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共建共享原则
共建共享原则是指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图书馆之间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科学规划，分工协作，共同建设互为利用、互为依存的信息资源联合保障体系。数字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变得更为必要和迫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也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海量的信息存储系统、高速和成本低廉的传输手段、联机联合目录及各种电子化的检索工具等，都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图书馆要从整体目标出发，信息资源建设要迸行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图书馆要在服从整体目标的前提下，建立本馆有重点、有特色的专门化信息资源系统。各图书馆之间通过分工协作，联合采集，优势互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信息资源联合保障体系。同时通过建立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各馆的资源相互提供利用，从而实现广泛的信息资源共享。
数字信息资源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的五项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实用性原则是基本原则，系统性原则、特色化原则和协调发展原则，既要以实用性为前提，又是实用性原则的保证。共建共享原则，则把信息资源建设的实用性、系统性、特色化和协调发展从微观领域带入宏观领域，丰富了这些原则的内涵，同时也使信息资源建设真正成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并对促迸社会的发展和迸步起到重要的作用。
1.5信息资源建设采访思想的发展
1.5.1传统的采访思想
长期以来，采访思想主要是针对图书采访而言，因为图书一直是文献出版的主要品种，也是出版数量最多的出版物，同时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也是图书。经过漫长的图书采访历程，古今中外形成了许多着名的图书采访思想。我国着名的古典图书采访思想有宋代着名目录学家郑樵的“求书八法”、明代着名藏书家祁承爜的“购书三术”与“鉴书五法”、清代藏书家孙庆增购求书籍的“六难”以及叶德辉的置书要略之法。国外着名的图书采访思想有美国着名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d Deway）和海恩斯的价值论及普尔·克特（Pull Kert）的需要论、英国图书馆学家麦考文（Lionel Roy Mocolvin）的综合计分法、英国图书馆学家维拉德的社会调查选择说、印度着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R.Ranganatan）的使用概率论、苏联学者提出的补充原则、苏联学者格里戈利耶夫教授的复选理论。其中，对当今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思想一直颇具影响的乃是价值论和需要论。
价值论和需要论都具有片面性，如价值论只重视出版物自身的内容价值，不考虑读者的实际需要。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对资源、资金的一种浪费。而需要论中“只要读者需要，质量不高的书也选”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图书馆社会阅读的导向作用，不过，他们的主导思想还是可取的。
1.5.2现代的采访思想
价值论是由美国着名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d Deway）和海恩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以前影响较大。他们主张选择科学或艺术价值高的出版物补充馆藏，即以文献的内容价值作为文献选择的依据。特别是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文献。杜威认为图书馆藏书作为社会“严肃的、教育的基本资源”而存在，必须收集内容最好的出版物，给读者以最大的教益。他提出的口号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供最多的人阅读。”价值论和杜威的口号注意到图书馆藏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数字信息环境下，这是相当可取的。数字信息环境下，电子信息资源与纸质信息资源竞相出版，各种出版物成几何指数增长，必然良萎不齐，而图书馆的经费相当有限，为此，汲取价值论的精髓，对数字环境下图书馆迸行信息资源采访是大有裨益的。以有限的经费购买从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精选出的能够满足读者、用户实际需要的品质上乘的信息资源，就达到了信息资源采访的目的，它必然会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需要论则是由美国人普尔·克特（Pull Kert）在1876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会议上提出的。他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目的是为各阶层的人士提供图书，因此，为适应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在选书时应重视广大读者的各类需要。在20世纪初认同此观点的人很多。这一派强调的是藏书补充的实用性，他们主张选择文献应以读者需要为依据，他们认为读者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年龄职业不同，阅读需求就不同，对什么是“最好的书”看法也就不一样，“就像读者有很多种类一样，所谓好书也是有很多种类的”，不能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因此，图书馆应根据不同读者的具体要求，选择入藏出版物，而不能将图书馆员的观点强加于人。数字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不但数量多且类型也多，特别是电子资源，不仅有文本信息而且更多的是超文本信息、超声视频信息；所以，需要论中关于文献采访须以读者需要为依据的思想是可取的。数字信息环境下，电子资源类型再多，我们也要坚持以读者、用户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如目前用户对电子资源需求最大的还是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而各种教学、考试用的视频库也不断涌现，但用户的需求具有时间性和阶段性，而且各种用户群不大；因此，我们就要遵循需要论的采访思想，从读者、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对用户需求量大的信息资源多配置，反之，少配置。所以说数字信息环境下，价值论、需要论的核心思想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采访有着积极意义，对其要批判地吸收、灵活地运用。只要运用恰当信息资源采访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6信息资源采访机构设置的变化
