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
2008年4月18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单光鼐教授等人谈论时指出，“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由社会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它可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种声音。
因此，政府应对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更宽松的环境，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由法国梅耶人类基金会和香港霍英东基金会组织，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几所知名大学协办的中欧社会论坛，从2005年成立之后，就一直在从事中欧民间和社会层面的对话工作。
尤其是2007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23个城市设立了46个工作站，范围覆盖中欧之间的所有领域，中欧双方参会人员达到1000多人，从学者、企业家、官员，直到农产品和移民代表，广泛覆盖中欧民间的各个阶层。
此后，中欧社会论坛又在香港设立了常务秘书机构。2009年，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在中国香港举行。这一论坛的模式，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展开民间和社会层面的对话和沟通，提供了范本和可借鉴的经验。
四、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所拥有的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的信息资源，其在国际舆论中设置议程的影响力巨大。据学者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传播，70％以上的信息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达国家传播的信息作二次传播。互联网也不例外。由于英语及英文网站的传播优势，目前海外受众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信息还是来自于英文媒体。
而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由于具有语言上的优势，同时熟悉海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接受习惯，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更容易被海外受众看到并且接受。而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也有助于形成对外传播的合力，将中国的良好形象与内涵传播出去。
不会沟通，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如何加强中西方文化的沟通？熟悉国外受众心理，同时对中国文化具有认同感的海外华人及国外友人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喻国明认为，“西方媒介这种偏见式的报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元化的声音。”如何改变这种一元化的局面，让中国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如果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的数字化技术，利用我们现在的传播手段和公民外交等多种渠道，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对于这种单极化话语霸权的垄断的一种打破。”
第五节 危机型策略：以一体化的方式转化涉外舆情
海外受众对于我们的印象和了解，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媒体对我们处理突发事件的报道积累起来的。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新闻发布不仅体现了政府的观点，更会影响到外界对我们总体环境的判断。
一、迅速原则
无论媒体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快速反应。如果选择拒绝媒体的采访，那么这种回避问题的态度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现代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伴随高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快速传播。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快速通道。在采访和报道信息之前，首先搜索网页以获取已有的相关信息和报道，已成为记者们采访工作的第一步。如果通过检索，发现了负面报道，那么记者们很可能在新的报道中把这些作为揭露和报道的重点。因此我们说，通常第一篇报道会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是未来几年的报道基调。
正因为如此，在应对境外媒体时，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主动把握舆论基调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策略。应对不及时便意味着任由别人决定媒体的报道基调，结果必然是负面消息四处散播。如果此时，我们再出面澄清，便会陷入被动局面。
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内为媒体设置一个新闻报道框架。但其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英国内务部制定了危机发生后90分钟的新闻危机协调制度，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迅速研究事件和舆论走向，确定合适的发布口径。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政府拖延发布新闻将会带来负面后果和负面的报道框架———“指责—否认”框架。换言之，政府总是处于媒体的批评指责中，处在不断被媒体的报道框架牵着鼻子走的“反应式新闻发布”的被动局面。
这是因为媒体对政府的批评、责难、问责框架最容易达到吸引注意力的目的。在商业化媒体时代，煽情框架和仇恨框架对新闻真相和真理的伤害最大。公众易受媒体的煽情框架和仇恨框架的控制和操纵。而在由媒体第一时间制造的狂热公众情绪下，政府发言人更容易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新闻贵在一个“新”字，也就是要“快”。当我们预知某件事情要发生时，应该及时地告知相关媒体。如果在新闻报道方面我们能够做到先发制人，而不仅仅是亡羊补牢的话，就可以掌握新闻的主动权。
二、自信原则
在西方，新闻业通常被称为“第四等级”。记者把自己看做是势力走廊（政府机构外围势力圈，幕后企图左右政权散播非官方消息的场所）中的舆论监督者。“出版物或广播节目都不希望公众人物他们只擅长吹捧，而且每一篇报道都必须包含一个基本要素———戏剧性的冲突。”西方记者们总是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所要报道的对象是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异的中国问题时。因此我们不可能期待每次都是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总是在所难免。在接受对外媒体的采访前，就要做好记者在报道中指出缺点和不足的心理准备。不要害怕负面报道。要明白一篇内容基本准确同时又指出问题的新闻报道，比纯粹的正面报道更让人信服。
“在西方媒体在受众的眼里，中国刻意追求完美、圆满时往往表现出不近人情、不宽容，甚至粗暴，这比示威者展示的‘不和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大。”我们由此所展现的大国气度，将对西方社会对华认知产生影响，其深远作用可能持续到未来几十年。
三、适度原则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积极主动固然重要，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把握传播尺度和分寸，是对外传播中又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形象的公众事件出现之时。
危机公关中有一个定律是：错误本身很少成为真正的危机，而对错误的应对失当往往成为最终的危机。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虽给他造成了名誉上的伤害，但恰恰不是丑闻本身，而是他在大陪审团面前宣誓后、试图撒谎掩盖这一丑闻的举动成为他最终遭遇弹劾危机的原因。
因此，除了反应迅速外，在应对境外媒体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还要注意适度原则。一是信息要客观准确，二是太度要诚恳。
四、坦诚原则
2009年发生在上海的“6.27”闵行倒楼事故是2009年度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在这次的事故处理及媒体应对中，上海市政府和闵行区政府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公开事件初步信息，表明原则和态度，其后闵行区政府每天发布信息，并预告后续信息发布日程（如在几号将出台理赔方案，几号将公布事故原因）。可以说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客观详细的信息发布。由于这种信息的及时客观公开，满足了媒体、公众的信息需求，特别是为业主提供了稳定的心理期待和有效的决策依据，因此收到了比较好的应对效果。
更值得强调的是，在事件过程中，上海市和闵行区政府相关部门十分重视与社会公众及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及时沟通互动：事件发生不久后，上海市和闵行区政府及时发布了《告莲花河畔景苑购房者书》，公开对外热线咨询电话；闵行区政府部门主动发送短信和信函向业主通报事故，希望得到配合，相关部门也承诺将全力维护业主权益，确保购房者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正是这些举措的出台，有效缓解了购房者的焦虑和急躁情绪，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