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唐颖
日本政府在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时说：“日本经济发展的三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1]如果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那么对于出版这个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的产业来说，精神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高尚的出版精神，是出版之本，是出版之魂，是出版之精要，是出版之所以能够受到高尚的人们尊重的缘由，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出版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2]可以说，出版精神就是现代出版价值体系中那只“无形的操纵的手”，也就是说，出版精神就是整个出版价值体系的灵魂和核心。
一、人文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有关人文精神的解说很多，著名学者、美学家叶朗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3]张绪山认为，人文精神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二是“文”。在“人”的方面，人文精神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之为人及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追求完美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4]简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
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二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性人格；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探求，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人文精神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图书出版过程中都有体现：人文精神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要求图书出版追求客观真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及人类的奥秘；人文精神对人类自身的关注，要求图书出版适应人类娱乐休闲及美学追求的发展需求，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的精神需要的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基本的、较低的层次，后者则是人类精神消费的较高层次，它表明人在精神世界中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变得更为理性化，对生活的感悟高于生活真实而又忠于生活现实；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探求，又要求图书出版传承文化、教育社会，把前人的或当前的文明成果通过出版的形式保留下来、散布开去，以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可见，人文精神决定着图书出版的内容，是图书出版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而当前中国出版界的“不人文”或“伪人文”现象却并不少见。有业者曾形象地提炼出“今日书界六大俗”，一曰光速跟风、二曰卖弄隐私、三曰枪打出头鸟、四曰胡乱翻案、五曰追着明星跑、六曰公然打托与造假。[5]这不是没有依据的，论据比比皆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刚火热上市，《谁敢动我的奶酪？》、《谁的奶酪我不敢动？》跟着就来；一夜情故事集《天亮以后说分手》热度犹存，《天亮以后不分手》、《天亮以前就分手》就又光速冒起；因为戏说可以不尊重历史，所以《沙家浜》被改造成阿庆嫂与几个男人感情纠葛的故事；从《执行力》到《没有任何借口》，从《要金钱还是要生活》到《挪威没有森林》……各类伪书竞相亮相，甚至占据各大卖场的抢眼位置；而诸如《绝对隐私》、《拯救乳房》等以绝对低俗的名称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图书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尽可能丰富多彩地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但实质上是对人文精神的曲解，是对图书出版人文精神的背叛，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呈现出来的图书品质下滑的问题，最严重的是，长远看它还将造成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文氛围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时的人自身又是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文社会的沦陷不难，但要重建就绝非易事。而与“不人文”并驾齐驱的“伪人文”现象则更具迷惑性，它往往打着“人文”的旗号，实际上不是文学作品选，就是报刊精选本，不过轻率袭用“人文读本”之名，其实名不符实。这些行为对人文精神不仅没有丝毫尊重，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人文精神的变相亵渎，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样深重。
真正的出版人文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以出版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敏锐的个人思考和文化感悟去关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再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与毅力去开掘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深井。它是激情与理性、监查与自省、思辨与思变的兼容，是出版人个性文化选择和社会人文情怀的内在交融。中国出版人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出版才能真正健康、良性、繁荣地发展，中国出版业的和谐、永续也才有望成为现实。
二、职业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外现
出版职业精神是出版人应当具备的职业意识、职业责任、职业良心、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作风和职业荣誉的升华，它是出版人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是出版精神的外现和具体化。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出版业也有相应的专业操守和自律，这并非出版业特有的义务。不仅如此，因为出版固有的特殊性，社会对出版职业精神的期许是很高的，这事实上对出版业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但是当前，中国出版业界却一再暴露出职业水准和信誉下滑的迹象。有人把出版职业道德下滑归咎于出版的市场化改革，归咎于读者大众世俗化需求的推动，但是寻根究底便会发现，最根本的其实是出版人自身的问题。
首先，市场化与出版职业道德下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很多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商务、中华等中国出版史上响当当的老字号，其口碑也都是在市场的打拼中锤炼出来的。它们采用的并不逊于当前的商业化操作手法，并没有让它们的社会名声扫地，相反它们不仅仅在出版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还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可以说，市场、商业的因子一直都存在于出版的肌体中，它们并不是现在才突然跑出来兴风作浪的，对出版产生的实际冲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其次，读者大众的世俗化需求与出版水准下滑之间也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有研究指出，多维度探求出版媚俗的根源发现，媚俗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其中纠缠的各种力量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媚俗的单维性。所谓的大众低俗需求欲望虽然是感性的，但却是被操纵、被拔升、被控制、被诱惑的。而操纵、控制这一切的无形的手，正是市场与文化生产主体目的明确的、理性的合谋。编辑出版主体对大众世俗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毕竟是否媚俗，并不取决于大众的世俗欲望，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编辑出版主体是否想媚世俗。[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