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的主体性：叙事层面
在报道层面体现的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客观性，对于阅读者而言，主要意味着在收看报道的时候获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闻要素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释。在这个层面上，这些要素是分散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联还没有进入理解（或阐释）的门墙之内。而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这些要素是由一个具体的文本制作者“讲述”给阅读者的。在“讲述”过程中，文本的制作者需要对事件要素进行有序的组织，毫无疑问，制作者的主动行为和价值取向将对文本结构和内容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因制作者的主体性而呈现出的相应特点非常明显，这种特点也形成了文本自身的主体性。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作者也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一次具体的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文本的制作者（主要是新闻传播业者）对一起危机事件的叙述必然有其自身的创造性和倾向性。在现在信息渠道非常通畅的情况下，记者编辑已经很难获得独家新闻的发布特权了。在大家面临同样的新闻来源时，新闻记者要想使自己发布的报道得到受众的认可，需要经营的重点就不再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这些简单的要素了。他们现在更加看重的是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从而推动阅读行为的顺利展开，吸引读者看下去。用叙事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叙述过程。而对于文本的阅读者来说，如果其理解行为能够进入到揣摩创作者技巧和意图的层面，对文本的解释就进入了叙事层面。
叙事（narrative）是叙事学的核心命题，简单地说，就是讲故事。研究如何将“故事”叙述给读者的理论就称作叙事学。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主要以文学为对象，后来随着“文本”意义的放宽，其研究方法逐渐移用到其他领域。现代新闻的文本成为“叙事”的研究对象并非偶然，因为在现代新闻业发展的过程中，“故事”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以至于讲故事的方法已经成为当代新闻叙述和写作的核心技巧。
历史地来看，故事化、趣味性在当代媒体中的盛行是媒体大众化、商业化的结果，是媒体竞争和受众选择的结果。自新闻业进入大众化发展的第一轮——廉价报纸的时期开始，奇趣的故事内容就逐渐替代之前政党报纸时期为精英人士服务的严肃政论而成为吸引普通大众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大众化报纸，美国纽约三大廉价报纸之一的《太阳报》，其最大特点就是用趣味性的故事来吸引普通读者。而现在即使是《华尔街日报》这样严肃的财经类报纸，也已将讲故事作为最重要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其总编巴尼·基尔格尔就已经提出“不把银行的故事说给银行家听，而是说给银行的客户听”。其著名的口号“给我一个生动的故事”开启了趣味情节引领财经新闻的时代。可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讲故事已经成为现今各种媒体的必然选择。这种特点同样体现在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当中，无论这种文本的载体是文字、声音还是影像。
在目前的国际危机传播方式中，电视新闻直播因其直观、快捷等特殊秉性使得电视媒体成为重大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最有影响、最为强势的传播载体。许多电视媒体都因为对重大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而声名鹊起，也正好说明了电视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所具备的媒体优势，如海湾战争中CNN崛起、中东危机中半岛电视台扬名、“9·11”事件中凤凰卫视扩大了在全球华人中的影响，形成了“有大事，看凤凰”的口碑等。在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相对于其他媒体而言，电视新闻直播更加直接、快捷、鲜活、富有现场感，然而，即使在电视新闻直播中看来是直接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报道，也是经过制作人员精心安排和组织的，它仍然是一场叙事。
在对一场国际危机事件的直播中，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当然围绕着“现场”来构建。所谓现场，指的是正在变动的当下情景，它构成了对观众的“核心吸引力”，现场的不断变动吸引观众一直往下看。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推动“故事”进展的最重要元素其实是悬念，即将得出而又还没有得出的结果是真正吸引人的原因。问题在于，即便是一场悬念丛生的国际危机事件，在电视新闻直播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保证现场在任何时刻都有变化出现。那么对于电视新闻直播文本的制作者而言，如何保证叙述的内容能够不断有“变动”出现，从而吸引观众一直看下去呢？
用叙事学的观点来看，电视新闻直播最重要的内容——现场的变动，是由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影响等因素的变动而造成的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在叙述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历时关系”，即按时间先后顺序纵向展开。在按这种方式展开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变化是由于矛盾关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它一般体现为一种两两对立的模式，此消彼长即生变化。一旦这种两两对立的模式不再具有新的发展动力，电视新闻直播的叙述就必须立即借助于另一重关系——“共时关系”，即与此事件相关的各种事件来进行补充。这时就会进入背景、影响等元素的呈现，就会由新闻的第一落点转向第二、第三落点。在对一个国际危机事件进行直播的时候，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共时内容会非常丰富，比如经常采取多视窗的方式来对现场进行呈现，在屏幕下方还会经常以滚动字幕交代与现场相关的内容，等等。
我们用一个坐标图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图左的坐标系中，横坐标表示共时关系，纵坐标表示历时关系，而坐标体系内的粗线箭头表示电视新闻叙事的发展方向。显然，叙事时间的线条不会完全按照历时的时间线发展，更不会按照共时的时间线发展，而是会在一个共时与历时的牵引下）沿着斜线方向发展。
但是，在对国际危机事件的直播（叙述）中，共时因素与历时因素不会同时起作用，而是会在一个时段以某种因素为主，在节目制作者的精心安排之下，交替推动叙事的线条向前延伸（如右图）。比如在对“9·11”事件直播的过程中，电视新闻直播的起点只能是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以后（表现为在横坐标上已经发展了一定的距离），在这一事件（剧烈变动的因素）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电视直播沿纵线发展，即主要是对被撞大楼的变化状态的呈现；之后转入对一些相关因素的叙述（横向发展），比如是谁制造了这场事件、动机是什么、有多少人死亡、人们的评价意见如何，等等；在第二架飞机再次撞击大楼之后，电视新闻的叙述又呈纵线方向发展，之后又进入横向发展的状态；在大楼倒塌的过程中，叙述又呈纵线发展，之后又转入横向发展。正是在这种纵横交替——即共时关系与历时关系的转换过程中，电视新闻直播的叙述过程不断被推向前进，一场国际危机事件也就这样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
