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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从质疑到蔑视(10)

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同上书,第60-62页。)

竹越在竭尽使用“鼠族”、“虚伪”、“蹂躏”、“耀武扬威”、“强盗般的侵略人种”、“豚尾汉”、“流浪者”等污蔑性语言丑化了中国人的本性之后,又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日本应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即中日之争是“生死之争”,不可调和,必须一战见分晓,否则日本就只能永远屈居人下。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2—63页。)

日清两国之手相触,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若此,吾人即便牺牲一切也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求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若我国民慑于威力牺牲一切以求和平,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同上书,第51页。)

对于中日已经展开的生死之战,竹越是这样为日本国民打气壮胆的。他认为中国如同一头大象,形体巨大但并不可怕。国家一盘散沙,国民唯利是图,更不必说内忧外患不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因此,对“清国”应该“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同上书,第86页。)他对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是: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进行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同上书,第96-97页。)《支那论》虽然出自学者之手,但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是御用文人为欺骗日本国民寻找的“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借口,人类的文明和正义,在这里完全被颠倒了。

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和竹越的《支那论》相似,“大日本”与“支那”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论述对象,而立论的逻辑则是沿着日本不得不膨胀、阻碍膨胀的大敌是中国、对华开战的前途及意义展开的。

关于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德富苏峰写道: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9页。)

关于对中国开战的意义,德富苏峰的认识要比竹越与三郎的理解更“深”一些。

首先,他认为这场“义战”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为此,他呼吁“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对其神经进行痛击”(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9页。)。他写道: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国民的志气、元气和活力。清国虽是一庞然大国,但精神上无非是半死的侏儒。(同上书,第271页。)

其次,他认为此战的意义除了“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和飞跃”外,还可以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印象,从而提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说:在浅薄的欧美人眼中,看到的是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的狎侮势难止也。(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2页。)

对于欧美人对日本的“狎侮”、视日本人于“世界上最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的状况,德富苏峰的愤懑难以言表。因此他认为这次战争正是在世界面前重塑日本形象的大好时机。他说:“日清战争实为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同上书,第253页。)他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同上书,第265页。)他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写道: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同上书,第254页。)

德富苏峰笔锋犀利,著述等身,堪称近代日本首屈一指的言论界名人。在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因主张民权、批判藩阀政治而名声大噪,以致享有“民权斗士”美誉。然而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言论表明,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国权主义者,全力鼓吹和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忠实地维护天皇制政府内外政策的代言人。对此,当时日本学界就有人斥其为“变节者”,德富苏峰本人也曾进行过辩解。但是问题的本质是,在近代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向帝国主义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内主张“民权”、对外主张“国权”的现象并不是矛盾的,对于普遍具有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人来说,“民权”与“国权”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21岁任《新潟新闻》主笔,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时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连续当选25次,任期63年。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昭和时期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与****、***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然而,明治时期的尾崎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对外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对此,尾崎行雄并不讳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十年来的宿愿,愉快之极。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支那与法国间因安南事件发生了战争,当时我是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很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出发之前,我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多有与这些人的说法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有错,便进一步研究,但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由此我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即使我这个外行人看,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从这时起我就感到有必要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于是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一直热心地主张讨伐支那,以致被视为狂人,现在日清战争已发生,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是,当时我国人因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预言,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上册),东京:雄鸡社,1951年,第219-220页。)

的确,1884年底到1885年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之际,《邮便报知新闻》刊登了多篇实际上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其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社论的标题看便清楚了。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12月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12月21日)、《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1885年1月16至21日)等。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该书在绪言中说: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1、2页。)。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在了中国的头上。绪言还强调说“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支那处分案》正文由“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构成。其中在“支那的命运”一章中,尾崎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道德”、“支那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且看他的具体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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