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小日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岸信介的“大东亚主义”和吉田茂的“脱亚入欧”口号的截然不同的亚洲观，其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满洲的要求，而石桥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当时的这种社会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1920年，石桥撰写了《日美冲突的危险》一文，认为日美两国不断朝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中国迎头相撞，肯定会导致冲突，战争难以避免。事实证明，石桥独具慧眼，预见准确。
以鲁迅研究著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在战前对石桥不甚了解，但战后读了《石桥湛山全集》后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亚洲主义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绝望了”，而这样的人“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桥转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党，任顾问。1946年5月，任第1届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后兼任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物价厅长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石桥便积极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1951年12月14日，中国政府向日本财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发出邀请，吁请参加拟于195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石桥认为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机会，并做出积极反应，于1952年1月成立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决定派团参加，但因日本政府阻挠未能成行。1954年组织成立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在促进中日经济贸易，改善中日关系方面作出了努力。
1954年石桥因反对首相吉田茂而脱离自由党，同鸠山一郎等人组成日本民主党。同年12月出任鸠山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此间，正值中日谈判签订第三次贸易协定。在谈判期间，石桥会见了雷任民等中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这是战后日本阁僚同中国要人进行的第一次接触。在其支持下，1955年5月4日中日两国顺利签订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6年12月，石桥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次年2月因病辞职。石桥湛山在当选总裁的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石桥内阁“要强有力地推进日苏、日中贸易”；但“恢复日中邦交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番谈话，定下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调，即日本政府只能在经贸方面有所作为，恢复日中邦交难以迅速实现。换言之，石桥对华政策会比鸠山更积极，但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12月24日，石桥首相在新内阁成立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又说，今后将如何开始同中国恢复邦交，这“完全是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给共产党中国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愿尽可能加强经济关系。石桥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的无为态度，引起在野党及工会团体的不满。1957年1月25日至27日，石桥内阁召开日本驻亚太地区使节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多数与会者主张维持现状，对华发展经贸关系，但不建立政治关系。上述主张反映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构想。
但是，作为政治家的个人理念，石桥始终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从1950年代末起，石桥数次访华，他的对华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发展中日外交关系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正常的两国关系，但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关系切断，而应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推进。第二，日本为了改善对华关系，有必要调整现有的日美关系，现在虽然不必急于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但应该留意不让中国方面感到维持这个条约体制是一种敌对行为。正如石桥在访华前所说：
我绝对不打算做会给政府正在进行的修改安保条约交涉带来麻烦这类事。相反，虽然间接但却准备朝协助政府的方向，对中共确认一些情况。这是我的真意。如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访华，我相信自民党内不用说，日本全体国民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石桥湛山：《谈访华的心境》，《日本经济新闻》，1959年8月29日。
《石桥氏强调打开日中／当然“政经不可分”》，［日］《朝日新闻》1959年9月29日；《石桥湛山、周恩来联合声明》，［日］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外交论集》，第243页。
石桥的基本立场是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但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但在世界冷战格局下，石桥的政治理念最终沦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冷战结束后，石桥的“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也许，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1990年代中期，日本出版界、学界曾有过一股“石桥热”。石桥的各种“小日本主义”思想文本被重新发掘、出版，引起战后民主主义一代知识精英的热议，令人眼界大开。其中先驱新党党魁武村正义的《小，然而熠熠发光的日本》，系统诠释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
1959年在中日关系因“长崎国旗事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石桥主动致信周恩来，要求访问中国。石桥在信中提出“三项原则”，即（1） 中日携手，共建世界和平；（2） 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交流；（3） 相互尊重对方业已建立的外交关系。他欲以此三原则作为打开僵局的钥匙。应周总理的邀请，1959年9月7日，石桥率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加藤常三郎以及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新闻记者等10人启程访华，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访问中国。在北京期间，周总理为石桥一行举行欢迎会，石桥等与廖承志、周总理等先后举行多次会谈。9月20日，双方发表“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会谈公报”。