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民族酒文化有悠久的历史，鄂温克人由于过去生活在高山丛林之中，封闭的环境和寒冷的气候使这一民族对酒情有独钟。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之后，虽然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过去的狩猎生活转化为游牧生活，但是鄂温克人善饮的习惯却依然没有改变，因为草原生活环境同样是寂寞的、枯燥的。酒在鄂温克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酒能有助于排遣寂寞与无奈、酒能助兴和结交朋友，但是由于喝酒而引发的不良行为和由此造成的恶性事件至今仍然是草原牧民生活中的一大顽疾。有些鄂温克男人恋酒，甚至是恋到嗜酒成瘾、嗜酒如命的程度，一旦喝起酒来能从早晨喝到晚上，家务活不干，牲口丢了也不管，在草地上或者大街上睡上一夜也是常事。在酒的诱惑下，人变得逐渐懒惰，有的牧民因赊账喝酒欠款太多，竟然以牛羊来抵债，家庭矛盾也因此滋生。一位鄂温克妇女说：我丈夫不喝酒的时候，又体贴又能干，只要一喝上酒，马上就变了一个人，什么活也不干，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搭把手，所有的活都是我和孩子们干。为了喝酒的事我俩没少吵架、生气，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清醒的时候说什么都行，酒一进肚说什么都没用了。好几次他喝酒以后骑着摩托车回家，骑到半路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幸好那是夏天，如果是冬天肯定冻死在雪地里，这些事想起来我就后怕。
有一次，我们一家看电视的时候，蒙文频道正好在播一个牧民家庭的事。那一家的男人也是经常喝酒，没钱了借钱也要买酒喝，借不到钱就卖牛羊，家里被他喝得越来越穷，孩子连学都念不起，只好给人家放牧。我跟我丈夫说：“你要是再这么喝下去，咱们家的孩子也快上不起学了，电视上这家人的今天也许就是咱们家的明天。你要是再没日没夜地喝酒，我就把家里的牛羊全卖了供孩子上学，我去南屯或者海拉尔给人家孩子当保姆，留你一个人在草地。
自从看了那个电视节目以后，我丈夫觉得自己整天泡在酒里确实不对，到别人家去喝酒的次数慢慢在减少，实在馋酒馋得难受，我就让他在家里喝。忙完一天活以后，我也一边看电视一边陪他喝上几盅。电视里如果有喝酒喝多了不干活、耍酒疯，或者酒后开车出事等节目，我就让他多看几眼，他当时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听进去了。
现在，我丈夫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少，除了各种节日里大家一起活动吃饭、谁家有红白喜事、家里来亲戚的时候他喝酒，平时已经不怎么喝了，人也变得比以前勤快多了。电视在劝人方面还真管用，关键是电视能让人看见很多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鄂温克人把电视中某些人的行为方式与自身行为相对照，并以此修正自身行为的做法，这一点除了受到电视节目的警醒减少喝酒行为之外，还体现在其他一些事情当中。巴图从小一直跟奶奶住在嘎查，奶奶对他的疼爱胜过对待任何一个孙子。结婚以后，巴图把家安在苏木，奶奶虽然不想离开嘎查，但由于不放心孙子的生活还是跟着到了苏木。如今，巴图的儿子已经快到上学的年龄，巴图和妻子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打算把孩子送到海拉尔民族小学学前班，让孩子早点适应学前教育，为将来接受汉语学习做准备。然而，巴图的想法首先遭到奶奶的反对，奶奶舍不得让重孙这么早去外面“受罪”，如果他们要把重孙送到海拉尔，她就离开苏木，一个人回嘎查。牧区鄂温克人一向有尊重老人的传统，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尽力满足老人的要求，如果发生惹老人生气或者不尊敬老人的事情，则被视为不孝，在牧民中会受到排斥。巴图不想让奶奶为孩子上学的事不开心，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奶奶。后来，巴图的奶奶同意让重孙去海拉尔读学前班，自己也不再坚持回嘎查，其中，电视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一段时间，我们刻意多看儿童节目，蒙文频道的《娜荷芽》、中央电视台的《大风车》，尤其是只要有小孩参加比赛和表演的节目，我们总会让奶奶和我们一起看。有个新疆的小男孩很有才，在电视上表演歌舞，像个小明星，奶奶很喜欢他。我们趁机告诉她，电视上的小孩很多都生活在城市里，见识多，胆子大，跟在草地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如果让咱们家的巴特尔到海拉尔上学，也能跟电视上的孩子一样聪明，说不定比那些孩子还强呢。海拉尔条件好，也许有一天，巴特尔也能上电视，奶奶在电视里可以看到他呢。后来，奶奶虽然心里仍然舍不得，但还是勉强同意了，而且也不再提一个人回嘎查的事情。
三、从电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牧区鄂温克人由于长时间在草原从事畜牧业生产，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时，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在面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常常是无力应付。自从电视进入草原之后，牧民们常常从电视中寻找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将实际生活中的事件与电视上出现的事件进行对比，从中寻找一些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者借鉴电视节目中某些行为人解决问题的经验，把电视提供的信息或者事件作为解决自身问题的一种参考。这种从电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以下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鄂温克民族当中，婚姻大多数是自由恋爱，夫妻关系比较融洽、协调。遇到大事夫妻共同商量，家务活方面二人共同承担。鄂温克人认为能做夫妻是缘分，感情要专一，关系应该长久，因此，他们不赞同离婚，即使是在过去盛行早婚，小女婿现象较为严重的时代，离婚与改嫁仍然不为当时的伦理道德所认可。随着时代的进步，目前，鄂温克人的婚姻观有所改变，离婚这一现象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出现。
