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这是一个有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人流和车流如潮汐般地涌动，清晨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城市中心区集中，夜晚又从城市中心区向四面八方散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城市始终存在这样的潮起潮落。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并不见得会在意这样的潮起潮落，他们仅仅是大潮中的一个人，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他们更为关心的理所当然的是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一切；但是当无数的人集合在一起，超级大城市这种有节奏的潮汐运动就会出现，驱动这一切的因素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共同的作用，构成城市生活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城市的斗转星移、潮起潮落。人就犹如大洋中的一滴水，只有伴随着宏大的洋流，才能环游世界。
一切自有关系，一切自有规律，这就是社会。
我在一家独立跨国智库机构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这家机构叫安邦咨询（ANBOUND），商标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我的英文名字构成的。这家研究机构创设于1993年，迄今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我是它的创始人。很多人不知道智库究竟是在做什么，其实很简单，智库就是社会运动的观察者。社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利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驱使着人们互相之间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以及事情，因此观察各种各样的动态关系，人的关系、事务的关系，透过各种复杂而奇幻的表面现象，挖掘和发现各种各样的关系，解构信息和信息关系的秘密，就成为了一件富有使命感的工作。
让我讲述一个故事来满足大家的求知欲。
1799年，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就是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在这块奇异的石碑上，自上而下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文本，最上面是14行古埃及象形文，这种文字已经失传了上千年，大家始终无法了解它们的意思。中间是32行埃及草书，这是一种在埃及莎草纸上书写的文字。再下面的是54行古希腊文，这种文字已经可以为现在的人们所了解和解析。
这块石头的重要意义在于，自从公元4世纪结束后，尼罗河文明就开始式微，人们不再使用埃及象形文字，其读法与写法都彻底失传了，此后虽然历代许许多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极尽所能，却一直解读不了这些神秘文字的结构与用法。直到1400年之后，罗塞塔石碑出土了，它独特的三种文字对照的写法，意外地成为了解码的钥匙，因为这三种语言中的古希腊文是近代人类可以阅读和解析的，这样学者们就得以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熟悉的希腊文来比对分析这块石碑上其他两种神秘文字的内容，进而掌握那些已经失传的语言文字和文法结构。
19世纪初期的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成为第一个发现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这一人名发音的人，于是他成为破解历史谜团成功的第一人。法国学者尚·佛罕索瓦·商博良（Champollion）通过分析罗塞塔石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理解到，一直被误认为是用形表义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来也具有表音作用的人。此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逐渐被层层剥开，1419个古埃及象形文字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此以后，罗塞塔石碑就成为“破解秘密”这一智力游戏的代名词。而智库学者的研究工作，复杂性丝毫不比罗塞塔石碑的秘密逊色多少，只不过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和经济环境，他们所要破解的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秘密，这是一种更为宏大、更为复杂多变的秘密，需要智库学者穷尽智慧去持续地挖掘和发现，他们是真实世界中的考古者。
那么智库学者是怎样工作的呢？
智库的研究活动中，最关键的学科是信息以及信息分析。这不是学院派的研究机构，它的研究工作始终是动态的，尤其重在解析未来的趋势。而从现在到未来，各式各样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个关键，你准确捕捉到现在的不确定性，就可以知道将来的风险和趋势。所以说，未来的变化系于现在的不确定性，而现在的不确定性并不好把握和发现，这就需要信息和信息分析。
世界变化多端，到处都是不确定性，如果随便找一个，那就是司空见惯的评论，虽然同样可能让很多人深信不疑，但并不会真正在未来趋势变化中表现出决定性作用。真正高价值的信息，真正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是要通过发掘才能找到的，是要通过甄别才能发现的。这就要求信息分析学家像考古学家一样，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持续跟踪，才能有所发现。
信息分析就是这样的工作，它不神秘，但也不容易。它像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一样，属于基础学科，哪个学科都会用到一点点，比如学科综述就需要信息分析的功夫，高等数学更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但哪个学科也没有说它就是信息分析学，这是研究资源、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所决定的差异。社会发展、官方政策都需要对未来有所判断和了解，军事优势建立在对战略趋势的把握上，人们在投资和炒股的时候也需要知道明天的各种可能性，所以信息分析学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各种梦想。
似乎这是一种迷人的科学？人们是否真的需要信息分析学的帮助？答案是：并不一定。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更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不过这没什么可懊悔的，如果你能够在现实中把握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总可以搬个凳子在前面坐等别人的到来。大多数人可能会寻寻觅觅，摸索着向前走，也许偶然会成功，更多的是到处碰壁，无奈之间，最终还是会发现，前行之路还是会通向你早已等待的位置。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才终于开始得到别人的承认。其实，中国的古人早已明晰其中的奥妙，很多古画诗赋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深山之中，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蜿蜒向上，前面的山野之间隐隐有一个亭子，一位老者高高在上，端坐其间，于是你走上前去，倾听他为你指点迷津。
这是艺术，也是智库的境界。
社会是一个名利场，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时刻竞争着、梦想自立为王的大猩猩，那你就必须要让自己成为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那样的学者。愿意用38年的时间委身于原始丛林，过着比大猩猩豪华不了多少的生活，忍受着孤独的折磨，去观察，去思考，去讨论，去写作，去宣传，舍此之外别无他法。珍妮·古道尔获得过联合国所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奖，这个奖项过去还有两位世界级的人士曾经获得过，他们分别是南非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以，珍妮·古道尔还是幸运的，世界接受了她的观点。与珍妮·古道尔相比，还有更多的智库学者遭遇的恐怕是世人的不信任，他们也许终生要在谜一样地深山中盘桓、寻觅。
这就是我的工作，谈不上令人兴致盎然，但也不会枯燥乏味。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如此，在研究生涯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老一套的模式，除非偶然发生大事件才会打乱这样的节奏，而在我们的世界中，这样的大事件的确也是时有发生。
2014年3月8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MH370航班的客舱门已经开启，这是一架波音777-200型客机，是一种波音公司的宽体客机，机身宽敞。乘客们已经开始陆续进入，10名机组人员开始忙碌起来。航班乘务长是安德鲁·纳里（Andrew Nari），49岁，已经在马航工作了25年。驾驶舱的两名飞行员也已经准备就绪，机长是扎哈里·艾哈迈德·沙阿（Zaharie Ahmad Shah），53岁，是一位资深老飞行员，有超过1.8万小时的飞行经验。副驾驶是法利克·阿卜杜尔·哈米德，只有27岁，正在完成人生大事——筹办婚礼。
客舱门关闭。这架波音777-200型飞机总共搭载了239人，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还包括4名幼童，2名只有2岁，还有1名是3岁，1名是4岁。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公民有153人。
0时41分，MH370开始加速滑跑，速度超过V1，拉高，起飞，冲上天空。
1时07分，驾驶舱向空管塔台报告：“MH370保持飞行高度350。”这个意思是，现在的高度3.5万英尺。
1时19分，吉隆坡塔台发出呼叫：“MH370，请联络胡志明市，频率120.9，晚安。”“好的，晚安。”驾驶舱回答。
1时22分，MH370从空管雷达上突然消失。飞机消失前的位置是北纬6°55′15″，东经103°34′43″。
一架载有153名中国乘客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神秘地失踪了，消息立即引发了中国的举国关注，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空大搜索，就此在太平洋展开。
我与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MH370起伏的命运在由此开始的17天中把我们卷入得有多深。它呼啸着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此后就一直在13亿中国人的记忆中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