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流变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试图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作家心态。叙述一般以作家的主要作品创作或刊刻的时间先后为顺序，也参照作家的诗词文集以及与作家同时代的人的有关记载和论述。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流变，与前面所说“小说作品的大致分期”相应，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崇祯初期，即崇祯元年（1628）至五年（1632），小说作品基调以欢庆魏阉集团的倒台、歌颂崇祯皇帝的英明举措为主；崇祯中后期，即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作家心态转向忧虑时事，关注现实，反思历史；顺治前期，即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八年（1651），小说作家纷纷著书描述甲申之变和南明史事，痛悼大明沦亡，追究亡国原因，贬斥误国群臣，痛骂流民义军，斥责满清军队的入侵；顺治中后期，即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八年（1661），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逐渐稳固，小说作家不敢再明显表达对新朝的不满，转而隐约表达亡国之痛，并有渐渐接受新朝统治的趋势。
第一节崇祯年间的小说作家心态
崇祯年间小说作家的心态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层次感，即从崇祯初年的欢欣鼓舞转向崇祯中后期的忐忑不安，这是与当时时事密切相关的。
一、崇祯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
明天启元年（1621），宦官魏忠贤倚仗天启皇帝的宠信，与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开始把持朝政。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提督东厂，权势进一步扩大。这一年，魏忠贤、客氏逼死宫妃裕妃、成妃。天启五年（1625）毁全国书院，榜示东林党人姓名于全国，对他们加以残酷迫害，加害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次年又迫害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起元等人。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死，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十一月，朱由检把魏忠贤安置在凤阳，魏自缢死。崇祯元年（1628）正月，戮魏忠贤及崔呈秀的尸体；六月，魏忠贤党羽冯铨、魏广微被削籍，许显纯伏诛。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案被定性为“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分为六等，按他们的罪行大小分别定罪。横行了六七年之久的魏忠贤一朝垮台，人心大快，举天同庆。
从本书附录二可以看出，在崇祯元年到四年之间，创作和刊刻了一批反映魏忠贤事件的时事小说。
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就果断处置了“梼杌”魏忠贤，这一举动使当时士人看到了“中兴”的希望。
如前所述，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就称颂崇祯皇帝的作为是“乃天福我国家，潜夺奸人之魂，龙飞为五，若禹鼎成而妖魑形见，雷霆一震，荡然若粉齑，而当日之奸皆为虚设”。他说：“越在草莽，不胜欣快。”
这是当时大多数士人的心语。西湖义士在《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也谈到自己在魏忠贤倒台之前的忧患心态和魏忠贤倒台之后的欢跃心情：
宋文正言曰：“在国则忧其民，在野则忧其君。”野臣切在野之忧也久矣！忧君侧之奸逆，忧灾变之洊至，每思埋轮，分蹈越俎。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倏而豺狼剪除，倏而狐狸屏迹，倏而妖花月怪消形。读邸报雀跃扬休，即湖上烟景，顿增清明气象矣。本段及下段引文亦出自《皇明中兴圣烈传》，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正因为胸怀殷忧已久，当崇祯皇帝一举处置魏忠贤之时，西湖义士欢呼雀跃，将崇祯皇帝称为“圣天子”，欢跃之情所及，感觉连身边的自然景物都顿时清朗许多。于是乃决定创作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魏忠贤败亡的经过，让读者都能为大奸得以铲除而畅快，都能为生逢“盛世”而欢欣。他说：
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