娜仁高娃今年36岁，几年前与丈夫离婚，她说在她离婚过程中，电视帮助她解决了她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原来的丈夫很能喝酒，喝多了什么活都不干，我说他，他就不高兴，说急了还动手打人。别人家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家却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丈夫全拿去换酒喝了。为了生活，我只好帮助嘎查里缺少人手的富裕家庭干一些剪羊毛、清理牛圈、挤牛奶的零活来维持生活。受苦受累不说，他没钱买酒就找我要，不给就打，要么就拿孩子出气。那时候的日子简直没法过。家里的亲戚和嘎查里的邻居知道我经常挨打，他们劝过我丈夫，嘎查里的书记和嘎查达也批评他，这些都没有用。我只能一天一天地熬着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有时候我都想到了死。有一天，我无意当中从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讲的是夫妻之间的事，电视里的人说丈夫打老婆也是犯法的，妇女在家挨打应该跟政府去说，还说有事情找妇联，妇联的人可以帮助在家庭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讨回公道。第一次从电视上听说妇联，我就想那会是个什么地方，丈夫打老婆的事是家务事，妇联能帮忙解决吗？从那以后，我有时间看电视的时候，总是留意各种法制节目，想从电视里找到能够帮助解决自己事情的办法。法制节目看得多了，我也慢慢地知道忍气吞声是没有用的。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辉苏木妇联，向妇联主任哭着说出自己这么多年的艰难生活。妇联的人说这叫家庭暴力，她们一定去找我丈夫，要制止他的打人行为。妇联的人到我家，我丈夫很生气，拿着斧头要去妇联主任家拼命，而且从那以后打我打得更凶。我实在受不了就老是往妇联跑，妇联的人问我愿不愿意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让我丈夫打人的事曝光。一开始我不敢上电视，约好了时间我没去。有一天我丈夫又开始打我，这一次我从家里逃了出来，下定决心要到电视上去说我受的苦。这样的日子我也不想过了，我想离婚，让妇联帮我想办法。自从打算离婚以来，我一直住在娘家，没事的时候我就看电视。我从电视节目里知道我是一方要求离婚，在另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必须到法院起诉。具体该做什么，我根本不懂。又是妇联的人帮助我，一年以后，我和我丈夫离婚了。说起来，我真是感谢电视，要是没有电视，我哪知道有妇联，没有妇联的帮忙，我现在还在挨打受气呢。
娜仁高娃从电视上寻找到解决家庭暴力的方法。在牧区鄂温克人看来，从电视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既方便又廉价，电视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只要留心，能找到解决各种事情的例子。而且从电视上获取信息成本较低，在有长电的地方需要花些电钱，没有长电的地方靠风力发电，一次投入，受益很久。传播学集大成者韦尔伯.施拉姆曾经就受众的信息选择性行为提出一个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这个公式说明，受众对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选择与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给受众提供的报偿成正比，与受众获得这些报偿的费力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对于受众来说，某一感觉到的手段越容易获得，它就越可能被视为媒介工具，而媒介的使用越能被社会和文化接受，就越可能被视为最合适的功能性替代物。
电视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是最便捷而且成本较低的信息获取途径。牧区鄂温克人从电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家庭和法律方面。娜仁高娃通过电视解决了家庭问题，而乌兰宝力格嘎查部分牧民为了更换嘎查书记，目前正在积极做准备工作，有些牧民将关注点投向电视，希望从中获取一些“民告官”的方法和途径。
由于乌兰宝力格嘎查这部分牧民基本上是中年人，其中能听懂汉语的人不多，他们关注的电视节目主要锁定内蒙古电视台的蒙语卫视。《直通12》很受牧区鄂温克人的欢迎，这个栏目每周两期，每期12分钟，节目宗旨是通过关注典型事件，对观众关心的事件、现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且在探讨社会热点、难点、疑点、亮点问题过程中，重点对国家和自治区的重大经济政策和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诠释，同时也给广大蒙古语观众创造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
南吉是要求更换嘎查书记的积极倡导者，每集的《直通12》他都准时收看，通过这个节目他了解了很多事情，学到不少别人处理问题的经验。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兴安盟牧民状告嘎查领导的节目，很不容易。我们汉话说不好，有些事情也不知道向政府哪个部门反映，我们要告的人在旗里有人撑腰，就是找对部门也不一定解决，我们没人，谁会向着我们呢？但是我们不甘心，我们在等时机。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更多别人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人家的方式。”
第二节 鄂温克人的电视模仿
模仿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仿效他人的行为，从而习得与之相类似的新行为的过程。模仿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惯。通过模仿，社会中的人们表现出相同或近似的举止，因此它也是社会风尚、风俗、习惯等的形成方式之一。米德认为，社会角色和行为的掌握是由于模仿他人的角色言行而获得的，因而模仿在人们的个体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代大众传播工具特别是电视在现代人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为人们提供模仿的对象，尤其是名人、被媒介赞评的人、在媒介中经常露脸的人，往往成为广大受众模仿的对象。“大众传播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它们还通过向社会提示具体的行为范例或行为模式来直接、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动。一种行为如果得到传媒的广泛报道和传播，往往会成为一般人学习或效仿的对象。”
个人学习传播媒介所呈现的行为模式，并将其应用于现实情况中，一般情况下会遵循以下步骤：个人从媒体内容中的人物看到某种行为；评估行为的实用性，并决定是否应予效法；在实际状况下如法炮制；结果显示十分有效果，因此得到报酬；重复仿效后，凡是遇到类似情况，都会习惯性的采取学习到的行为，直到不再得到报酬为止。由此可见，引起模仿是大众传播内容影响受众行为的基本方式，模仿的规律是受众首先对行为人产生认同。也就是说“媒体形象对受众行为的模塑力量主要源于该形象与特定受众群体思维结构中的某些信息单元发生共振，取得了后者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