公报强调两国人民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基础，努力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加深相互信任，改善两国目前的关系，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而合作；公报还采纳了“政治三原则”和石桥“三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同时载明石桥同意周总理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离原则”，即“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石桥湛山表示，“中日两国为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努力。”但是，“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应该尽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变，并且逐步促其实现。”石桥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21日，国家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等会见，石桥、加藤、高桥等6人，就进一步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石桥一行访华及“会谈公报”的发表引起日本各界人士和报界的注目并受到积极评价，岸内阁日益孤立。9月23日，日本各界人士150余人集会，热烈欢送前往北京出席新中国建国10周年盛典的观礼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团长片山哲和首次派团出席国庆观礼的日共代表团团长袴田里见，以及风见章、浅沼稻次郎等均表示了实现日中友好的决心，排除岸内阁反华障碍的力量在集结中不断壮大。
1960年7月15日，在“安保斗争”的猛烈打击下，岸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人组阁任首相后，石桥撰文敦促改善中日关系。1963年9月再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协商改善中日关系事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挥毫题赠曹操诗《步出夏门行》。1966年石桥发表《向佐藤内阁进言》一文，反对其推行反华政策。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石桥十分欣慰，但此时已重病缠身，不久故去，享年89岁。周总理发去唁电，对其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
2. 松村谦三与中国
松村谦三1883年生于日本富山县，1906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任《报知新闻》记者，1928年起当选众议员，属民政党。
日本投降后，松村先后在东久迩内阁和币原内阁任厚生大臣和农林大臣。1946年1月，松村因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整肃对象而辞去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职务，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家赋闲，未涉政治活动。整肃处分解除后，1953年任改进党干事长。1954年任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1955年3月任第二届鸠山内阁文部大臣。但八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合并而成立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时，因人事问题党内发生纷争，松村急流勇退，此后再也没有入阁。同年11月任自由民主党顾问，为三木、松村派领袖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松村谦三就十分关注中国。1948年1月22日，松村和刚从中国回到日本的高碕达之助（高碕曾任中国国民政府经济顾问）会谈。在松村看来，曾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的高碕不仅熟悉中国东北和苏联的情况，而且和美国人也有种种结交，遂给高碕建议：（1） 如果真要援助中国、防止其赤化，就应将主力派往满洲，用美国的精锐武器和日本的军事人才援助国民党的军队，以把满洲完全收于手中。然后美国如以旧满铁为中心进行投资，就可切断中共和苏联的联系，这样中共也就只能保留其游击活动。（2） 但是，仅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援助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故必须把日中韩结为共同体，另外日本也应尽其责任。
木村时夫：《松村谦三传记编（下卷）》，［日］樱田会，1999年版，第276—279页。
这段文字记述，虽然没有明确显示松村当时关于远东时局处理的整体构想，但面对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正酣这一特定状况，他显然是希望通过美日尤其美国的援助而使国民党方面最终获胜。因为在松村看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胜利将会带来使中国倒向苏联的结局，所以该建议含有批判美国方面援蒋不力的意思，而将此意特地告知高碕，也是想借重高碕的美国人脉关系向有关方面予以转达。另外，松村在这里提出的中日两国和朝鲜半岛形成共同体的构想，也是其日后推进对华关系发展的基本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松村就与郭沫若和廖承志等人有所接触。1956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议长茅诚司的正式邀请访日，在东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松村第一次和郭沫若晤面。在随后的交谈中，松村从郭沫若的介绍中得知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变化，尤其从郭沫若口中听到“新中国的巨大变革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评价，产生了到中国作一番实地考察的想法，处事慎重的松村对郭沫若提出的访华邀请虽未立即回应，但此后松村开始关注对华关系。他曾与高碕达之助商定，对美方面由高碕牵头，对华方面则自己有意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可以说，作为自民党的对华外交代表，将来直接介入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松村从这时已有思想准备。1957年1月2日的石桥湛山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上午松村谦三来，该氏欲访问中共。就有否使台湾如斯里兰卡作为独立国，和中共及美国妥协之策等进行了交谈。”这段文字显示，这时松村开始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且把台湾独立作为解决两岸问题和对华关系问题的一个选择加以考虑，并为此试图通过访华直接说服中国政府接受该案。但是，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的石桥没有同意松村的建议。
田川诚一：《松村谦三和中国》，［日］读卖新闻社，1972年版，第76—80页。
石桥湛一、伊藤隆等编《石桥湛山日记下》，すずみ书房，2001年版，第841页。
1957年12月，当时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随李德全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廖承志为寻求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途径，经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介绍，结识了“信得过的保守政治家”松村谦三和石桥湛山。当时石桥已患病卧床，廖承志主要会晤了松村。廖承志和他的父亲中国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都在松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留过学，作为校友，双方颇感亲近。廖承志当时邀请松村访华，松村虽未立即答应，但其后松村的对华态度开始变化。1958年8月5日，松村在给廖承志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希望为恢复中日两国亲善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而“竭尽全力”，这显然是愿意接受访华的信号。于是，周恩来总理不久向松村发出了“欢迎在适当时候来访”的邀请函电。
木村时夫编著：《松村谦三传记篇（下卷）》，［日］樱田会，1999年版，第400页。
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日］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版，第212页。
1959年1月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松村和岸信介竞选自民党总裁。为此，松村就对外政策阐明自己的见解时主张：“推进亚洲外交，并和中国进行经济及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