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播媒体中，直接与传播有关的职业人员被称为广播传播者，其中专门从事节目的有声语言传播者被称之为表达主体。表达主体包括播音员、主持人、现场报道的记者、专职广告配音员、频率和节目宣传配音员等。本书中涉及最多的是播音员、主持人和现场报道的记者。在研究有声语言传播的规律时，发现表达主体总是在任何一个岔路口与节目内容、形式和接受主体不期而遇，使问题复杂化的同时也增强了解决过程的趣味性和玄妙感。
第一节有声语言表达主体创造媒介文化形象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再造想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素材。与歌唱、表演、舞蹈等艺术形式相似，有声语言表达的方式能够毫不费力地使听众将节目内容和形式、表达手法同时计为想象的材料。需要注意的是，有声语言表达主体的信息始终作为重要的声音元素参与到听众的联想和想象中，与语言内容水乳交融，形成鲜明的表象、意义和意象。甚至有时表达主体形象的某些因素强势于语言内容和形式而成为想象的主要依据或目标。譬如，很多听众不再记得这个播音员或主持人在节目中说过些什么，而是记住了他的某些特别的声音特征、个性特征等。也许可以这样说，表达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媒介文化符号的身份更为醒目。
广播有声语言是一门特殊的语言艺术，它不仅具有其他艺术的共性，而且个性鲜明，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具有融逻辑意义和艺术感悟为一体的影响力。有声语言表达主体与其他艺术的创作者相比，他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在作品中，使听众时刻意识到他的存在，并且使其成为思维和想象的对象。有声语言表达主体作为“出场型”、“前台型”创作主体承担着附着在其身份形象之上的一切后果。表达主体以个体特征鲜明的大众传播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承担创作的即兴性、不可逆转性、排他性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未知的艺术美感。这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使表达主体经常产生“生活在别处”的角色转换。表达主体代表其背后的媒体实施传播功能，而实际上，听众在收听节目时决不刻意区分媒体与“媒体代言人”的关系，他们的关注点多数集中在表达主体在“说什么”、“怎么说”，以及“怎么说”中蕴藏的表达主体特征。
大众传播的有声语言在挣脱了远古口传时代的距离羁绊之后，再一次使声音超越于符号所指的霸权之上，让刻板的、冷冰冰的意义有了温暖的、欢腾的生机做伴。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强调有声语言在意义层面的秩序，忽视声音对生命本身的全景式投射；过分地纠缠于语言符号所指排列组合形成的各种各样意义关系，忽视了具体感受和情感在概念世界中的无所适从的窘迫。语言的概念映象填平人们理性认知的鸿沟的同时，抹杀了具体事物间和人类情感间太多微妙的差别。当一句话停留在文字上，即使仔细勘察了语境，仍然很难确定它深邃的内涵，特别是仍然可能存在多种不确定性的猜想。而一旦这句话被主体说出口，基本上受众的想象就会被主体表达的形式和内涵牵制，在规约了想象的空间和程度的同时使内容的形式和意义成为具有很强确定性的现实。有专业人士曾经撰文，某省经济电台的一位股市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股市评论节目时，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从不表明自己对市场或某只个股的态度。但是，有细心的股民听众居然能够从他主持节目时的状态、话语的口气、播放歌曲的曲目以及其他细节中，揣测出他对市场和个股的看法，炒卖股票赚了钱，而且屡试不爽，简直令他防不胜防”。这就是表达主体有声语言创作的现实效果。
我在很多场合下都强调过广播要发展势必遵循“内容为王”的策略，这也是业界的共识。但是究竟什么是“为王”的内容，从事经营、管理、采访、编辑的专业人士由于各自的角度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对内容的阐释还是要落实到有声语言传播的总体表象上。编采和制作人员头脑中的节目内容和他们笔下、手中的现实是有差距的，这其中文字和音乐、剪辑等其他表达手段的能力制约着节目传播的效果；编采人员的文字以及播音员、主持人的“腹稿”与表达主体口中的节目现实并非原版再现。因此，表达主体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成为节目内容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任何忽视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功力和职业素质的观念都是对“内容为王”原则的背离。当节目的有声语言表达传递到听众那里时，已经不单纯是内容的事实本身，其间的意义要素、道德要素、文化因素、审美因素一并“打包”，全方位地与听众的感知觉相遇，表达中的某些意义、某类音色、某片情绪、某种想象都可能影响听众的感知觉和思维重点。所以，一味地只在节目内容的事实上下工夫，忽视表达的有效性，再好的“枪弹”也难以百分之百地“击倒”目标受众。
