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在认真
1981年前后，《中国语文》编辑部收到一位年轻同志的论文，是研究孟子语言里的一个问题的。一位副主编认为这篇文章颇有水平，就送给吕老审阅。不几天，吕老把这位同志叫去，说：“你查过加拿大学者杜百胜的书吗？这篇论文的材料和结论可能在杜的书中都讲过。”这位同志到语言所资料室一查，果然像吕老说的那样。原来这位年轻人做了一个重复研究的工作。
吕叔湘1949年在开明书店当了一年编辑；1978年《中国语文》复刊以后当了主编。1981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编辑出版业务讲座”上，作了题为《谈谈编辑工作》的报告，认为编辑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修养：第一个方面是业务知识；第二个方面就是语文修养；第三是技术问题。至于具体的编辑工作，他认为应该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决定稿子要不要用；第二步，对于有缺点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是核实；第四堵漏；第五整容，对稿子进行文字加工。吕老说：“作者和编者的关系有两句常说的话，一句叫做‘文责自负’，一句叫做编者把关。”两者不可偏废。他特别强调编辑要把好关。
对于出版工作，吕老也很关心。他曾经对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写过文章。现在他是国家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对于出版社的工作，他抓得又细又紧。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语文出版社编辑部一位负责同志和吕叔湘通电话，吕老在询问一本书稿的终审情况。
“同志，那本书我已经读过了，有些篇质量很差。这本书你是怎么审稿的？”吕叔湘责问道。
过了一小会儿，这位负责人才惊醒过来，忙解释说，这本书稿不是自己审的。
“那你是怎么终审签字的？”吕叔湘问。
“我抽审了一些文章，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就发稿了。以为那些文章大都是刊物上登过的，我们只是收编而已。”
吕叔湘大声说：“刊物上发过的，我们都能收编吗？有的刊物是很不负责任的，有的发的是关系户文章！”
“我马上把您的批评意见向编辑部同志传达。”
“我是批评你的，不必传达。”
电话挂断了。接电话的负责人心里翻腾了起来：1984年9月，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加强语文出版社的工作，让出版社真正发挥作用，请吕叔湘担任出版社社长。吕叔湘考虑再三，总算答应了下来。他已是80多岁的人，许多实际职务都推掉了，只留下这一个职务。他希望出版社多出版一些语文方面的学术著作和其他好书，把语言研究的成果推广开去。他要亲自过问选题，审阅重要书稿。他经常说，我既担任了这个职务，就不能挂个空名。他还说，出版社一定要出好书，不然他就不当社长了。
吕叔湘管出版社首先是把好每年的选题关。1985年初，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带上全部选题去当面向他汇报。当读到一部分选题以后，吕叔湘含蓄地笑着问：
“呵，你想赚钱？”
“出版社初办，经费太困难，财政部要我们自负盈亏，我是想赚点钱。”回答是诚恳的。
吕叔湘此时严肃地说：“想赚点当然也是应该的，可不能一味为了赚钱，以致砸了出版社的牌子！不要忘了，招牌更值钱！”他建议删去其中一些选题。
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语文出版社的同志名正言顺地把老社长“缠”上了。凡是棘手的事情，难以决断选用的书稿，经常出现在吕叔湘的桌上，而他处理的办法只有两个字：“认真”！
一位老专家带几个人翻译了一本国外有关语言理论的专著，译稿寄到语文出版社。责任编辑几经阅读拿不定主意：出版吧又怕内容太旧，不出吧又觉得有点儿可惜。他进退维谷，就向吕叔湘请教去了。
吕叔湘审读这本译著以后，明确指出：“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有意义的。但是从译本本身看，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应当叫那位老专家重新校过，进一步提高水平。如果他不肯修改，那就只能算了。”
听了吕叔湘的审读意见，责任编辑心中有了底，他把书稿退给作者去修改了。
有一次，出版社编辑部真正犯难了：一位老专家寄来一本讲稿，要求出书。编辑部读了这本书以后，一致认为材料和写法较旧。退稿吧，又碍于老专家的面子。这个不好处理的难题，又提到吕叔湘面前。
吕叔湘审完这本书稿后，亲自出面给作者写信退稿。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敢退稿，实际上还是不了解老专家。这些同志在语言学界工作了大半辈子，想出书是很自然的，想为语言学发展作贡献嘛。但是，鸟尚且爱惜羽毛，人焉能不爱惜名声？你只要讲清原因，他们自然会通情达理。何况我们坚持的是对读者和科学负责的原则，我们还担心什么？
务实与求新
1984年6月1日上午，北京语言学院为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创刊五周年，邀请部分在京的语言学家举行座谈。吕叔湘应邀题字，写下“务实”二字。务实，正是他的学风。
翻开吕叔湘的著述年表，我发现，在吕老数以百计的著作中，无论是科学论文还是普及性文章，大多是联系实际的，很少抽象理论；加上行文平易，就更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在实践与理论结合方面，吕叔湘较突出的表现是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心，他的不少论文是与这一方面的工作有关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给语言学事业带来极大的摧残。经过“读书无用”论的侵袭，中学语文教学真是“元气大伤”。神圣的祖国语言，受到了严重的亵渎。吕叔湘痛心地看到，一个中学生写不好一篇500字的文章，报刊上的文章也时有文句不通的现象。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如千钧！
他反复地想：在中学里，语文教学的时间占所有学科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还是这么差？
为了推动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吕老身体力行做了不少工作。1978年初，他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语重心长的发言，呼吁中学语文教学进行改革；3月，他根据这次发言写成的文章《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4月，他到苏州、芜湖等地讲学，多次重申中学语文教学必须改革的观点；1979年12月，在吕叔湘和语言学界一些前辈的共同促进之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吕叔湘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此后，每次年会以及暑期讨论会，吕叔湘都积极参加。他观察着、思考着，又提出不但要提倡先进教学法实验，更要注意如何大面积提高的见解，引起中学语文教学方面的重视。
远在1960年，吕叔湘即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在语文教学中实现多快好省的想法。20多年来他一直盼望这个想法能够见诸行动。
我问吕老：“为什么要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呢？”
他说：“这首先要明确初等教育的任务。在语文学习中，语言和文字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儿童学习了文字，一方面能把自己已经会说的话写出来，一方面又能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语言。所以初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儿童尽快掌握文字。”
我又插话说：“不是大家都说汉字难学吗？”
吕老又说：“是啊。汉字难学，怎么办？比如攀登陡峭的山崖，可以从正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上去，也可以找一条坡度比较缓的路从侧面迂回上去。传统的学习汉字的办法是正面仰攻，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硬学。现在不同了，我们拥有一种古人所没有的工具——汉语拼音字母。运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方法，就是一条迂回的道路。究竟哪一条路省时间省脚力，那就得看实验了。”