“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这就是西湖义士创作《皇明中兴圣烈传》的动机。
魏阉集团被平定之后，辽东边患成为明朝士人关注的焦点。明朝中后期以来，东北女真族是明朝军事上的最大威胁。万历十一年（1582），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兴起于建州。他虽然接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但早蓄异志。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开始编制八旗，增强军事力量。次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兵攻陷抚顺，在萨尔浒大败明军；明朝的边庭危机开始出现，为充“辽饷”而在全国增加田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内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天启元年（1621），金兵攻陷沈阳和辽阳。天启五年（1625），金国建都沈阳。至此，明朝在与后金的军事冲突中节节败退。天启六年（1626），明按察使袁崇焕在宁远打败后金，取得大捷；努尔哈赤受伤去世，其子皇太极即位。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与明巡抚袁崇焕讲和，但不久回攻宁远，又告失败。袁崇焕取得的胜利，鼓舞了明朝朝野上下的信心。但好景不长，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杀皮岛守将毛文龙；十二月，崇祯帝中了后金的“反间计”，逮捕袁崇焕。后金兵分三路大举入侵，逼近北京，京师戒严，明朝统治岌岌可危。
辽东事件引起了朝野上下人等的密切关注，小说作家们也纷纷根据邸报和传闻撰写小说，介绍事件的发展经过，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反映辽东事件的一批时事小说，大都是崇祯初年创作和刊刻的。
从军事上说，辽东事件暴露了明朝军事力量的薄弱。辽东边防地势险要，又有重兵把守，为什么却几乎每战必败？
小说作家和当时的士人一样，纷纷寻找明军战斗力不强的原因。陆人龙在《辽海丹忠录》第八十一回开篇，详细分析道：
只是承平日久，各堡额兵，半为将领隐占，便有几个，也不晓得什么是战，什么是守，身边器械，无非是些钝戟锈刀，见几个贼人来，掩一掩堡门，放一把火，竖一杆号旗，便了故事。
这原是不堪战的，却亦不堪守。堪战的不过是游兵标兵，却内中也有隐占，原无足数，时常操练，也只应名。就是几个零星鞑贼入境，也毕竟让他去了，后边放几个炮，赶一赶了事，也不曾经战阵，也是没帐黄子。
所恃是有几个留心边务的文武，不顾情面，清隐占，使兵无虚冒；汰老弱，使兵多精悍。又时时比验他武艺，看验他器械，鼓他的意气，又不去科敛，极其抚绥，结之以恩。然后有罪必刑，加之以威。
如此地利，得人和可守。无奈武官常受制文官，只顾得剥军奉承抚按司道。这些抚按养尊，不肯做操切的事。
边道一年作一考，只顾得望升，得日过日，哪个实心任事。此所以一有变故，便到不可收拾。
承平日久，军务涣散；将领侵占军饷，无心任事。这些都是每朝每代衰飒之时的通病，明朝末年尤其如此。
在辽东军事事件中，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在当时似乎很不得人心。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俨然已成为后金、明朝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并且越过明朝政府擅自与朝鲜交接。袁崇焕杀毛文龙，可能会有其合理之处。袁崇焕死于后金的“反间计”，是明朝军事力量的重大损失。但在当时，辽东地区远离明朝民众，事件的具体内幕及其是非曲直，很少有人了解。在境外大敌当前之际，毛文龙毕竟是一员抵抗后金军队的守将。一员守将不明不白地被自己人所杀的现象，使得舆论同情毛文龙而谴责袁崇焕。据说袁崇焕在北京死时，市民“争食其肉”。
这种舆论导向，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明显的反映。崇祯二年（1629）刊行的小说《镇海春秋》、《辽海丹忠录》，崇祯三年刊行的《近报丛谭平虏传》，都是为毛文龙“鸣冤”、“颂德”的。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序》中说：
顾烁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豪下：此予《丹忠录》所繇录也。明崇祯间刊本《辽海丹忠录》。
据他所讲，创作《辽海丹忠录》的动机，就是为“豪杰”之士、“忠贞”的毛文龙辨明冤屈、恢复形象。
《镇海春秋》和《平虏传》中对袁崇焕和毛文龙的感情心态，也与《辽海丹忠录》相同。
崇祯四年（1631），闭户先生在《鼓掌绝尘·题辞》中称颂崇祯皇帝时说：“方今一人当头，万民鼓掌，逆珰传首，叛焕划肠。”他将袁崇焕和魏忠贤并称为“逆珰”、“叛焕”，表现出对袁崇焕的痛恨之情，很能代表当时的舆论心态。