由于表达主体以自身的声音形式出场，声音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节目内容的一部分，听众对于有声语言的接收和想象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声音载体而形成对表达主体的想象。听众根据语声特点的表象再造想象出表达主体的形象，因此表达主体在听众头脑中的“象”是超现实的“虚幻的真实”。在广播主持人的听众见面会上，大多数人会感到想象与事实的差距。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听众在转瞬即逝的听感中产生的错觉参与到了想象中之外，重要的是声音本身具有遮蔽性。某种声音的特点和表达形式、表达特征的属性经常造就一种紧密关联的听觉感受和文化象征性。比如，浑厚的声音特点给人以沉稳大气的感觉，语速较快的表达给人反应快、效率高的感觉，等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出现了语言表达上的某些趋同现象。比如，有人以操持“港台味”来显示节目的时尚性；有人以人际语境下的口语表达特点来表现自己的“民生关怀”；有人不加科学论证就把播讲语速提升到每分钟350字以上，以为这样可以更贴切地符合新闻属性，并美其名曰“时代感强”。这种某些播音员、主持人片面追求形式的符号化行为，表面上看是从众心理在作怪，深层的原因还是主体创造媒介文化形象的意识较弱。除此之外，我们还遗憾地发现，几乎搜寻不到各个电台“标志性”的有声语言表达，从声音到内容，从表达方式到表达理念，它们自觉地实现着“合流”。如果错过收听台号，听众就很难辨认出哪个是中央台，哪个是地方台，哪个是北方台，哪个是南方台。人们在挞伐20世纪60年代的广播举国上下“高、平、空”的同时，陷入了绵软、空洞、饶舌的泥淖。于是我怀疑，我们对历史的检讨和批判是否仅仅局限于时代与时代更迭导致的天然叛逆，而非理性的反思和拷问。广播传播的队伍缺乏对有声语言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导致了广播节目独立性、创造性缺失，艺术见地浅表化，这些遗憾往往主要源于表达主体的“媒介文化意象缺席”。我们经常提到的“港台腔”是语音和语流特征综合的表现形式，本来是声音模式的中性化描述，后来竟然成了某些主持人努力追求和培养的“时尚语言”模型，甚至成为某些主管领导评判“创新”表达的标准。通过对影响有声语言固化的社会思潮的深层分析可以看出，“港台腔”的盲目跟从是创作主体意识软弱和彷徨的表现。姑且不论主持人的文化心理和传播理念，单凭听觉心理感受讲，“港台腔”出自港台主持人和海外华人之口，会令人联想到认真、尽力和勤奋的形象，因为他们的语音虽然欠准确，但清晰、饱满，而且追求动听，言语中流露出努力说好普通话、尊重受众的愿望。这样的声音形象是真诚、自然的。但刻意模仿的“港台腔”透露出矫揉造作，在听众的想象中勾勒出浅薄、文化感差、主体意识缺席的形象。源头踪迹万般，结果是无可争辩的。
理性地分析，主体缺席有时并非仅仅是表达主体个人的责任，为什么业界学者和民间评论家不谋而合地将挞伐的板子打在播音员、主持人身上？毕竟，听众的耳朵里充盈的、直接可感的是表达者的声音形象，直接触摸到的是表达者的思维和情感的现实。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出场型”创作主体的身份意象极为鲜明。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广播媒体体制的完善、运行机制的成熟、传播观念的发展，听众的媒介素养也相应地水涨船高。在听众的传播印象中，声音的浅表遮蔽性很快就会过渡到声音所创造和蕴含的意象的真实披露。那些浅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语声表象所具有的遮蔽性，很快会被特定的、局部的、某一次的语声意义所具有的遮蔽性替代。某交通台的一档早间娱乐资讯栏目，在一次节目中的话题是“吹走城市中的错别字”，请听众发短信说说生活中出现的错别字现象。这是一个听众有话可说、很有意义的话题，但是却有短信善意地批评主持人，说“平时挺喜欢你们两个的（指男女两位主持人），怎么今天感觉那么不对劲儿呢？”还有听众轻微地讽刺了主持人，“一大清早就听两位语文老师给上课”。