从1982年下半年起，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拜泉县、讷河县的三所小学六个一年级教学班进行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到1984年下半年，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好的兆头。黑龙江省要在那里召开经验总结会，特邀吕老亲临指导。此时，吕老已是80岁高龄，他原先并不想出远门。但由于语言学界同志的动员，特别是想到自己20多年前提倡的事情已在北国开花结果，他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佳木斯市，实际考察以后，称赞：“‘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充分肯定了这一实验，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现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方法，已在全国一些省市铺开。
吕叔湘既是务实的，又不守旧，他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
语言所的一位研究员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中文系，后又到中央研究院从事音韵学的研究。由于当时国内战局混乱，他只好改行从事外贸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老师们的劝说下，于1956年又回到了语言所，重操旧业。那时，语言所与捷克斯洛伐克有互换学者的协议。1957年要派一个学者去进修，所里就想到派他去学习实验语音学。
派一个新来的同志去国外进修，自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身为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却给予大力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刘复曾在北大创立语音实验室，但刘死后此学中断。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派人出国学习。这个新来的同志早期研究过语音学，英语也比较好，具备出国进修的条件，至于出身和经历，那是次要的。我们是派人出去学本事的啊！
这个新来的同志到捷克斯洛伐克学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学习语音实验学应多到几个国家看看。他又给所里写了信，要求去瑞典和丹麦作短期的学习。吕叔湘得悉这一情况以后，又给予坚决的支持。
一年之后，这位同志学成回国，建立了实验语言学研究室。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得到了发展。现在他已主编了《普通话发音图谱》、《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现代汉语语音概要》等著作。他对我说：“吕老因为支持我们的开拓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批判。要是他当年不支持这项工作，我想至今这个学科还在沉睡呢！”
当然，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
也是50年代，机器翻译在国外是门新学科，是随计算机的应用而发展起来的，只有美、苏、法等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957年的时候，还不到十年的历史。这一年，吕叔湘大胆地派一位同志去苏联学习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在国外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70年代末，吕叔湘毫不迟疑地支持语言所里的一位同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吕叔湘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欢迎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辛勤劳动一辈子的知识分子
吕叔湘在语言学界拥有较高的声望，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位语言大师。这位82岁的老人，态度和蔼安详。他已经工作了60个春秋。他说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青少年求学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考大学已经有重理轻文的倾向，他最后决定考文科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的思想中起作用。”
二、中学教员时期。他大学毕业后先在本县新建立的初级中学教课。后来到了苏州中学，除教英语课外，他还参加了《高中英文选》的编注工作，这个课本当时很多学校采用。1935年他考取了江苏教育厅的久任教员留学名额，第二年到英国进修。
三、抗战时期及其后。进修回国之后，他全家流亡到云南。他在云南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后来改为研究汉语了。从1940年到1949年这十年里，他写了《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等书和十几篇研究论文，还翻译了一些英语文学作品。
四、1950年以后。1949这一年吕叔湘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1950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到语言研究所，不久就担任副所长，后来任所长，三年前才退居二线。到语言所以后，由于担任行政工作，研究工作做得少了，主要是负责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十年动乱之后，研究所恢复工作，他的行政工作减少了，但是社会活动增加了。直到最近几年不担任行政工作，才多点时间写文章。
我问吕老：“您写了不少书和论文，哪几种您自己认为最有分量？”吕老说：“这话很难说。我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分成专门研究和普及、半普及两类。前一类可以拿《汉语语法论文集》里那些论文做代表，尤其是头上那些篇。那些论文或者是发掘前人没有触及的问题，或者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近代汉语指代词》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其余的著作，包括《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语法修辞讲话》、《语文常识》和《吕叔湘语文论集》里那些文章，都属于普及、半普及的性质，虽然其中这里那里也有一些创见。前一类比较能得到专家们的重视，而对于广大读者则后一类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认为只有前一种著作有科学价值，科学家不值得耗费精力于普及性读物。我不这样看。我以为这两类文字都有用，并且写起来同样费劲。比如《语文常识》看起来好像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事实上我平均要用三个星期才写成一篇（两个星期搜集和筛选材料，一个星期写稿），八篇六万字，用的时间加起来足有整整半年。
我去访问吕叔湘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准备寄给一家出版社。我问他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他说：“老了，写不动了，还能有什么计划！不过总难免还得写些短文满足一些情不可却的稿约。就如眼前这一包书稿，也是因为出版社感兴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再比如我本来是不欢迎记者访问的，可是今天您奉命而来，我不能太让您为难，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陪您谈谈了。”吕老说完，我们两人都笑了。我这才知道吕老还挺有幽默感的。
（写于198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