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弗兰克有可能怎样回应卢埃林呢？判决是在律师和当事各方的参与下公开制作的，记录在案，公布结果并且可以上诉，这些事实是否为自由流动的心理力量和直觉提供了额外的限制？对某些人而言，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会尽量避免直觉和预感，并且“严格依照法律和事实”。直觉应当起什么作用？直觉可以培养和改进吗？或者直觉就在那里？直觉与客观能够和平共处吗？规则或直觉、客观或主观，这些因素中有哪个是可以控制的？弗兰克相信，虽然法官受过专业训练，进行过案例学习，但他们依然像普通人一样进行判断。将法官说成“普通人”，是有其政治用意的。
案件发生时法官是不在场的，法官面临着两个难题：弄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断。前者类似考古，只能依赖已找到的文字和实物，还原历史真相是极为困难的，很多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后者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某种案件事实，但要作出正确裁断也是困难的，因为法有时也不在场，法官需要去找法。下面的“女王诉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案”[The Queen v.Dudley and Stephens，L.R.14 Q.B.D.273(1884)]就是最好的示例。
第二节紧急时无法律
理查德·帕克在公海上被谋杀，海事法院有管辖权，法官赫德莱斯顿(Huddleston)主审。在这位博学的法官建议下，陪审团裁决认定了以下事实：
在押人托马斯·达德利、爱德华·斯蒂芬斯和布鲁克斯都是健壮的英国海员，死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英国男孩，他们都在一艘英国邮船上做事。1884年7月5日，在离好望角1600英里的公海上，邮船因风暴而失事，他们4人被迫爬上邮船携带的一只无篷小船。小船上除了一磅萝卜的两个小桶以外，没有淡水和食物，因而3天时间里，他们没有其他可以维系生命的东西。第4天，他们捉到一只小海龟，靠了它又坚持到第12天，海龟的残体被彻底吃光，以后的8天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他们没有淡水，只是偶尔用油布斗篷接一点儿雨水。小船在海上漂流，离海岸大约1千多英里。直到第20天，即案件发生那一天。
达德利对布鲁克斯谈及，如果救援未到，应当牺牲某个人以拯救其他人，但布鲁克斯不同意；那个男孩——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要牺牲的是他——没有被征求意见。7月24日，案件发生前一天，达德利提议抽签决定谁将被处死，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但布鲁克斯仍不同意，男孩也没有被告知，事实上也没有进行抽签。那一天，达德利建议说，他们都是有家口的人，最好是杀了男孩。如果到次日早上仍看不见船只，就采取行动。
次日，7月25日，没有船只出现。达德利告诉布鲁克斯最好走开去睡一觉，并对斯蒂芬斯示意下手，斯蒂芬斯同意，而布鲁克斯仍然反对。当时男孩无助地躺在船尾，因饥饿和饮用海水而极度虚弱，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也从未同意被杀。达德利做了祷告，祈求他们都能得到宽恕，灵魂能够得到拯救。达德利在取得斯蒂芬斯同意后，走向男孩，告诉他死期到了，将匕首插入他的喉部，当即杀死了他。
他们靠男孩的血和肉生存了4天，也就是在本案发生后第4天，这条小船被一艘经过的船发现，3人获救，但身体已极度衰竭。如果这些人没有吃男孩的话，可能活不到被救的时候，他们会在4天之内死于饥饿。那个男孩，因其更为虚弱，非常可能死在他们前面。行为当时，看不到任何船只，也没有任何获救的合理展望。似乎除了当即食用男孩或他们中的某个人，他们将死于饥饿，没有可知的挽救生命的机会。但是，综合全部事实，陪审员们并不知晓，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杀死理查德·帕克是否构成谋杀，因此需要法庭的建议，并且会一致服从法庭的建议。
首席法官科尔里奇勋爵：
本案的真正问题仍然有待思考，在上述情境下杀人是否构成谋杀。认为不构成谋杀的论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新颖而奇特的，我们想听清楚，什么样的说辞能够支持这种似乎既危险而无道，又有悖于所有法律原则的主张。
据说这种主张来自权威著作中的谋杀定义，称这些定义暗示了这样的原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合法地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即使这另一个人当时既没有企图威胁也没有实际威胁你的生命，并且没有针对你或他人实施任何非法行为。不过，如果看一下这些定义，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支持这一论点。
向我们引证的最古老的一段文字出自布拉克顿，他生活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很清楚，布拉克顿是在通常意义上论述紧急状态的：用暴力来反抗，只要该暴力是抗制针对自己的不法暴力所必须的，就是正当的。布拉克顿说，如果该紧急状态是“可回避的，他能够不受伤害地逃避，则构成杀人罪”。用语清晰地表明，使杀人成为正当的只能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暴力侵害”。
更为清楚的是，所争辩的原理并没有得到伟大的权威黑尔勋爵的支持。他的明确观点是，使杀人成为正当的理由只有紧急状态一种。他说：“在所有的紧急状态杀人案中，像追捕重罪犯，杀死为抢劫而袭击者或者杀死就要烧毁房屋或破门而入者，等等，本身都不构成重罪。”他又说：“使杀人正当的紧急状态，是指为防卫自我生命安全而杀人，通常称为正当防卫。”
