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
作为一名民选官员，为《寂静的春天》作序，我心怀恭谦，因为蕾切尔·卡森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要远远强于政治家的力量。1962年该书首次出版之时，公共政策的词汇表中甚至没有“环境”这个词。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这更多的是因为外观而非其对于公共健康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保护主义的前身——曾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提及，但仅仅是在讨论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时顺带提及。而且除了在一些大多数人很难看到的科学杂志上三三两两地散布着一些内容，几乎没有公共讨论是针对DDT、其他农药以及各类化学物质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危险。《寂静的春天》的出现就如同旷野里的呼喊，作者以深刻的感受、透彻的研究以及生花的妙笔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保护运动或许会滞后许多年，甚至可能现在都尚未开始。
可以想象，这本书和作者本人（曾任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海洋生物学家）受到了来自污染获益者的极大阻力。大型化学公司试图打压此书，而《纽约客》上刊发了本书节选后，立刻出现了齐声非难卡森的情形，指责她是歇斯底里的极端分子——直到今天仍能听到此类控诉，只要有人质疑那些环境污染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控诉就会出现（我曾于1992年选举时被戴上了“臭氧人”的帽子，这一称呼的本意并非赞美，但我却作为荣誉勋章欣然接受，我知道提到这些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激烈的反应，有时这些反应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直到该书广泛发行时，更是有各路惊人的力量共同反对卡森。
卡森受到的攻击可以和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受到的猛烈炮火相提并论。更过分的是，由于卡森是一名女性，大部分的非议都针对她的性别开火。说她“歇斯底里”就是典型的这类攻击。《时代周刊》说卡森使用了“煽动性的文字”，这又是另一条指责。她作为科学家的公信力也遭到了攻击：反对者出资进行宣传，意图驳斥卡森的研究工作。这些和攻势猛烈、资金充裕的负面选举宣传如出一辙，不过这次却非针对一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森凭借的是两种决定性的力量：对于真理的审慎与尊敬，以及极致的自我锤炼。她反复检查《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的每一个段落，而过去这些年的历史相较于她的警告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勇气与远见，远远超出了她意欲挑战这一强大而利润丰厚的工业行业的初衷。在撰写此书期间，她忍受着根治性乳腺切除术以及后续放射治疗的痛苦。在该书出版两年后，她还是因为乳腺癌与世长辞。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指出，乳腺癌和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间有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卡森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书写。
她的写作和科学革命最早期根深蒂固的正统说法格格不入，这种说法认为人（当然这意味这人类中的男性）正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技的历史主要就是男性统治的历史——而且期望其最终可以达到几乎绝对统治的状态。而一位女性竟敢挑战这一正统说法，当时它的主要卫道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如此回应，说“支撑这场辩论的症结所在，就是卡森小姐坚称自然的平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力量，而现代化学家、现代生物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人类将自然牢牢掌握在手中”，这种说法现在听起来不仅傲慢，而且和“地球是平的”一样可笑。
在今天看来这种世界观是荒谬可笑的，这恰恰说明了蕾切尔·卡森的革命精神。集团利益各方的攻击如期而至，甚至连美国医学协会都站在了化学公司的一边。而且，发现了DDT杀虫功效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这本书却并未被封杀。虽然书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并未立刻得到解决，但这本书却大受欢迎，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除了因为本书令人信服之外，卡森前两本畅销书《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但使卡森获得了经济独立，还为她带来了公信力。与此同时，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时，正处于60年代的前几年，那个年代可不平静，在那十年中，美国人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充分的准备，愿意听到看到书里传达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女性和这一时代同时到来。
