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的理论问题有争论。“从繁到简”是不是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有人说，汉字历史，“既有简化，又有繁化”。如果汉字是例外，简化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我认为汉字也是“从繁到简”，不是例外。汉字中形声字越来越多，“形声化”是符号的“复合”，不是“繁化”。丁头字和圣书字也有“形声化”，它们把几个符号线性排列，不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发生“繁化”的感觉，是因为把几个符号叠合成一个方块。汉字叠合以后又促进了简化。楷书形声字的部首“三点水”“草字头”等，都明显地简化了。“复合不是繁化”。
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人写文章说，文字改革要依照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什么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呢？这是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
有人说：文字的特点是由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有音节分明的特点，适合使用表意的汉字；英语有词尾变化的特点，适合使用表音的字母。“语言决定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这个说法近来很流行，对不对呢？我尝试做了如下的观察。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文字是否都跟汉语的文字相同或相似呢？在汉藏语系中，汉语之外另一种重要语言是藏语。藏语也是音节分明而没有词尾变化的，可是藏语的文字不用汉字而用表音的字母。这不是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特点吗？
再看，用汉字作文字的国家除中国以外有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三种语言特点是否都跟汉语一样呢？不然。日语系属未定，不是汉藏语系，是有词尾变化的，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日语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朝鲜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词尾，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今天北方废除汉字而南方仍旧用汉字和字母的混合体。越南语（京语）跟汉语非常相似，但是不属于汉藏语系；越南语原来用汉字，后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在以上三种语言中，不同于汉语的采用汉字，相似于汉语的采用拼音文字，这不是正好否定了“语言决定文字”吗？
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拉丁字母，书写了各种互不相同的语言，这更证明语言的特点跟文字的特点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决定文字”的说法不能成立。
经常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文字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可是有人说：汉字用了三千年，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可见“形意音”的发展规律不能成立。
“形意音”的发展规律来自西方。我就到西方的著作中去看看情况。最能说明“形意音”规律的例子是“丁头字”。丁头字在本土“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传到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有逐步前进的“形意音”变化，但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以后，才摆脱“意音”结构，发生“从意到音”的质变，成为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完成的，不是在本土传承中完成的。
我把汉字跟丁头字相比，看到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比重的历代增加，就是声旁表音作用的发展，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文字结构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汉字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变为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在汉语汉字到日语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形意音”的发展规律。
再看世界文字的历史。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前一千五百年是丁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两千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前一千五百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丁头字晚两千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我写成专书《世界文字发展史》（一九九七），把汉语汉字跟丁头字和圣书字共同排列在“古典文字”中间。
“六书”中间包含“形意音”三个层次：一、象形是表形；二、会意是表意，指事也是表意性质；三、假借是表音，形声是表音兼表意。转注是字形的变异。国外学者指出，“六书”不仅可以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也可以说明同类型的古典文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我比较“三大古典文字”，发表论文《丁头字、圣书字和汉字中的六书比较》。后来，我又进一步跟马亚字和云南彝文相比，发表五种古典文字中六书比较的论文《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一九九六）。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到，类型相同的古典文字，虽然外貌迥然不同，而内在结构如出一辙。
从五十年代起，我开始研究比较文字学。我感到，研究比较文字学必须重视其中的文字分类法。在比较了各不相同的外国和中国学者的文字分类法之后，我提出“文字三相分类法”，希望以客观的条件统一各家的分类法。我认为文字有三个侧面：符形侧面、语段侧面和表达法侧面；三者合称文字的“三相”。一、符形相：从图符到字符到字母。二、语段相：从长语段（篇章、章节、语句）到短语段（语词、音节、音素）。三、表达相：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把“三相”画成一个立体的“三棱形”，可以包括一切文字的类型，其中有单纯的类型、有兼职的类型。单从表达相来看，实际存在五种主要类型：一、形意文字；二、意音文字；三、音节文字；四、辅音文字；五、音素文字。
任何文字都可以在“三相分类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现代中文属于“字符·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现代日文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朝鲜文在南方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音素叠合）·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在北方属于“字母·音节（音素叠合）·表音”的音节文字类型。一九九七年我发表论文《文字类型学初探：文字三相说》。后来我写成一本书稿《比较文字学初探》。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成绩斐然。同时得到许多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字资料。依靠专家们的帮助，我起初收集到汉字型的文字二十多种，后来又扩充到三十多种。我写成论文《汉字型文字的综合观察》。这许多种文字组成一个“汉字型文字”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收获。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字系统来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一个文字学分支，叫作“广义汉字学”。