崇祯前期，崇祯皇帝励精图治的一些作为，使明朝朝臣和民众重新树立起民族的信心，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小说作家纷纷表示出对时局的乐观心境。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称颂崇祯皇帝处置魏忠贤之举是“天福我国家”。西湖义士在《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说：“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砚山樵元九在《警世阴阳梦·醒言》中，形容当时的时政是：“天心仁爱，明圣当阳，群险露消，英雄雷奋。”吟啸主人在《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也说：“今奴贼已遁，海晏可俟，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与海内供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
然而，这种虚假的“中兴”局面表现出来的理想色彩，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抹去了。崇祯五年（1632），北直隶大旱，天灾人祸，使得威胁明朝统治的另一军事力量——流民义军的势力越来越强盛；辽东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崇祯中后期的形势危机四伏。
二、崇祯中后期小说作家的警世心态
如前所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抵抗后金的入侵，明朝政府增加全国田赋，以充“辽饷”。从此，“辽饷”成为明朝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明朝中后期以来，土地兼并问题也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的流民义军，渐渐成为令当权者头痛的严重社会问题。天启二年（1622），山东爆发了白莲教徐鸿儒起义。崇祯元年（1628），陕西遭受特大旱灾，义军领袖王嘉胤在府谷黄龙山起义。崇祯三年（1630），陕西义军与山西农民军合流，势力增大。崇祯六年（1633），义军共推高迎祥为领袖，号“闯王”，渡过黄河向北部挺进。这一年，明朝政府又一次增加田赋。崇祯七年（1634），山西、河南大旱。次年，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接着攻破凤阳。崇祯九年（1636），河北、山西大旱，义军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第二年，张献忠由庐州进攻安庆，李自成由陕南进攻四川。崇祯十二年（1639），河南大旱；明朝政府除“辽饷”外，又增加“练饷”和“剿饷”，即所谓“三饷”。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克洛阳，杀福王，张献忠攻克襄阳，河南发生大灾荒。随着流民和饥民的日益增多，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流民义军越来越成为威胁明朝存亡的重要力量。
崇祯中后期，辽东危机也日益加重。崇祯六年（1633），毛文龙部将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先后投降后金。这些倒向后金的辽东战将，成为后金入侵中原的得力助手。崇祯八年（1635），后金军队侵入山西北部，俘虏人口多达七万六千。次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建州为满洲，出兵进攻朝鲜，并从喜峰口侵入北京近郊，俘虏人口十八万。实际上，崇祯中后期渐渐形成了明朝、义军、后金三足鼎立的局面，究竟鹿死谁手，尚待决一死战。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围攻河南开封，明官军决黄河之堤以图淹堵义军；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割据政权；清兵攻破锦州，松山一役，明军大败，明朝经略洪承畴降清。从军事意义上说，松山一败，明军的败局大约已定。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攻克襄阳和西安，建立大顺国；清皇太极去世，顺治皇帝福临即位。义军、清军两支力量，都与明军展开拉锯战。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
与崇祯中后期的历史相对应，小说作家心态也与崇祯前期有所变化。在日益严峻的国家危亡关头，小说作家们满怀中兴理想、欢欣鼓舞的心态渐渐消歇，开始转而反思历史、关注世情。似乎从崇祯五年（1632）起到顺治元年（1644）之前，一时蔚为大观的时事小说几乎看不到了。此后的小说多数是描写前朝历史的历史演义、宣扬佛道思想的神怪小说、反映当时世态的世情小说、表达作家生活理想的才子佳人小说以及一些讽儒刺世、劝人为善的话本小说集。
崇祯中后期的小说作家创作历史演义小说，目的多为借前朝兴亡故事以警当今之世。譬如崇祯四年（1631）野史主人在《隋炀帝艳史·序》中说，齐东野人创作的《隋炀帝艳史》是“述”，而不是“作”，是通过记述隋炀帝一生的作为，让人们看到隋炀帝的“种种淫肆”，“正所谓不戢自焚，多行速毙耳”，从而起到警世的作用。
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反对人们认为作者创作《隋炀帝艳史》是借“奇其事以猎观，巧其名以渔利”的看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