两位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观点和言语没有错误和偏激，表达状态与平时一样积极，为什么听众有些反感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位主持人言语密度较大，节奏较快，一唱一和话轮转换过于紧密，而且语气略带嘲讽，给人一种劈头盖脸的、判官式的“言语暴力”的感觉；二是两位主持人的普通话的“京味儿”过于浓重，给人玩世不恭的轻飘感。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这两位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功力比较强，有较强的大众传播意识和素质，也非常敬业。之所以在这次节目中的表现被听众诟病，主要是因为语声形式的“这一次”特点遮蔽了主持人一贯坚持的表达追求和自我体现。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本次话题激发了主持人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态度倾向；节目主持过程中非主观因素对主持人非智力因素的干扰过大；搭档间主观情绪的相互支配，等等。
这种语声形式遮蔽下的表达主体形象并不是固定的、刻板的，那些深层的、整体的、稳定的声音意象和情感会将这次具体的遮蔽性剥离，并继而向更深层次的遮蔽性转化。声音遮蔽性由浅入深地被澄清的过程，就是表达主体的媒介文化形象塑造的过程，而遮蔽性被转化的同时还将出现新的性质、新的样态的遮蔽；相应地，听众对表达主体的声音和精神的全部印象也伴随性地发生渐变式的拓展和加深。听众不仅关注“说什么”和“怎么说”，还同时注重“发语者”的主体形象，甚至在“为我性”的支配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谁在说”。表达主体被不同性质和趣味的、流动的听众选择，因此，表达主体会更加重视通过声音创造与听众的经验共享和情感共鸣，真诚的、和谐的、富有个性的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会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声音品牌”是媒介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对于广播媒介来说，这不仅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个体的主观追求，还必须成为频道整体水平提升和个性风格鲜明的有机统一。我国人民广播史上有这样成功的标志和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传播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极为恶劣，但是人民播音员的声音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的精神支柱。解放战争年代，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得到听众这样的评价“特别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一位女同志，听她的广播使人深思，催人奋发”，“陕北女播音员报告的胜利消息，感情充沛，铿锵有力。……大家说这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们也要这样播”。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直秉承“发出人民的声音”的传播理念，在播音员的相互学习和提高的优良传统中，形成了中央台庄重大气、时代特色鲜明、播音风格突出的频道品牌，当时也是中国广播的播音品牌。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功能有了进一步地拓展，其传递信息、社会教育和娱乐的功能越来越突出。20世纪80年代，“珠江模式”掀开了广播改革的新篇章，有声语言传播的样式和风格应节目样态、节目类型、传播功能的拓展而异彩纷呈。总的说来，中国广播的特点以端庄大方为主，开始出现清新活泼、不拘一格的可喜态势。21世纪的今天，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开始了新的探索，其间出现了一些意识混乱、目标模糊的现象，但是正如一些竞争力强的广播电台，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音乐之声”，北京电台“音乐频率”、“交通频率”，浙江交通频率，深圳广播电台等等，他们不但营建了闻名全国的“频道品牌”，而且培养和打造了一批整体素质优良的播音员、主持人，他们的“声音品牌”不仅成为本频率的标志，而且彰显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具有强烈的标识性和美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