黑尔勋爵在讨论因胁迫或紧急状态而免罪时是这样表述的：“如果一个人受到致命攻击，生死一线，只有杀死一名在场的无辜者，才能平息攻击者的愤怒。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不足以开脱其谋杀的罪与罚，因为他应当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应当杀死一名无辜者；但如果他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别无选择，法律允许他在防卫中杀死攻击者。”
黑尔勋爵进一步指出：有人说在极度缺衣少食的紧急状态下“偷窃不再是偷窃，至少不作为窃贼来惩罚。但我认为，至少依英格兰的法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此，一个人在缺衣少食的紧急状态下，怀有偷窃的意图，秘密地取得另一个人的财物，这是重罪，一种依英格兰的法律要处以死刑的犯罪”。因而，如果饥饿不能使盗窃变得正当，那么对于饥饿使谋杀正当的所谓原理，黑尔勋爵又会做何评说呢？
爱德华·伊斯特爵士讨论的案例是人所共知的：两个翻船落水者只有一块仅能浮起一人的木板。但他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萨金特·霍金斯(Sarjeant Hawkins)与伊斯特的观点相同：唯一正当的私人性质的杀人，只能是为了防卫一个人的人身、房屋或财产免受暴力侵害。
那么，有无权威观点支持提交给我们的无罪主张呢？判例是没有的。我的同事斯蒂芬引用的一个美国判例认为，水手们虽然没有权利为了保全自己而将乘客扔到船外，但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却又认为，决定谁将作为牺牲品的适当方式是抽签。正如斯蒂芬所说，这一判例无法成为令我国法院满意的权威意见。
培根勋爵创制了下述法则：“紧急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权，第一项特权就是维持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免于饿死而偷窃食物，那既不是重罪，也不是盗窃。因此，如果某条小船倾覆而使落水者面临溺毙的危险，一个落水者爬上一块木板，使自己不至于沉到水里，而另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将第一个人推离，使之溺水而亡，这既非自卫亦非意外事件，但却是正当的。”要注意的是，培根勋爵没有引证权威的观点，这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培根勋爵是伟大的，但也允许没有他那么伟大的人，依据原则和其他权威来质疑他的法律格言的可靠性。
保护自身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和至高无上的义务？我们不考虑战争中的情形，不讨论效忠王室、保卫国家所必须的那种杀人，只讨论个人性质的杀人。必须承认，深思熟虑地杀死一个既未挑衅又无反抗的男孩是不折不扣的谋杀，除非这一杀人行为能有法律承认的理由来使之正当化。但是，本案杀人行为的诱因并不是法律所认可的紧急状态。虽然法律和道德不同，且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不一定是非法的，但是，法律与道德绝对分离，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本案的谋杀诱因被法律认定为一种绝对的辩护理由，则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将随之而至。
保存一个人的生命，总的来说是一种义务，但牺牲生命，也可能是最朴素、最高尚的义务。战争期间到处是这样的事例：一个人的义务不是去生，而是去死。海难中船长对其船员应尽的义务、船员对旅客应尽的义务，战争中战士对妇女儿童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赋予他们的道义责任，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他人作出牺牲。因此，存在绝对的、无条件的保全个人生命的紧急状态，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从希腊和拉丁的先贤那里引经据典，是对人所共知的学说的简便展示。先贤们用闪光而铿锵的语言，从世俗伦理中确立为他人献身的义务；而在我们这个信奉基督的国度，则只须提及我们誓言追随的耶稣的伟大榜样就足够了。在本案中，最弱小、最年轻、最无反抗能力的人被选中了。难道杀死他比杀死成年人中的一个更为紧急而必要吗？答案肯定是“不”。
这并不是说本案中的行为是“恶魔般的”，但非常明显的是，一旦这样的行径被承认，紧急状况就会成为肆意激情和残暴犯罪的烟幕。除了倾力坚持法律并依自己的判断伸张法律，法官的脚下没有安全的道路可走。如果在某个案件中，法律对个人显得太过严厉，那么，宽恕之权应当交予女王陛下之手。
我们虽然拒绝承认诱因是犯罪的借口，但也不应忘记本案的诱因有多么骇人听闻，磨难是多么忍无可忍。在这样的考验中，保持判断的正直和举止的纯洁是多么艰难。我们经常被迫确立自己无法达到的标准，定下自己无法遵循的规则。但是，人没有权利宣称诱因是一种犯罪的借口，尽管他可能屈从于这种诱因；也不允许为了同情犯罪人，而以任何方式改变或削弱犯罪的定义。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在押人构成谋杀罪，判处死刑。
★科尔里奇勋爵实现了正义吗？本案中的什么价值观处于危险中？本判决产生的益处和弊端各是什么？科尔里奇在作了不利于被告判决的同时，又为女王的减刑创造了条件。科尔里奇的价值观无疑影响着他对先例或其他权威的态度，我们相信他有能力写出一份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法庭意见。一些法学家说，程序是法律的核心，判决的方式比判决的内容更为重要。这样说来，如果科尔里奇以一种审慎明智的方式形成判决，我们就应当满意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