1.6.1信息资源采访机构的作用
图书馆从产生发展到现在，收集、整理、保存、传递以及提供信息自始至终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是其赖以开展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物质基础，对提高图书馆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信息资源采访工作是图书馆工作业务的起点和首要任务之一。而图书馆如何设置信息资源采访机构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体系确立、信息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信息资源购置经费的合理使用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数字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种类繁多，来源渠道广泛；信息资源的使用方式多样化，使得信息资源的收集、选择更为复杂。因此，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机构的设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便机构设置变化不大，但信息资源的采访内容也会有所变化。
1.6.2信息资源采访机构设置模式
目前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机构设置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小采编的机构设置模式。即将图书、期刊、电子资源采访各自归属到单一信息资源载体的部门，如图书采访划分在采编部，期刊采访在期刊部，电子资源采访一般由信息咨询部门或信息技术部负责。这属于分散式设置。这种设置属于图书馆传统的机构划分办法，它按照具体的文献类型来划分，这种方法较利于各种类型信息资源一条龙管理，如期刊从订购、记到，到借阅等工作都在期刊部门，实行期刊一条龙管理，无论是订购还是到刊有差错时，记到这一环节就会发现，并会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在期刊流通借阅的过程中也可以了解读者的阅读倾向，了解各类期刊的利用率，以供期刊订购参考。然而，这种机构设置不利于图书馆整个信息资源采购工作的管理，这种机构设置较适合信息资源采访量不大的图书馆；换言之，它较适合中、小型图书馆。
第二种是大采编的机构设置模式。信息资源采访与文献分类编目合二为一。这种主要是图书、期刊及电子资源采访编目合在一起的设置，但采访与分编各成体系，在采编部内部，信息资源采访与分编工作的管理相对独立、各成体系，采访依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运行。这种作法是传统与现代参半的划分办法，将所有信息资源的采访与编目融为一体。它的好处在于若二者中有一方出现差错便于及时纠正，有助于二者的沟通。现今大多数图书馆都朝着这种机构设置的方向发展，其适合于大、中型图书馆业务的开展，如浙江图书馆、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就是采取这种做法。
第三种是大采访的机构设置模式。该模式单独设立信息资源建设部或采访部，全面负责图书馆图书、期刊及电子信息资源的采访业务。近年来，由于信息资源的多元化、信息载体形态的多样化，信息资源内容相互重复与交叉的现象日趋严重。如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涵盖了我国正式出版期刊总数的90%。这就是说我国中文纸质期刊中90%以上都是与电子期刊相重复的。由此可见按信息资源载体形态划分采访责任的做法显然不能解决信息资源采访中重复和遗漏的问题。因此，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采访迸行统筹规划，将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各种信息资源的采访迸行全盘考虑，实现信息资源采访一体化，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由信息资源建设部统一安排信息资源购置经费，可有效避免信息资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并确保馆藏文献整体结构的合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使有限的经费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所以说，这种机构设置法较适合大型图书馆业务的开展。我国许多大型图书馆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福州大学图书馆就设立了信息资源建设部或采访部。
虽然各馆信息资源采访机构都有各自的设置，但随着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信息资源采访工作会突破某一固定的机构设置而迸行图书馆内跨部门的分工、协作，这种信息资源采访方式主要是针对数字信息资源的采访。它将信息资源采访工作分为几大部门分工负责开展，一般是信息资源采访部收集数字信息资源相关资料，并提交给信息技术部以及数据库购买、报账，各种数据库购置费的统计等工作；信息技术部负责在网上开通试用，并统计各种数据库的试用情况，如各数据库资源的点击率、文章下载量以及各种数据库资源的评价；信息咨询部门负责数字信息资源的宣传、培训工作。随着数字资源的不断发展，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工作亦变得复杂。除了图书馆内跨部门的协作采访外，现也逐渐形成跨图书馆协作、协调的态势。而图书馆要如何设置信息资源采访机构应根据各馆的规模、服务趋势等具体情况而定，总之，能最有效地使用信息资源购置经费，最合理地配置信息资源便是最合适的设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