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年九岁时，阿爷报登科。见儿大父旁，一语三摩娑：“此儿生属猴，聪明较猴多。雏鸡比老鸡，异时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坚牢。风吹儿不长，哪见儿扶摇？待儿胜冠时，看儿能夺标；他年上我墓，相携着官袍。前行张罗伞，后行鸣鼓箫；猪鸡与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响墓背，墓前纸钱飘。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诰；子孙共罗拜，焚香向神告：‘儿令幸胜贵，颇如母所料。’世言鬼无知，我定开口笑。”……
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这个毛病。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近代的作家之中，郑孝胥虽然也不脱模仿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还不全是模仿。他曾有诗赠陈三立，中有“安能抹青红，搔头而弄姿”之句。其实他自己有时还近这种境界，陈三立却做不到这个地步。郑孝胥作陈三立的诗集的序，曾说：
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官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倏忽无见，倘恍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
他这篇序虽然表面上是替江西诗派辩护，其实是指出江西诗派的短处。他自己的诗并不实行这个“不清不切”的主张，故还可以读。他后来有答樊增祥的诗，自己取消这种议论：
尝序伯严（陈三立）诗，持论辟清切。自嫌误后生，流浪或失实。君诗妙易解，经史气四溢。诗中见其人，风趣乃隽绝。浅语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会心可意言，即此意已达。
樊增祥的诗，比较的最聪明，最清切，可惜没有内容，也算不得大家。此外还有许多人，努力模仿古人，努力作诗匠。但他们志在“作古”，我们也不敢把他们委屈在这五十年之内了。
七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中）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旬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这种见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报有关系。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竞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章炳麟说：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
又说：
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渺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
他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他并不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汉微言》有一段说：
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页六八）
但他自己论文，却主张回到魏晋。他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国故论衡》中，《论式》，页九四）
为什么呢？因为：
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页九二）
故他以为：
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页九三）
他又说：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疆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页九五）
又说：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同页）
“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磷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骼。《国故论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检论》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他论文辞，知道文辞始于表谱簿录，是应用的；但他的文章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他对于同时的文人都有点薄鄙的意思（看《文录》二，《与邓实书》及《与人论文书》）。他自命“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王懞运能尽雅”。有人问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懞运做文章的法子来教人。什么法子呢？原来是先把意思写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虚字尽量删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欢用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说：
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合借用真，兹为复始。（《检论》五，《正名杂义》，页二八）
他不知道苟卿“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这种“复始”的工夫虽然增加了古气古色，同时便减少了应用的程度。他自己著书，本来有句读，还可以帮助一般读者的了解。后来他的门人校刻他的全书，以为圈读不古，删去句读，就更难读了。他知道文辞以“存质”为本，他曾说：“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他痛恨那班庸妄宾僚，谬施涂塈，案一事也，不云“纤悉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杂义》，页一四）
但他那篇《订文》（《正名杂义》乃《订文》的附录）中有句云：“后之林蒸，知孟晋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晋”代求进步，还说得过去；“林蒸”二字，比他举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章炳麟论韵文，也是一个极端的复古派。他说古今韵文的变迁，颇有历史的眼光。他说：
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国故论衡》中，《辨诗》，页九九。）
这是很不错的历史见解。根据于这个“数极而迁”的观念，他指出《三百篇》为四言诗的极盛时期；到了汉以下，“四言之势尽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诗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惰性，多在燕乐（词）”。他论近代的诗，也很不错：
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
这种议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了。谁知他下文一转便道：
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自注：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
这种极端的复古论，和他的文学史观，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诗之势已尽于汉末而五言诗之势已尽于唐初，如果诗之势已尽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说的“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了，难道他们还能复兴于今日吗？那“数极而迁”的文学，难道还可以恢复吗？
但他不顾这个矛盾，还想恢复那“数极而迁，虽才土弗能以为美”的诗体。他的韵文（《文录》二，页八六以下）全是复古的文学。内中也有几首可读的，如《东夷诗》的第三四首：
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长跪箸席上，对语忘时日。仰见玉衡移，握手言离别。下堂寻革鞍，革鞍忽已失。回头问主人，主人甫惊绝。乞君一两靴，便向笼间掇。笼间何所有？四顾吐长舌。
甲第夫如何？绳蔑相钩带，虎落穿方空，空小门不大。按项出门去，恣情逐岩濑。三步复五步，京市亦迢递。时复得町畦，云中闻犬吠。策杖寻其声，耆献方高会。“陛下千万岁！世世从台隶！”
这种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消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张》，如《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杯珓谶辞相等”了。最恶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与《上留田》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来方才敢猜这诗大概是为刘师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夭道无远，谗夫既丧。何以漱浣？——其痍其壮。越田完望之，度畦乡之。不见广陵，蓬莱障之。
“之矣，不宿乾鹊。民之辜矣，如狙如攫。
知我之好，匪伊朝夕。尔虽我刲，我心则怿。
这种诗使我们联想到“易林”，“易林”是汉朝的一种“杯珓谶辞”。其实一千几百年前的“杯珓谶辞”未必就远胜一千几百年后的“杯珓谶辞”。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理论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土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