汉字从黄河流域的“中原”传播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再传播到国内边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包括古代的北方民族和现代的西南民族，再传播到四周邻国，包括越南、朝鲜和日本。综观两千年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学习阶段，大家学习汉语汉字；二、借用阶段，借用汉字书写当地语言；三、仿造阶段，模仿汉字造成非汉语的民族新汉字，包括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四、创造阶段，简化汉字或其笔画，成为音节字母或音素字母。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可以找寻微观的和宏观的汉字发展规律。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需要从文字史和文字学的研究中得到客观的认识。
研究信息化时代的中国语文问题
面对信息化时代，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在电脑上如何输入汉字文本，是日本和中国共同遇到的“瓶颈”问题。
输入汉字的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整字输入法；二、拆字编码输入法；三、拼音变换输入法。整字输入法需要特制键盘，最早在日本曾热闹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大量传入中国，日本已经放弃这种方法了。编码输入法在日本只尝试了一个短时期，很快就进入无编码的假名变换输入法，现在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编码了。在日本，一九六七年东芝开始研究无编码的“假名变换法”，一九七七年推出假名自动变换的第一台日文电子打字机。一九七八年夏普、一九七九年富士通、一九八○年有六家推出同性质的日文电子打字机。从此日文电脑进入无编码时期，此后的发展是改进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软件。
中国在开始设计出笔画和部件的编码输入法时候，许多人欣喜若狂，为汉字庆贺！从此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编码输入法，很快达到四百种、七百五十种、超过一千种，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至今不衰。
我在五十年代设计了一种“拼音加部首”的音形编码，后来发表在《电报拼音化》一书中。可是不久我就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我转向研究无编码的“拼音—汉字”自动变换法，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汉字的内在规律：中文输入法的两种基本原则》（一九九六）。
我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用来改进中文的输入法。一、语词规律：汉语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大多数的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还有词组、成语、语段、固定名称等，可以作为输入单位，尽量避免以单个汉字作为输入单位，实行“以词定字”。二、频度规律：按照语词的出现频度，实行“高频先见”。如果这不是当时的需要，可以选择出需要的词或字，使电脑记好，实行“用过提前”。只要选择一次，不要选择第二次。三、语境规律：常用而又易混的单音节虚词，例如量词，可以利用上下文的“语境”原理，设计智能化的软件，自动调整。四、声韵规律：利用声韵两分法及其搭配关系，可以把全部声母和韵母安排在五十六个字母键盘上，实行音节双打（双打全拼），提高效率。诸如此类的汉语内在规律是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在今天，这些认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知道的常识。在拼音变换的中文电脑上，输入规范化的白话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需要进行同音选择。
汉字也有内在规律，可以用来设计字形编码。但是，汉字的内在规律复杂而多例外。所以字形编码都是“多重”规则，而每重规则又都有例外。字形编码在日本已经让位于假名变换，中国也应当走出编码时期，推广无编码的拼音变换。拼音变换对学过拼音的小学生来说，不需要另外学习。这是普及中文电脑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科技术语和译名问题是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单独的机构来负责，所以不列入文字改革工作的项目中。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输入外国文化，一次是以唐代为高峰的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另一次是从清末开始的输入西方科技文化，今天的新科技和信息技术就是科技文化的延长和发展。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必然大规模引进外来术语。战后新兴国家都遇到如何引进科技术语的问题，中国并非例外。
用字母文字的国家在引进新术语的时候，无例外地都采用原样借入的方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一般称为“术语国际化”。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采用“意译、单音节化、创造新汉字”的翻译方法，后来改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术语。中国现在的方法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意译的好处是容易为群众所理解，但是缺点很明显。“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时间上难于追赶先进，也不利于阅读国外科技文献。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叫作“术语双语言”。对一般群众采用意译，这是较少的常用术语。对专业工作者采用术语国际化，方便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一九九五），说明“术语双语言”的必要性。
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要想进入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我国原来实际上推行“方言或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言，现在需要再加上“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言，否则中国人无法走出中国，参加国际活动。“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双语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双语言时代》（一九九七），说明这个时代的语言需要。全球化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梦想，而是不由分说地真的向我们走来了。
“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计划”这些说法有时容易发生误解。我从六十年代起就改说“语文现代化”。有人说，“语文怎么也能现代化？”其实，“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早已通行。例如：一九六七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亚洲语文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亚、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对外学术交流，所以中国没有人参加。后来，一九八三年在夏威夷举行“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会议，简称“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国大陆参加者有六人（傅懋勋、刘涌泉、陈章太、范继淹、黄国营和我），中国台湾参加者有五人，此外有各国的学者。语文现代化不是中国一国所特有的工作，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工作。这一点要使国内更多人知道，以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学林春秋》，张世林编，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版。此据《周有光语文论集》本）
《汉字改革概论》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