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理上讲，既然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那么，农民就应该有权直接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市场，但现在实际上却并不能（即使在遇到农用地要变为其他用地时，现在的实际做法也是先由国家征用，变为国有，然后再进入市场。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没有价格，只有补贴，补贴微乎其微，因此可以说有“剥夺”的意味）；同样地，由于宅基地不归农民所有，因此，农民虽然名义上是房屋的主人，但却办不成产权证，于是也就不能有效地进入市场，当然也不能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名义上拥有所有权的房屋、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并没有得到承认，因而也就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造成其在市场中的弱势。显然，在此造成“农民工”不能完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的，是国家在农村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并不是一回事，也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也即，仅仅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除了可能使他失去对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之外，并不能改变他与土地、房产的关系，也就不能完全改变他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第三，从另一方面说，将户口问题叙述为“农民工”问题的本质，进而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实际上还潜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把现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或曰“市民权”，即citizenship，包含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及与此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理解为是“标准”的公民权（或“市民权”），从而一方面把“农民工”获得“公民权”（“市民权”）的过程描述成是“农民工”向城市居民单向靠近的过程（这在“市民化”一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城市居民的“公民权”（“市民权”）本身所经历的变化，至少是转移了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关注。
确实，马歇尔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公民权发展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公民权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civil right到political right再到social right的稳步发展的进程，而公民权的外延则被叙述成一系列原先被排斥的群体稳步地进入公民身份或者说特定的共同体的进程。但是，这种将现代公民权的发展变迁描绘成稳步拓展的标准化模式的叙述，正是马歇尔为不少人所诟病的地方。事实上，正如激进民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所指出的那样：“某些现存的权利正是以排斥或依附其他一些范畴的权利而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想要确认一些新的权利，那些身份首先必须被加以解构。”据此，我们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由于既有公民权的内涵与价值（即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以及公民身份所具有的社会区隔意义）本身依赖于那些被排斥在公民身份之外的群体的存在，因此，要想将公民权的外延拓展覆盖到那些原先被排斥的群体，就必须、也必然要或多或少改变现有公民权的内涵和价值。
除此之外，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公民（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对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的含义产生深刻的影响。就此而言，则我国现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市民权”）既不是什么“标准”的公民权（“市民权”），“农民工”争取、获得“公民权”（“市民权”）的过程也绝不会是“农民工”向城市居民单向靠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方共同变化的过程。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分析，而从现实经验上看，只要我们在研究农民工时不把目光仅仅固定在农民工身上，而稍稍转移到城市居民那里，就会看到，随着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带来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之公民权（“市民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曾经拥有的一项项特权已逐次消失或弱化：国家（政府）已不再负责城市居民的工作安排，城市居民曾经旱涝保收的各种福利和保障也逐步缩减或日益市场化，甚至连政治代表权（人民代表占人口的比例）也逐步和农民靠近，尽管还没有完全一致。总之，在今天，拥有城市户口已不再意味着曾经意味的一切。既然城市户口本身的意义，也即户籍制度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即使纯粹从经验上看，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重新认识，至少，那种将户籍制度的改革看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改变户籍身份，结束了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就能获得某种标准（基准）的公民权或公民待遇的看法，是值得质疑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标准的公民权，当然，更不存在与户籍身份有着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的标准公民权或公民待遇。
1.3作为承认的公民权与“农民工”
对我国户籍制度和公民权的上述重新思考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公民权，也需要重新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认识“农民工”争取、获得公民权的行动。
通常认为，所谓公民权（身份），就是指社会成员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城市、民族国家等）中的成员资格，与这种成员资格相联系，个体被赋予一系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我国的语境中，这些权利常常被等同于、至少是首先被理解为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并进而简化为一些具体的待遇——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就被看作是公民权的表征，一个拥有这些权利（和相应义务）的人，就是这个特定共同体的“全权成员”。但是，由于如上所述，事实上并不存在标准的、稳定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公民权利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势下不时扩张或收缩的，因而，也就很难根据这些权利的拥有来确定地说什么叫做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于是，在新近的许多研究中，特别是社会学的公民权研究中，人们不再热心于探讨与公民身份相应的“应然”权利体系，而是直接着眼于公民身份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所包含的包容、归属之意蕴，而从争取（或予以）“承认”的角度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承认”的反面，将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排斥”。总之，新近的许多研究认为，公民权的实质所体现的是相对于特定共同体的承认与排斥的关系。这样，关于公民权的研究就与“承认的政治”（politic sofrecognition）联系起来，进而与“争取承认的斗争”这一被法国着名黑格尔研究者柯耶夫称为现代性基本动力的主题挂起钩来。