最后政府和公众都投入了进来——不仅包括本书的读者，还包括读了相关新闻、看了相关电视节目的人们。《寂静的春天》销量突破50万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安排了一期长达一小时的节目，而且在两大主要赞助商都撤销赞助的时候，仍然播出了该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此书进行了讨论，并委任一个特别专家组对书中结论进行检测。该小组的发现报告中充满了对于企业及政府漠视的控诉，也证实了卡森对于杀虫剂潜在危害所发出的警告是正确的。不久后，国会就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批草根环保组织也成立了。
《寂静的春天》一书为新行动主义播下的种子现在已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群众力量之一。蕾切尔·卡森于1964年春天去世时，人们就开始明白她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湮没。她唤醒的不单是美国，而是全世界。本书的出版恰恰可以视作新环保运动的开端。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曾在妈妈的坚持下在家里阅读此书，并在饭桌前进行讨论。在那些需要在餐桌前讨论的书里，我和姐姐一本都不喜欢，但我们就此书进行的讨论却是愉快又生动的回忆。没错，蕾切尔·卡森是我如此关注环境并积极投身环境事业的原因之一。她的事迹激励我写下了《平衡中的地球》一书，这本书也由休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这绝非巧合，正是这家公司在论战中全程支持卡森，此后因出版了许多环境危机类优秀书籍而赢得了美誉。卡森的肖像同各位总统及首相等政治领袖的肖像一同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挂了许多年了，也应当挂在那儿。卡森对我的影响和其他那些人的影响都旗鼓相当，甚至更深远，或许比他们加起来的影响还要大。
卡森既是科学家，又是位理想主义者，她还是一位孤独者，她善于倾听当权者时常会忽略的声音。《寂静的春天》的构想来源于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一位名为奥尔加·欧文斯的女士的来信，信中说DDT正导致鸟儿死亡。今天，卡森的成就促成了DDT的禁用，也因此使某些她尤为关注的某些物种——鹰和隼——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而人类，或者至少说有成千上万的人类生命也一样将因为她写下的篇章而得到拯救。
因此难怪人们会把《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力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提并论。在少数几本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书籍中，就有这两者的名字。然而二者也有重大区别。哈利耶特·比特·斯托将已经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公共焦点问题戏剧化了；她将这一已经引起了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拟人化了。她所刻画的奴隶形象感动了全国人民的良知。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战事正酣时见到了，他说：“你就是引发了这一切的小妇人啊。”与之相反，蕾切尔·卡森则警告人们注意一个几乎没人意识到的危险；她试图将某件事提上全国日程，而非为已经存在于日程表上的某事提供证据。从这一角度看来，她的成就更加难能可贵。讽刺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面前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利比科夫的欢迎辞竟怪异地回应了正好100年前林肯的话：“卡森小姐，您就是引发了这一切的妇人。”
两本书之间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核心思想持续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奴隶制度在几年时间内就可以废除，历史也确实如此，尽管过了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人们才开始着手处理其后续问题。但是如果说，大笔一挥就能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能如此。尽管卡森就此事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尽管美国采取了诸如禁止使用DDT等相关措施，环境危机却日渐恶化，而非好转。或许灾难蔓延的速度慢了下来，但灾难本身令人不安。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农场上对于农药的使用就翻了一番，增加到每年11亿吨，而这些危险化学物质的产量则上涨了百分之四百。我们在国内禁止了某些农药的使用，但却仍在制造这些农药并出口至其他国家。这不仅说明了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无法接受的有害物质而牟利，还说明了人们并未意识到科学的法则并不遵从政治的界限这一基本理念。毒害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都会导致每个地方食物链都将中毒。
卡森为数不多的演讲中，曾有一次在美国园林俱乐部进行，这也是她最后进行的讲演之一。她当时称，在情况好转之前会先经过恶化的阶段：“这些问题牵涉很广，也不好解决。”然而她也警告说我们等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我们正把整个种族都暴露在化学物质中，而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些物质毒性极强，在许多情况下毒性都会叠加。现在人们一出生或者出生前就暴露在这些物质中，除非我们改变行为方式，否则它们将继续贯穿人们的一生。没人知道结果如何，因为此前没有相关经验作为指导。”不幸的是，她说了这番话后，随着癌症和其他与杀虫剂使用有关的疾病发病率猛增，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相关经验。难题不是我们什么都没做，而是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但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