可以看出，在这种纵横交替的叙述过程中，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是被牢牢控制在节目制作者手中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国际危机事件是一种“被叙述的事件”，事件在报道层面的客观要素被精心地组织和编排，然后在一个直播的序列中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危机事件是“被言说”、“被叙述”、“被传播”的，或者说，国际危机传播是“被主宰”的。
也正是基于在叙事层面体现的这种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主体性，有的危机传播学者提出在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传播主体要进行“指导性的传播”和“富于同情的传播”。应对一个影响广泛且原因复杂的国际危机事件时，传播主体必须在传播过程中掌握主动，要控制整个传播过程的进度与方向，从而使国际传播文本在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达成有利于传播主体的结果。很多危机管理专家所说的在应对国际危机事件时，在传播层面要做到“说得正确，做得妥当”，也正是这个意思。
（三）文本的互文性：阐释层面
面对一个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随着阅读行为的不断拓展，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将会进入更深的层面。在了解基本的客观信息、揣摩文本制作者的叙事技巧和意图之外，阅读者还会关注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关注这一文本之中的某些元素与其他文本中元素的关系。到这时，对文本的解读就进入了“互文性”的层面，而这时的解读，就可以看做是现代阐释学所希望达成的理解或“解释”（或称“诠释”、“阐释”）了。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结构主义学者克莉丝蒂娃1966年在评价苏联思想家巴赫金理论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实际上它来自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和“复声部”的观念。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指出其作品“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是“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从而提出了后来备受国际文论研究者重视的“对话”概念。在“对话”理念基础上生成的“互文性”观念强调，没有一个文学文本是初始性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文化中先前存在的全部文本及释义规范。
在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对“互文性”这一属性的把握是通向全面、深刻理解国际危机事件的必然道路。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互文性”的提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但在国际传播中，对这种传播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是古已有之。
比如在中国古代，对“互文性”的了解和运用在分裂时期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中非常常见，它是各国维护自身利益、抑制对方发展的重要谋略和手段。《三国演义》中所讲的荆州故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刘备“借”荆州后，孙权向被曹操挟持的朝廷上表，要封刘备为荆州之主，曹操则同时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南郡、江夏为荆州下辖郡县）。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对表奏文本的“互文性”都非常清楚：孙权上表为使曹、刘相争，曹操表奏则不仅表明他读懂了孙权表奏的“文本”之意，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式，用一纸任命让刘、孙相争。用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两个表奏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非常有趣，文本的创造者和读取者对文本之间的微妙关联是看得很明白的。
西方也不乏类似的经典案例。比如公元640年伊斯兰军队征服埃及后，其领袖哈里发·奥玛派人烧毁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留下了著名的诡辩：“要么，图书馆的那些书籍表达了与《可兰经》同样的意思，这样一来它们就是多余的；要么，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这样一来它们就是错误的、有害的。”显然，哈里发是利用“互文性”的高手，他非常清楚“互文性”在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作用，他的诡辩就是对图书馆的书籍与《可兰经》之间“互文性”的“巧妙”应用。
其实，在国际危机传播的历史上，类似的传播方式一直延续不衰。正是由于国际危机传播中牵涉各国利益，因此，每个传播主体都必然从本国利益出发来对国际危机事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国际危机传播文本以及之后对这些文本的阐释和理解自然也不可能完全“客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性”和一厢情愿的“主体性”。新闻传播是一种信息的呈现方式，是一种故事的讲述方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体系，是一种国家力量，是一种文化传承，这一点在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因此，要理解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丰富含义，就必须对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以及此文本的元素与彼文本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传播者的意图，对文本的意义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解释。
举例来说，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过程中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丧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立即发表电视演讲。在演讲中，他将罹难的宇航员视为“英雄”，并深情地说，宇航员们“挣脱了大地的束缚，去触摸上帝的面颊”。里根这篇“如诗般美好”的演说词被称为“变失败为胜利”的讲话，对于扭转美国人民悲痛、消沉的情绪，将其升华为对“英雄”的崇敬与礼赞，转化为完成“英雄”未竟事业的勇气和信心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篇演讲的文本是一次主体性极强的阐释行为，在总统对宇航员的精神进行了主导性的阐释之后，“英雄”就成了各大媒体传播的主要倾向。媒体与媒体之间，报道与报道之间彼此加深这种倾向，在这种“互文性”的网络中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