热 创造语境
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不可能一下子进入融洽的状态，而是要有一个“预热”的过程。访谈的过程其实也是如此。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如果预热顺利，就能够很快摆脱陌生、紧张感，并能放松自己，创造出良好的人际沟通氛围和语境。有人将其称为访谈的“首因效应”，即在正式的访谈开始之前，采访者首先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被采访者的好感和认同。这样的预热既在于礼仪、举止和语言等得当的运用，更重要的则在于记者本身的学识、思想、现场状态以及提问的技巧和深度等等。
例话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片断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来到北京采访邓小平。法拉奇一向以尖锐辛辣、锋芒毕露的提问而闻名，她的很多问题都因为过于敏感而让受访者大伤脑筋。当时邓小平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他。法拉奇选准了这一采访时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段让很多人为之紧张的采访竟是从庆贺邓小平生日开始的。
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
邓小平：“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
法拉奇：“不错，邓小平先生，我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
邓小平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经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这是法拉奇的预热环节，采访就是在这样的闲聊和拉家常中轻松展开的。尽管后来法拉奇也以一贯风格提出了诸如“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等敏感话题，但由于法拉奇访谈前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她巧妙构思的轻松、友好、富有人情味的开场，不仅给被采访者一个估量记者的机会，也给采访营造了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既调节了现场因敏感问题带来的严肃气氛，也缩短了与被采访者的距离。
《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在节目录制时也非常重视“热场”。因为这个节目经常会邀请普通市民和“街坊邻居”参与，为了消除这些观众最初走进摄影棚、看到摄像机的紧张感，尽快融入到现场的环境中，崔永元取消了刻板的开场语，而是手持话筒走入观众席，和观众聊聊天，开几句玩笑，或是做一些小游戏，当观众开始自然地说笑、现场气氛越来越热烈时，节目也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以至于节目录制完成，观众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节 准确定位 顺畅交流
访谈节目主持人作为话语角色，应该有准确的定位。一次成功的采访，简而化之，主要取决于两方，采访者和被采访者。而在谈话节目中，这二者又绝不是单一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三，甚至是一对多的关系。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中，曾把采访双方的对立概括为这样的三个矛盾：“取”和“予”的矛盾；“生”和“熟”的矛盾；“说”和“做”的矛盾。即在采访过程中，二者之间既有索取信息和给予信息的碰撞；也有在短时间内要与大量生疏的对象迅速熟悉起来的矛盾；同时也会产生传播者和当事人“看事容易当事难”的冲突。而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还将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既要保持轻松交流的顺畅，又要随时警惕语流的游离。当主持人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时，清醒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是保证交流顺畅的关键。
例话
一次访谈节目主持的体会
2001年底，笔者（王婷）作为中央电视台十套《交流》栏目的主持人参与策划主持了一期“艰苦夏令营”的访谈节目。
这期节目说的是一群城里的孩子怀着兴奋的心情到河南农村夏令营，却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艰苦，在无人求助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学会独自面对和解决诸多棘手的问题，而且从艰苦中也找到了乐趣和勇气。由于节目故事性强，且内容涉及的孩子多，所以，主持人要同时面对主持台上的12名嘉宾，确切地说，是12名从4岁到12岁的孩子，而现场请到的观众也多是来自北京各小学同龄的孩子。因此，如何调动孩子们初到陌生环境中与陌生人说话和交谈的欲望？如何让这些缺乏耐性的孩子在长达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中稳坐演播室而不乱？如何在短时间内让孩子们迅速认可你，并由此激发他们用生动真实的语言讲出经历过的有趣和难忘的故事？这些都成为我录制之前最大的顾虑，也由此逐渐累积了我上场前的紧张和不安。此时，富有经验的编导和策划一句鼓励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别把自己当主持人，你顶多就是个‘大姐姐’嘛！”
是呀，既然是大姐姐，就既有探听故事的好奇和“狡猾”，也有随时随地的情绪捕捉和不加掩饰的关爱，最重要的是，这种“大姐姐”的角色定位让我一下子拉近了与孩子们的心理识别距离，从“主持”的状态中很快松弛了下来。
节目录制前，我打破以往不与嘉宾深入沟通的习惯，除了节目内容，我和小嘉宾们无所不聊：学校的事、生活的事、初来北京的感受、好吃的、好玩的地方，聊到尽兴处，几个孩子甚至还用手去抹我脸上刚化好的妆，并说我的“主持妆”一点也不好看。
节目进行中，最难对付的要数年仅4岁的壮壮，他不仅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而且还嚷嚷着要撒尿，哭着跑到坐在观众席上他妈妈的怀里，正是有了先前“大姐姐”的松弛心理，这时，我可以暂时撇开预定好的谈话脉络，连哄带讲道理地平静壮壮的情绪；正是有了“大姐姐”的思维定式，我可以大胆地暂时冷落已“预热”的谈话场，一手拿话筒，一手将壮壮抱回嘉宾台。
事实证明，在这种角色定位之下，对谈话过程中语流的果断打断，对预置谈话构想的暂时放弃，不仅没有影响谈话的进展，反而还感染了交流者，使他们也能以更松弛、更投入的状态参与到谈话中来，同时，也给主持人后半场的掌控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