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夏可君
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信仰之为信仰，就是有着秘密，有着对秘密的责任，有着对他者秘密的尊重！
但是，秘密的悖论在于：秘密一定是要分享的，只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秘密承担责任——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个秘密，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否则你就不值得信任了。这个知道秘密的人也会如此重复，把这个秘密传递给另外一个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如此反复，秘密就不断被传递开来。但如此这般，秘密还是秘密吗？但如果一个秘密不被分享，只是知道者自己带进坟墓的话，那也根本就不是秘密了，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他的这个秘密。如何既知道分享了秘密，又没有泄密？并且没有以秘密来换取和交换什么利益？这些问题成为思考生命伦理的根本前提，如果以秘密来施行迫害，来交换生命，这即是恶的开始。
秘密，秘密的分享和对秘密的责任，构成了生命伦理最为核心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的最初发生，甚至，也构成了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共同体或者共通体就是对秘密分享的团体，与之相应，告密则是背叛，就如同犹大的命运，是被抛弃，被诅咒。
秘密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
对于宗教信仰，这是以秘密的方式守护秘密，信仰一直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上帝知道一切秘密，与之接近的人也就在分享他的绝对秘密。而且这共享要秘密地进行，每一个宗教组织都有其秘密的行规，不可被外人知晓，因此最为体现秘密的是宗教信仰。但同时，真正的宗教也要求绝对地尊重秘密，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有着上帝赐予的秘密，尊重他的秘密就是尊重他身上的上帝的心意或者礼物！
但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
诗歌，或者说文学，是以秘密的方式来暴露秘密——文学的写作是一个秘密，我们不可能知道文学的法则，但是文学确实在暴露我们命运的秘密，让我们与故事人物一起分享他的命运。如同诗歌写作，在“文革”中是最能暴露一个人内心秘密和情感心意的，也成为最为需要解密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聂绀弩的诗歌既没有保护他自己，也牵扯进更多亲密而且能够理解他诗歌秘密的朋友。越是亲近诗人，越是理解文学和诗歌，就越是具有进行秘密交换的条件，也越是可能成为解密者，即成为潜在的告密者！因此，我们就会理解，黄苗子越是有才气，也就越是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牵连者，不管他是黄苗子还是其他聂绀弩的朋友们，已经处于这个告密和背叛的境况之中。一个总体败坏的文化，如何能有庇护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也一直没有找到揭开这个文字套索的方式，文人们就一直在无谓的牺牲和伤害之中煎熬！
经济行为呢？经济则是秘密地交换秘密，尽管我们知道商业运作规则，但是获利的方式依然是一个秘密，秘密一直在交换，但是秘密本身却不可见。如同说市场是无形的手，哪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却还是一个谜。在“文革”中，为了个体生命的存活，为了家人的存活，以秘密作为交换就成为最好的手段，尽管在最终的博弈中，自己和家人都成为秘密交换的牺牲品！秘密一直在要求一个献祭牺牲的逻辑：不仅仅是心灵的煎熬，而且就是身体的牺牲。“文革”是一个以秘密的交换来召唤生命献祭的时代，被迫害与主动伤害都在牺牲的交换逻辑中滋养着暴力：秘密的交换并没有转变出最小的暴力，反而扩大了暴力，这是生命的经济在秘密的暴力中无法解决的悖论。
政治，当然更加与秘密相关了，政治是拥有秘密的权力，政治就在于对秘密的少数拥有与严密控制，分有政治秘密的人也就分享了权利。表面看起来，“文革”似乎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既然所有人都在告密，到了最后，不就一切都暴露出来了？可奇怪的是，越是告密，秘密越是在增加！似乎秘密在政治斗争中自身繁殖着！这是因为，既然秘密可以换来存活的权力，或者说知道更多的秘密可以充分保护政权的权威和权力，那就需要知道更多的秘密，需要更多的人来泄密，直到把不是秘密的也当做秘密！
比如简单私密的日常生活，比如最为公开的酒桌上的牢骚话，比如远远超越作家本人意图的诗歌等文学文本，比如内心转瞬之间的念头，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瞬间意念，等等，都成为政治要监控的对象！政治的成本之高，也迫使生命政治最终走向迫害和谋杀，只有谋杀一个人才可能减少秘密的繁殖，如同对种族的大清洗和灭绝。秘密，在某个特殊时代，成为谋杀生命或者身体的催化剂。这是生命政治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和身体如此紧密地关联起来，“文革”的暴力语言和身体的暴力行为的亲密关系，一直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思考。
当然，科学一直以发现秘密为进步的标志，但是也假定了自然的秘密一直是还有待发现的。启蒙理性要照亮一切，揭示一切，在秘密的逻辑上，也走向了自身的悖论。
“文革”期间对一切的揭发也是有着所谓科学主义的幌子的。当然，如同窃听技术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加处于没有秘密的时代，我们的电话、手机、网络账号等等，无一不可以通过技术来解码，哪里还有个人的私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何可能？在“文革”时代，尽管多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揭发秘密，生命政治的真相体现尤为彻底，而且把每一个人的内心意念都当做解剖的对象，还是指向身体的，只是技术更加原始一些。
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一切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黏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这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黏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本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加大，深入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