当然，把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承认与排斥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关注权利，而只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只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关注讨论所谓基本的法定权利，不再将这些法定权利看作某种一劳永逸地获得的“公民权”的表征，而是将这些权利的争取与赋予、获得与丧失、扩张与收缩看作是不断变化着的承认与排斥关系的表征。也就是说，将公民权的实质理解为承认与排斥的关系，就是将“公民权……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和社会群体介入了提出权利要求、扩展权利或丧失权利的现实进程”。关于这个动态的进程，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除非柯耶夫所说的那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真的到来了，这个进程一时还看不到终点，因而它不可能是一种“全或无”式的跨越，这是因为，在一个差异纷呈的世界中，与争取承认的力量相伴随，排斥的力量始终存在。
第二，尽管就公民身份是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言，这种承认和排斥的关系通常要由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城市等）通过法律来确认，但是，它们本身反映的是（处于支配地位、受到肯定的）特定群体和（被否定、受排斥的）特定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这个进程乃是一个不断重构、改写这种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过程，而政治共同体的确认，只是群体之间斗争、妥协、互动、调适而导致关系改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第三，这个进程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过程，而是在各种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生活场域中，在存在于这些场域的、不断变化着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也即特定群体与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而各种具体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之伸缩增减的变化，包括市民权利（civil right）或市场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乃至性权利等等，作为表征公民权之变迁的各种具体维度，所体现的也就是这些具体场域中的承认排斥关系，是存在于这些场域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相互作用的具体结果。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场域中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并不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倾向于作为一种施加排斥的力量而存在的群体，其成员在另一个场域中未必还都处于相同的地位；反过来，在这个场域中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因而倾向于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的群体，其成员在另一个场域中也未必还都表现为同样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作为各种具体场域中的承认排斥关系之表征的各项具体权利不可相互化约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问，上述关于公民权的这种重新理解，对于我们认识、思考“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首先，既然公民权的实质是承认和排斥的关系，“农民工”获取公民权的问题也就是一项努力应对、克服各种排斥力量而争取承认的事业和进程，由此，“农民工”本身首先应该放入各种具体的排斥（力量）和承认（力量）的关系中来审视考察。而一旦我们将“农民工”放进各种具体的排斥（力量）和承认（力量）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考察，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并不能被当作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只是其成员在一种特定的承认与排斥关系下建立起来的暂时的、可变的联系。
原因就在于，如上所述，争取承认的过程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过程，而是在各种具体场域中，在存在于这些场域的、不断变化着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而不同场域中的承认力量和排斥力量并不是重叠的。在一个场域中，一些人在与这个场域相应的维度下处于受压抑、受排斥的地位（或处于支配的、受到承认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一种相对于这个场域的暂时的联系或者说“群体”，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或施加排斥的力量），但是，当转换到另一种场域（如从经济转到政治，从政治转到文化，从文化转到阶级，从阶级转到民族，从民族转到性别，等等）时，在原先的场域中处于受压抑、受排斥的地位（或处于支配的、受到承认的地位）的人们在新的场域未必依然都处于相同的地位，于是，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就发生改变，相应地，原先的这种力量或“群体”也就要发生重组。也就是说，“群体”的成员并没有先验的“共同本质”，也没有固有的“必然联系”。
正如墨菲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种主体地位与其他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进而人们也就不可能彻底永恒地获得任何一种社会身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获得如‘劳动阶级’、‘男性’、‘妇女’、‘黑人’或其他这样一些有意义的概念来指称群体性主体。然而，一旦拒斥了共同本质的存在，他们的性质也就只能根据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来进行推论了，而且他们的统一性也必须被看成是身份局部固定化的结果。”“农民工”这个概念也正应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是其成员的某种先验“共同本质”或固有“必然联系”的表达。它所表达的，无非只是其成员在（由户籍身份来标识的）一种特定的承认与排斥关系下（或场域中）的一种暂时的联系，这种联系只有当这些成员争取那些与城市户籍紧密相连的权利时——而前面已经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权利已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对许多城市下层居民来说，实际上已被抽空了——才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成立。
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或语境中，作为“身份局部固定化”的结果，“农民工”才可以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被看作一个共同受排斥的“群体”，并可能进而表现为一种争取承认的力量。一旦我们从户籍身份关系转到其他的关系，如雇佣关系、完全市场主体和不完全市场主体的关系、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关系、纳税人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乃至性别关系、民族关系等等，那么，排斥与承认的关系也就会发生改变，相应地，所谓“农民工”这个只在特定语境、特定的承认排斥关系下才可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包括与其他“农民工”和所有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也就要发生重构、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