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是采访很多对象，用一个话题装下来，但是在《东方之子》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只采访一个对象。实际上我把这两者结合了，把《东方之子》做成了一个《新闻调查》的长度。但是当时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节目不太像《新闻调查》的定位，包括我现在的导师朱羽君老师，她也参与了《新闻调查》，参与了《东方时空》，参与了《面对面》的策划，她说不太像。很多专家都这样认为，说形态上有很多变化，怎么会是一个记者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在谈话呢？我们接受的观念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多听一点意见才好，所以要采访当事的好几方才可以。一集电视剧的长度，就你们两个人在说话，怎么会有人看呢？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实质：你得有张力呀，你得制造冲突呀，这种冲突只能用语言来制造。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底线在哪儿呢？你不能超越事实。大家都学王志的“质疑”，我是性格使然，比如我前倾的姿势。那天有个医生还问我说，“你脖子是不是有问题呀？”因为脑袋好像感觉老有点偏的意思，其实是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完了眼睛也不太好，老是有往前倾的姿势。所以现在从《面对面》以后，一对一访谈，很多记者都学这个。或者大家觉得王志的眼神很专注，很多记者本来都慈眉善目，现在都渐露凶光。但这个都是一种表象，质疑是有底线的，不能超越这个底线。
我是讲为什么要质疑，还是从刘姝威这个节目说。我说，你去问一问刘姝威，她怎么样？确实改变了她的命运。在我们没有采访她之前，洪湖法院的传票已经送到刘姝威的手里，20天之后开庭。当时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能说法院就一定会判她有罪，但是可以猜测。报道刘姝威的记者，《羊城晚报》的某记者，已经被洪湖法院起诉，最后撤诉了。因为起诉方——原告——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羊城晚报》已经公开道歉。而且，原来判了六个月的……这个法律术语叫什么要查一下，就是判定他有罪。你想，刘姝威是始作俑者啊，为什么不可以判她有罪呢？等待她的肯定是这种命运。而且到了单位之后，单位的领导跟刘姝威说，这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们单位没有关系，你不要给我们单位找麻烦。当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我虽然在做的是一个样片，但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只有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刘姝威说，“有人想陷害我”，他说，“谁敢陷害你，我就是这儿的片儿警，再有权有势，我也饶不了他，这是我的工作”。当然他说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随意、有些愣，未必是真的了解这些背景。他现在也表示，要是他的局长让他不管了，他也就真的不管了。这说明她有良知，也说明她已经是很弱小的一个个体存在。但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她呢？确实当时刘姝威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所有播出的节目里面，它受到的表扬和批评是一样多的，而且是一样尖锐的。最后我置身事外，而目标是我了，焦点是我了。网上的网友打得不亦乐乎，支持的就特别支持，反对的就觉得王志简直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我说你去问问刘姝威啊。记者的立场——质疑——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态度。
我始终认为，我们和采访对象之间有一道线，就像我现在和你们隔着一张桌子一样。大家可能不注意看，演播室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啊。我不喜欢会客厅这种形式，我觉得会客厅不能谈新闻，它可以谈话题，但是新闻，我觉得隔一张桌子比较好。有时候没有桌子，你们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线。《面对面》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没有桌子的状态，但是我永远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申请采访于丹已经好长时间了，但于丹始终不答应，她说你得告诉我你要采访我什么。我说你看，你都是搞传媒的，你都跟我提这种问题。我说你怕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不能答么？为什么王志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是在线的这一边，我从来不会越过线到那边去，我不会到嘉宾那边去。实际上我的观点未必不在那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就不能站在那一边。因为媒体是公器嘛，非常简单的道理。后来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和网友有一个交流。我说如果我采访刘姝威，那我肯定是站在中线这边，甚至可能更远一点。因为蓝田——她的对方——没有出现，我必须把蓝田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作个回答。
我把这个节目做回来以后，当时领导审片，任何话都没有说，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采访蓝田？问得很有道理。我说“是，他们不接受”。这是我的一个理由。我后来又跟他解释说，我说如果说蓝田接受了，我就要做另外一集，我要做下集。明白这意思么？领导说那你应该采访民众啊，应该采访当事的第三方，比如证监会啊、比如银行啊。这个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会在谈到《面对面》那个节目时，对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使用一对一这种方式来做再作一个解释，这叫做剑走偏锋。这就是我做节目的特点，我就要制造一种张力，制造一种拉动力。别人说，“王志，你改了么？”我平常工作、生活中是很随和的，我很平和的。因为不关我的事嘛。但是我坐在记者这个位置上，这就关我的事了，这就是我的事，而且只有我能说话了。我不替蓝田发问，不替所有不同情刘姝威的观众发问，他们哪有这个机会？但是记者这种同情心怎么可能完全就寄托在这种态度上呢？
