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宣扬“两国论”
为否定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分别提出“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模糊“一个中国定义”。1999年5月19日，抛出《台湾的主张》，公开主张分割中国领土。7月9日，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公开背叛一个中国原则。2000年7月25日，抛出《亚洲的智略》一书，公开宣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已经成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实现“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中华民国不存在”。李登辉在推行“和平走向分裂”的“独台路线”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纵容“台独”和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为了从根本上搞乱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基础，更是把中国国民党说成是“外来政权”。他还挑拨说：“长期以来，台湾一直受‘外来政权’所支配。”。“外来政权论”在制造国民党内思想混乱之外，是在号召选民抛弃国民党政权。
李登辉执政12年，改变了国民党“长期独大局面”以让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改变了存在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图台湾政治定位的调整，改变了两岸交流原有的正确方向以图扩大两岸的疏离感，改变了“一个中国认同”以图让“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在“身份确认”上原本的“我是中国人”的认同，变为“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多种选择；在“政治归属”上，原本的“一个中国认同”，变为对“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的多种认同。李登辉在2001年10月28日抛出《慈悲与宽容》一书时声称，台湾没那么多的时间，须赶快建立“国家认同”，要在（2008年以前的）短短6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要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都认同台湾，落实认同“国家”。
在他上台起，借助反对专制统治宣扬“民主化”和“本土化”，借助“民主化”夺取权力和实施威权统治，借助“本土化”否定“一个中国政策”，借助“修宪”冻结“一中宪法”部分条款。在这过程中，国民党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党的形象遭到社会各界的一再质疑，“一个中国认同”开始多元，在过去40年间不存在疑问的“我是中国人”的认同，大幅下跌，随着他的“分裂分治”阴谋的实施更加严重。从民意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李登辉利用公共权力制订、推动政策配合，加速台湾“国家认同”的多元化。从他具体实施“宪政改革”的1992年到他下台的1999年，“我是台湾人”的认同从17.6%上升到39.6%；“我是中国人”的认同由25.5%下降为12.5%。甚至有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两国论”获得高达48.9%到81%的民意支持。应该说，李登辉在“民主化、本土化、多元化、台湾主体和台湾优先”的名义下推行分裂计划，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煽动性，似乎“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认同”已经过时，广大台湾民众认清其本质和与其划清界限需要时间和努力。
四、“台独执政”时期“国家认同”的多元
观察60多年来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演变过程，由较为稳定的“一个中国认同”向“国家认同”多元化方向转变，萌芽于蒋家父子执政后期，形成于李登辉时期的“宪政改革”，恶化于陈水扁时期的“台独执政”。
李登辉宣扬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民、主权”不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和“两国论”，民意调查数据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多元化现象，以及在2000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中反对“台独”的连战和宋楚瑜两人失败、陈水扁胜选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台独势力”的政治神经，把上台执政当成加快实现“台独”的舞台，当成增加“台独国家认同”的机会。
（一）编造“台独国家认同”体制
陈水扁上台执政，本身就是“台独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反过来又为“台独”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回顾陈水扁执政活动，主要是围绕“台独治政”和扩大“台独实力”开始，以“台独”和腐败而结束。回顾陈水扁当局执政8年，没有按主流民意、经济规律和施政规律办事，经济没有得到应有发展，民众没有得到起码的实惠，社会没有得到必要的改善，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政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良，直接危害台湾经济、民众福祉和两岸关系，当然也损害了民进党的政治形象。陈水扁当局的施政重点，一直放在加强“台独”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法制建设、舆论建设、民意建设和实力建设方面，把反复炒作统独议题、全面推进“台独”、挑起省籍情结，作为控制社会、调动社会力量、操纵民众情绪的基本手段，不失时机抓住一切机会炒作“台独议题”，煽动“台独”和反“台独”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
每逢选举时，陈水扁当局总是刻意挑起统独争议与族群矛盾，把选举变成宣扬“台独”、巩固“台独”阵营、加快“台独”步伐的机会，攻击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其他候选人“联共卖台”，煽动对大陆的敌意，诬蔑“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原则。每年3月国际人权组织会议、5月的世界卫生组织年会、9月的联合国年会、10月的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会议时，陈水扁当局总要集中进行挑衅“一个中国格局”活动，每次败北后总是对大陆进行无端攻击一番。每逢讨论两岸关系和交流时，只说只做有利于“台独”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有利于煽动对大陆敌意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有利于宣扬“一边一国”不利于宣传“一个中国”的话和事。日常施政过程中，煽动“统独”情绪、搞乱社会舆论、加深族群对立。陈水扁使用恶化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的“硬招”，则是为了巩固“台独铁票”、推进“台独路线”。他使用放宽某些限制、放话“推动三通”的“软招”，则是为了赚取大陆更多的钱，又起到拉拢中间选民的作用。
