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功能彰显
在危机传播中，媒体起着沟通信息、协调利益、解决矛盾的关键作用；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媒体还承担着一部分重要的外交职能。以“利用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为主要目标的媒体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外交”，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
现代国家外交政策从制定到实施，每一个环节都越来越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制约与影响。“无论哪个主要决定或偶尔的相对次要的决定，在白宫、议院或五角大楼作出这一决定都是要考虑媒体的。将政策告知民众的方式首先是由传媒理解，然后接受，最后向美国人民传达某种观念。”
在国际危机发生初期，事态发展和形势尚未明朗，此时正式的外交部门很难作出及时回应。这时，大众传媒的报道就起到传递信息、表明态度和引导议题等多种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与危机，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够使国家的外交政策获得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增强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推动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如2010年以来，对于因朝鲜半岛危机而引发的“美日韩军演”，我国政府在正式外交渠道上采取了理性、克制的策略，而与此同时，国内的主要媒体对这一事件予以持续的报道与关注，对美日韩同盟的挑衅行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这样政府在国际危机中的外交行为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既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们维护和平的坚定立场，又避免了引发更大的矛盾与冲突。
在国际危机发展期间，大众传媒常以独立的姿态介入外交决策过程，开展所谓的媒体外交。国家间的外交举措涉及国家利益，影响国家形象，因此在多方的政治压力下，外交行动通常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危机，官方的外交行动自然就很难快速反应、及时应对。尤其是在正常的外交渠道已经中断的情况下，传媒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缓和危机的首选。传媒以大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推动双方或多方对话交流，同时可以主动设置议程，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建构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正式的外交渠道相比，媒体外交的灵活性和效率更高。
三、抚慰功能充分显现
国际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破坏性和延续性等特征，必然会引发社会公众心理的急剧变化。研究显示，如果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进行了有效的国际危机传播，就能大大缓解危机爆发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而媒体在引导公众心理定式方面有很大的作用。针对国际危机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大众传媒只有遵循其本身的传播特点，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疏导抚慰功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心理学上讲，对社会恐慌心理的疏导应侧重三个方面，即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学习应对危机的方法和知识；了解危机发展动态。危机中，大众传媒如果能准确把握公众心理变化的脉搏，了解公众的特殊心理需求，在报道中积极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疏导公众的情绪情感，那么就会减轻危机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心理创伤，避免出现心理疾患等次生灾害。同时，也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如集体凝聚力的加强、忧患意识的树立，并在危机过后，使社会心理恢复正常与稳定，增强重建家园的信心。这也正是媒体进行心理抚慰的重要意义所在。
抚慰工作的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灾区之外的人们，他们急切地想了解灾区的情况，而信息的透明传播正达到了消除人们由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恐慌心理的目的，使得流言不攻自破，危机传播的良性效果显现。前期的抚慰疏导工作是基础，只有大众理性了，才可能团结起来支持救灾工作的开展。抚慰的另一部分是对灾区群众的抚慰，这包括知识普及性的抚慰以及后期针对人们不良心理状况的抚慰。
同时，危机传播的目标不只是让公众暂时平静下来，而是要培养他们理性面对危机的态度，在危机面前既保持镇定，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关注，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
四、社会动员功能放大
传媒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功用不可小觑。公元542年的欧洲居民通过传言得知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他们很少为某个君士坦丁堡铁匠的痛苦难过；但是，2003年3月的卡塔尔电视台确实让每个观众被伊拉克男孩的泪水所震撼，并激发出“为此做点什么”的愿望。这就是现代媒体危机传播的强大作用。国际危机传播确实减少了孤独感，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理。在现代的国际危机传播中，危机往往跨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事件。例如，在“9·11”事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对在这次灾难中遭遇不幸的人们表示了同情，向美国人民表示了慰问。这是人类不分国家种族的同情与共情心理的体现。
由此可知，传媒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传媒全方位的新闻报道让人们充分了解了危机的现状，内心感情被强烈地激发出来。社会的责任感、人性的善良和同情心成为人们行动起来的动力。传媒动员已经成为国际危机处理的一部分，居于特殊地位。可以说，在国际危机事件中，媒体既是被动员的对象，又具有增进社会动员的功能。
五、利益协调与整合功能强化
政府作为危机传播的主体之一，其主要任务是新闻发布和信息控制。在危机事件处理中，政府应该始终是主动的、明确的，因为“在诸多情况下，发比不发好，早发比晚发好。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按照人的一般认知与接受的规律，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总是被怀疑的”。由此看来，政府危机传播是政府妥善处理危机事件的重要前提，是维系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危机传播的效果好坏也直接反映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高低。而传媒的积极介入是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政府作为的关键之一。
在危机传播之中，传媒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三者形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传媒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它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公众需求。大众传媒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因此，在传媒与政府的相互作用当中，政府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媒对政府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效果。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受众、媒介、政府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互信。这种互信关系的形成需要政府给受众更多的信息，受众给政府更多的信任。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抗震救灾策略和信息发布机制作出了快速的反应，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外国救援队也都采取了主动欢迎的态度，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
六、教育功能集中
在国际危机前期，传媒主要履行信息告知的功能，而随着报道的深入及危机后期恢复工作的开展，传媒以各种形式承担了教育的职责。
国际危机事件中，传媒的巨大力量把人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更多的人通过传媒关注和了解危机事件的进展，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的遭遇感到伤心难过。当整个社会的公众都在为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的生死安危担心害怕的时候，国家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以增强，而传媒成为这条情感纽带的重要一环。
七、危机预警功能凸显
在危机的潜伏期，传媒的危机预警功能对于个人、组织和社会都非常重要，是政府预防危机发生的主要参考，是公众获取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
当前我国正处于危机事件的高发阶段，怎样在全社会建立一个有机的危机预警体系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事情。目前的办法是首先普及这种危机意识，然后使各个区域、行业、单位、组织都建立起自己的危机预警体系，分别监控自己辖域或者与自己有关领域的危机事件。如此，可以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危机应对体系。
思考题：
1.比较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赖特的“四功能说”和施拉姆的“五功能说”。
2.如何理解国际危机传播中凸显出的媒体新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