大家可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栏目叫《朋友》，主持人非常出色，王刚啊。换了很多主持人，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你俩勾兑好了，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男人都可以成一台戏，在台上称兄道弟。你们俩都拾掇好了，观众谁愿意看你们啊，你们俩在蒙我呢。我觉得后面隐藏的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我对刘姝威是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时我们采访刘姝威，包括孙玉胜，当时《十年》这本书里面还提到过，他说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签了这个字了。电视台的规矩是——到现在也是这样——法律方面的事情，不结案是不能报道的，必须要有结论。理由是不能干预司法。但是刘姝威这个节目为什么能做成呢？恰恰因为我们做的是样片。我说做样片做什么呢？领导说你就做成像姜瑞峰这期节目这样，做成一对一的访谈就行。我说那做谁呀？没有限制，反正不播出。所以刘姝威当时的情况是，先于我们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财经》杂志，在网上发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很短，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一切都按照原来的面貌在出现。法院发了传票，刘姝威没有人支持。但是在做样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做新闻、做记者，这种良好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比你背多少概念都有用，就是你在瞬间要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别人都说，王志你发的是“非典”财，你看“非典”之前可能只是在业内知道你的人比较多，“非典”之后是妇孺皆知啊。“非典”之前顶多是50岁以上的女性在看你的节目，“非典”之后可能30岁以下的都看了。那句话说得有点大，“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呆在树下十几年了，当果子成熟了，掉下来砸到你，你把它扒拉开，你骂人家，那就是你的不是了。“非典”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你要有一个记者的判断力。
我的太太一直在跟我说，她不喜欢当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说挺好啊，那你想干什么？她说她想当新闻记者。我说我劝你放弃这个念头。她说：“为什么，你瞧不起我？”我说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你太不了解这个行当了。今天就把你放在记者这个位置上，人家能把你骗得一愣一愣的。因为她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去淮河拍的时候，人家都给你做得很好呀，厂长当着记者的面都可以把那个水给喝了。喝了就说明真的就清洁了，真的就达标了？但是事实呢？他碰上我这样的对手，我跟他是在一样的环境长大的，我不相信。为什么我不相信？我拐了好几道弯呢。第一，我就不相信有便宜你不占。第二，处理污水是要成本的，你的厂里面利润是多少，我已经请教专家，看材料，我的数学不太好，但是我能计算出来。如果你把所有的污水都按照这个标准去排，你这个厂早就关门了，你所有的利润都用在处理污水上了。这是个常识，就是事实是一个底线。我说你要当记者这你能行么？他当你面喝水了，你就真的相信了？我就不相信，所以到晚上我还去，我就拣他排的时候去，果然，晚上去接的水都是黑的，厌氧物超标一万多倍。我还不相信，我还继续挖，你那么多的污水，那么小的管子怎么可能，一定另外还有出口。结果查来查去不光那一个出口，有十几条管子已经排到河中间了。为什么说记者讲的是事实，这条河是污染的，开闸放水的时候，那个水都能把人给熏死了，这都是事实存在的，不是撒谎的。旁边的老百姓的地下水原来是打8米，现在打80米都不行了。我们上县委招待所里面吃的饭都是臭的，水都是臭的，你说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呀？从天上掉下来啊？那总有人排吧，但是你说只是老百姓的污水不可能是这种结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原来从来没有喉癌、肠癌，现在百分之五六十都患有肠癌、喉癌。县政府的国徽挂在那个地方，半年就给熏黑了。这些都是事实。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听别人说的。这是实事吧？但是记者的报道要真相，你光说这个人家立马就告你了，你讲的是事实么？大家知道黑砖窑的事情么？我们的干部出来解释，跟老百姓道歉，记者问他最大的失误是什么？“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控制好媒体。”（笑）说的是真话。所以当记者要怎么当？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我们同学躲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老师给你提几个案例跟你来讲，已经离新闻很远了。
这一次（大赛）包括现场连线的记者，做得比我还专业。“喂喂喂，撒贝宁你好。”也很机灵，回答不出问题，就说“这话筒有问题”。还有特地蹲下来的，反正这些姿势，他们认为出彩的东西全都玩一遍。当记者不是玩，争的就是一个真相。人家带我去看那个管子，我看不懂，但是我说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哪根管子是接哪个水的，是排到哪儿去了。答不上来。真理说一千遍还是真理，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一个人要说谎话是很难的。人家说这个人一张嘴就是谎话，不容易的。只要记者专心，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来看，那绝对是不容易的，圆不了这个谎。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对刘姝威采取这个态度，我对她这个事件的了解，在我报到之前，我敢说我是所有新闻记者里面了解得最清楚的。因为我做样片嘛，我很负责任，我想做得比较丰富一点。因为没有任何压力，我也不要去审稿，我做完了以后再给领导看。跑到她家里，我先要判断是或者非，把这些问题都得解决掉。你先过了这个门槛，你才进行表现。很多人不知道，包括这次选手也是，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较突出。他们准备了一大堆，他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在屏幕上呈现出来，这是不合适的。记者首先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有些是我不知道的，有些是我知道的，但是在电视上的一定都是你不知道的，因为观众是不知道的，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有些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是明知故问，但是你一定要从未知的状态去发问。所以我去了刘姝威家，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跟我说了一遍，包括她自己的私人相册，都拿出来给我看。以至于后来我们的摄像对我说，“瞧，人家对你有意思。”不是，是一种信任。她当时在那种状态下，她想把事情说明白。可能她提供的那些照片跟本案无关，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了解了她这个人的人品，她是不是一个撒谎者，她跟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家里面乱得呀，那个材料，整个生活已经很糟乱了，没办法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因为屋子那么小。一个学者，那么多书，又是单身，老母亲跟她住在一起。就是通过方方面面的信息判断。记者阅人无数，他的判断力从哪儿来？他不是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