为了落实“台独施政”，做好“台独”的向上发展、向下扎根工作，陈水扁当局的施政目标就是落实“台独措施”和扩大“台独阵地”，完成“台独制度化、政策化”，建立与“台独”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台独执政”下，社会上弥漫着“台独气氛”，政局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地震”之中，每冒出一项“台独措施”都造成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的动荡，人们更对明天不知会冒出什么样的“台独新思路、新举措”担心不已。
陈水扁当局在“台独施政”中的重要一招是坚持“台独挂帅”，基本做法是：在政治决策上，凡是不符合“台独党纲”和“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凡是有违于“台独神主牌”的，凡是影响“台独政权”连任计划实施的，一律予以拒绝。在政治用人上，凡是反对两岸缓和与阻挠两岸关系的，凡是冲在前面攻击大陆的，凡是忠实体现陈水扁的意志、支持“渐进台独”的，一律予以重用。在意识形态上，凡是有利于“去中国化”的，凡是有利于“文化台独”的，凡是有利于贯彻“渐进台独”理念的，一律予以坚持。在公共政策上，凡是在发展经济与推进“台独”发生矛盾时，凡是在安定社会与依靠“台独”凝聚“台独铁票”出现矛盾时，凡是在主流民意与“台独”出现矛盾时，一律向“台独”倾斜。在政治结盟上，凡是赞成分裂祖国的，凡是有利于推进“台独”的，凡是有利于“台独势力”发展的，则一定支持。在扩大“台独实力”上，利用执政资源，加快对大型公营企事业等重点领域的“绿化”，加大对经济资源、人头资源的控制力。在控制舆论方面，借“党政军退出媒体”逼泛蓝军退出所属媒体，任用亲信掌握媒体大权，控制大多数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在扩大党员队伍方面，利用行政特权和经济利益，借助行政纪律、公务规范拉拢公务阶层入党。总之，执政是为扩大泛绿阵营和增加“台独实力”服务。
陈水扁当局利用公共权力和制订公共政策的机会，全力推进“台独”，加强“台独制度”建设，目的就是编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神话。这一概念对“国家认同”影响极坏。
（二）塑造“台独国家认同”
李登辉图谋改变“一个中国认同”，是通过迂回、曲折方式进行，陈水扁则是直接、公开鼓吹“台独国家认同”。
“台独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是“一边一国论”。陈水扁的“台独路”，一年一个台阶，逐渐升级。2000年8月，否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2001年3月，宣称自己是“台湾总统”，自此开始全面推行“渐进式台独”和“去中国化”。2002年8月，宣扬“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一边一国”成为“台独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2003年11月，制订“公民投票法”，“公投”成为陈水扁“拒统”和“台独”的基本手段。2004年3月，第一次“台独公投”举行。2005年10月，宣扬“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2006年2月，中止“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家统一纲领”运作，开始全面推进“法理台独”。2007年6月，声称“中华民国是什么碗糕”，全面推进“入联公投”。陈水扁的“台独核心”是“一边一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互不代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民主体制，改变现状必须经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陈水扁把两岸说成是“两国”，全面推进“台独”的“制度化、政策化、系统化、法制化和生活化”，就是人为塑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现实模块，图谋把“一个中国认同”变为“台独国家认同”。
“台独国家认同”的制度建设是“公投制宪”。“住民自决”一直是实现“台独”的基本手段，也是“台独党纲”的基本内核，民进党也为“公投”组织过多次活动。陈水扁当局执政后，“台独焦虑症、紧迫感、盲动性”越来越强，开始加紧推动“台独公投”，在“非典”流行时，提出要在“2004年3月20日举行第一次公投，2006年12月10日通过公投制订‘台独新宪法’”。在此基础上，2008年5月20日实施“台独新宪法”，只是陈水扁制订和推出的“台独时间表”，却成为他的下台时间表。2003年11月27日，“公民投票法”制订后，把推动“公投”重点转向“防卫性公投”。2004年3月20日，“防卫性公投”被选民否决。之后，陈水扁又在下台前夕，极力推动“入联公投”。“台独公投”违反国际法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愚弄台湾人民，是对民主的嘲弄和伤害。但也要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台独”梦寐以求的“台独公投”终于变为现实，从深层次看，由于“统独公投”的性质和实施，就会使“台湾的未来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一论调在频繁“公投”中不断传播，在“台独”分子看来，能够起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作用。对于“台独”来说，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对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极坏。
陈水扁利用执政舞台和优势，一方面不断扩大“台独”领域，制订“台独政策”，制造“台独”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气氛，人为推出一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稻草人”；一方面不断强行推行“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制造、加深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后果，就是混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动摇“一个中国认同”。反映在民意调查数据上，突出表现为“我是中国人”的认同下降、“我是台湾人”的认同有所增加。其中“我是台湾人”的比例从2001年41.5%上升至2008年48.4%；“我是中国人”的比例从2001年10.6%下降到2008年的4%，两对数据反映出当时“国家认同”问题的严重性。
第四节台湾“国家认同”的特殊性
从理论研究和政治现实中看台湾“国家认同”，有对“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看法；有从“同一、确认和差异”三个方面对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的判断；有对民族、历史、文化、语言、血脉、宗教、地缘和习俗等原生领域，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党、政权、宗教、经济、教育、新闻等现实领域的认识。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无论是具体还是综合，综合起来看，现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核心看法，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公共事务或现象形成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