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救国救民两大历史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其间出现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不同形式的民族民主运动。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人民为解决历史中心课题所做的最早一次尝试。太平天国运动带着对平等、独立的强烈渴望，向封建社会旧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在不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对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幕，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革命民主运动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一切可以用来试验的方案在实践中都破产了。中国的民主和独立问题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比以往都激烈。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致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农民战争、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革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历史提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心任务。中国的仁人志士企求通过学习西方来振兴中华的道路走不通，先生总是打学生；先进的中国人还在苦苦地求索出路，探索革命新道路。中国历史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需要与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为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库。相对于鸦片战争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属于“迟到”的真理。然而，正是这“迟到”的真理，“从其一开始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在短短的几年内便蔚为显学，仅用了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席卷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胜利”。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适应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追求，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政治要求内在地推动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同。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变革，正是这种强烈的需要，激励着一批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寻求真理。“救亡图存”的最初思想成果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进步政治家和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倡导的经世思潮。经世思潮的基本思路是，推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通过改革，谋求“筹边”与“筹海”以对付列强的入侵。但刚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世界的本质以及中国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准确的判断，民族危机感只是少数进步中国人的“超前意识”，“师夷之长”只是极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统治阶级仍然顽固保守，盲目拒外的民族心理防线依然异常坚固。虽然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者仍然盲目自大，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基本上停留在少数人的思想中。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一次将大清王朝推到亡国的边缘。只是到这时，魏源等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才得到较普遍的认同。李鸿章、张之洞等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始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强新政”。
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改革，改革的直接成果是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主张的彻底破产。
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危机使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从根本上说，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中国要想救亡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主张一切皆变，无一不在进化，突破了中国古代循环发展观的圈子。但他们把“变”只理解为渐变，否认突变，表现在政治实践上就是只强调改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改良派已有思想认识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看到，在当时的中国，和平渐进形式的改良已行不通，必须采取突变形式的革命。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和平渐进的进化论时，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进化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高度概括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主张，但对封建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作了思想上的妥协让步，封建思想仍然继续统治着人们。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辛亥革命的失败为激进民主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派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彻底清除旧思想意识和旧伦理道德，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新思想才能永驻人心。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孔教迷信、封建伦理发起了猛烈攻击，掀起了一场新文化革命运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对此，毛泽东曾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之路，反而沦为保皇党人。严复翻译了不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著作，不遗余力地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终究也未能摆脱支持复辟的下场。即使像孙中山这样杰出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终究也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
正当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在西方文明之外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全新的出路，给中国人民正在苦苦思考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释。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发生在与中国比邻的、封建压迫严重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两国国情的相似性使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特别具有吸引力。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当先进的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予以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来自于西方的理论，但它的批判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正好满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民渴望改变中国社会的理论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特别是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实现中国化，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和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个序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
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二十多年后，中国人就已经零星地有所接触。一是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华新报》等几家报纸就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二是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从1873年至1882年初，逐周汇述西方各国重要时事，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共产主义）等新鲜词汇，经常出现在“汇编”中。最早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英国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在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该书专辟“马克思”一章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的最具有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
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
西方传教士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多少注意。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经由日本中转的。20世纪初，由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流行，很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都对马克思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翻译了一批日本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00年创刊的《译书汇编》连载的日本人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一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1903年该书局又出版了赵必振译、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改良派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早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他在1902年《新民晚报》上撰文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宣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也曾热情地鼓吹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就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并曾申请加入第二国际。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又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马克思是“科学派”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只是对马克思主义零星、片段的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救国方案的同时，是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反对剥削、解决社会不平等、医治社会弊病的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以平等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理想社会的模型，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思想运动，只能说是为中国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追求新潮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虽然当时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真谛，而且随着政治上的失意，其中有些人非但没有对马克思学说重新进行认识，相反还从当初的不赞成逐渐流于反对甚至敌视。
可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虽然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但仍然功不可没。星星点点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闪烁着微光，不管是珍视这微光，还是投去惊鸿一瞥，马克思主义这一星唯物主义之光，已初步被中国人看到和认识。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可或缺的思想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