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山城址就位于洞庭湖的西北岸，南临澹水，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这个城址至今仍然突起于地面，遗迹清晰可见。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先进等人首先对这个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随后何介钧等人加入，先后在这里发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曲英杰：《古代城市》，2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根据测量，城头山城址的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现出相当规整的圆形，这与黄河流域的城址有了很大的区别。城址的外圆直径约325米，内圆直径在314—324米之间，城址总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在城址的东、南、北三面中部各开一个门，东门底部发现有卵石路面。但北面似乎不同，现在看来北面地势最低，内有一个直径约30余米的圆形大堰。这个堤堰通过北门与城外护城河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认为北门是一个水门。环绕着城址的护城河又深又阔，宽在35—50米之间，深约4米，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显然是难于逾越。而且护城河部分由人工开凿出的，还有一部分是利用了自然河道，十分合理。
城头山城址内的中央部位人们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有的房屋甚至建在高达1米多的夯土台基上，看来是有比较高的规格。在城内的东部及西南部也发现有许多房屋的基址，而在西南部居住区内，考古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条宽2米多，由红烧土铺成的道路，更让人称奇的是道路的两旁还设有排水沟。在东北部发现一处制陶作坊区，这里有多座陶窑，还有许多条取土的坑道、众多的贮水坑和泥坑，甚至还有工棚。这是一个大溪文化制陶作坊区。在城址的西北部等处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区，有墓葬五百余座。在东城墙的内侧还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大体是一个不规整的椭圆形，南北长径约16米，东西长径约15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在祭坛上有圆形的浅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在祭坛外也发现了用来置放动物骨骼、陶器、大砾石等的土坑，这些显然是与祭祀活动有关。据考古学家们认定，这个祭坛建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也就是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二期偏晚，也就是距今5800年左右。可见，城头山古城应当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址了。
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1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众多的史前期城址中，了解到中国古代城市或早期国家形态的特征。这些史前期的城址也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例。这一时代“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正与三皇五帝时期在局部联合基础上形成中华共同体的史实相对应。
2.造郭以守民
早期的城市，首要功能是防御，这从史前城址中大多仍残存着夯土的城墙中可以为据。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西发掘了东周阳城城址。这个城址分为东西二城，据专家判断，东城修筑在前，在被河水冲毁后，又利用东城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修建了西城。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尽管仅残存部分城墙基础槽以及槽内的夯土层，不过城墙的走向还是清晰可见。其中，东城墙残存了南部的一段，大约长65米，南城墙的西段保留了约30米。在西南城角两段残存的城墙相交的地方，内侧呈凹弧形，外侧呈凸弧形，大致向外凸出2米左右。在这个城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城以东城的西垣为东垣，南面的城墙东端与东城西南角之间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假为西城的城门设施，南垣长82.4米，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存29米，其西南、西北城角与东城西南角形制略同。城内面积近1万平方米。
显然，用城墙或壕沟作为城市的第一道防线，不仅在东周阳城中如此，在史前遗址中是很平常的。我们在塞外的河套地区黄河东西岸也发现了不少城址，如塞子塔城址、寨子上城址，马路塔城址及后城嘴城址等多处城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或相互成群，或邻近成组的石城，大多选择在山岗河崖等地势险要处。可见，它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设防护卫。
曲英杰：《古代城市》，2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其实，从后人对古代城市的论述中，甚至在之后很久的西周时期，城市仍然保持着这一重要的功能。
周初的大分封，分茅列土，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御据点，使周的统治深入到各旧部族之中。《吕代春秋·观世》中“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众多的姬姓诸侯在新封地中，处在异族的包围下，所以他们到达封地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城堡，用坚固的城郭和深阔的沟池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对被征服的人民则严加防范：一方面是“宅尔邑，继尔居”
《尚书·多士》。另一方面是用高城深池把自己与他者分离开来。姬姓贵族平日深居城中，绝不敢轻出城外。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建都邑，当然都是以防御和保护为目的的军事堡垒。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列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力量的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列国诸侯之间是“强凌弱，众暴寡”，经常互相吞并，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战争不断。列国诸侯无论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极力扩大旧城或建立新城，筑起坚固、规模宏大的城墙。因此，城市的防御功能更为突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记载下来。如：
《国语·齐语》：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颧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
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中，这一类的记载很多，这充分说明直到春秋战国年间，所有的旧城扩建与新城兴筑，都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对于这一点，古人其实认识得十分透彻，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左传·襄公七年》：季康欲代邾，及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谷梁传·隐公七年》也明确地指出：“城为保民为之也”。其实，这样的论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墨子·七患》：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管子·权修》：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是守卫，是统治广大地域的中心，并且这一功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晚期。
3.聚天下之货
虽然如上述所言，早期的城市防御功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但毕竟由于集中了大量人口，早期城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心。这当然也是从考古遗址中的发现总结出来的。
1979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曹桂岑主持开始发掘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在这个城址中，不仅城内发现有高台建筑的遗存，还有平地起建的房址，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3座陶窑和大量的铜渣。这座修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属龙山文化油坊类型的城市，显然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手工业城市。无独有偶，1991年至1993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的丁公城址，城内也有陶窑、水井等遗迹。而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次发掘的结果，在城西北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狗、鸟、鸡、羊、象、鳖和跪坐人抱鱼等形态的陶塑，估计这里是一个专门生产陶制品的工地。而在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遗址中，在一个庭院式建筑遗迹中，出土了不少蝉形饰、龙形环、凤形环、璧、人头像等精美玉器以及玉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等。
参见曲英杰：《古代城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这些虽然不能认定是其经济活动的发达与否，但至少说明了即使是在史前期的城市中，经济活动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如此看来，中国的早期城市尽管多是从政治、军事目的出发兴建起来的，但是在已建成的城市中，总是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刚好处在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因此，这些城市的工商业就依靠交通便利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经济都会。如洛阳地处“天下之中”
《史记·周本纪》。且“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府》。因此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甚至洛阳当地的风俗也因此而变得“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显然，这一文化现象是经济功能强大的产物。只不过，这样的描述都是到了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