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性教育对21世纪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已逐步为世人所接受，但是对于教育模式却是众说纷纭，特别是担心教育不当会招致性淫乱。从理念上来说，主要有提倡“性道德教育”和“性知识教育”两类。中国长期以来采用性道德教育模式，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家采取强调性知识教育模式，提倡告知孩子使用安全套，如何避孕，如何预防性病和艾滋病。源于澳大利亚并流行于美英等国的“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则有机地结合了性道德和性教育两个方面，采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是一种综合性的性教育模式。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1956年起在中学强制推行性教育，偏重性知识教育。瑞典模式之所以成功是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和法律给予支持的，同时也是政府大力推动、持之以恒的结果。瑞典在1933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教育组织，又在政府层面通过并推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条文。比如： 1938年避孕被认为是合法的，流产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法律许可；1942年性教育作为选修的课程；1945年在小学开办了第一期性教育教师的培训班；1955年性教育在全国的学校中成为必修课；1956年制定了全国9年一贯制学生的性教育教学大纲；1976年助产士被授予开避孕药的处方权；1998年制定了全国预防性病与艾滋病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十分关注大众传媒中的性刺激对青少年的影响。在对电台等传媒宣传控制上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例如在电视节目中，不允许有黄色与暴力镜头出现，在瑞典的公众电视里，看不到有伤风化的镜头。男人嫖娼在瑞典被视为违法，妓女与红灯区是见不到的。（胡佩诚，2001）
瑞典的性教育是系统的，并不像我国是突兀地在初中设立那么一堂生理课来讲解男女生理特征，授课时也是半遮半掩、蒙蒙眬眬、含糊其辞。而瑞典的性教育从7岁开始，每个年级均有性教育内容的课，而且有机地安排在不同的课程中。性教育的方法采取了启发式、参与式等人性化的方法。教师制作了许多生动的教具。在讲授的过程中，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也不忽略道德教育，有机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瑞典性教育70年的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全国性病的患病概率。
瑞典青春期性教育的经验是多与孩子们交流讨论，让他们知道“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使孩子们能够建立起对性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和回避。瑞典成功的经验提示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和探索我国性教育的模式，性教育的内容、方式、开展性教育的时间、相应法规的配套等问题，并有效付诸实践。
芬兰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实施性教育计划。20世纪70年代，性教育进入了芬兰中小学教学大纲，连幼儿园都有性教育图书，建立了性教育咨询电话、儿童保护机构等，随时为青少年提供帮助。在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上，芬兰性教育作为成功经验典范受到推崇，芬兰的性教育书《我们的身体》备受各国专家推崇。书中有“细胞”、“皮肤”、“视觉”、“听觉”、“呼吸”、“骨骼”、“消化”等章节，家长可以像讲《一千零一夜》那样对孩子每天讲一节，性教育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1975—1994年间，15—19岁的芬兰女孩堕胎率从21.2%下降到了9%。
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实行的性知识教育模式，其经验是与孩子们交流谈论，让他们知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也有被诟病之处，即性教育实施以来这些国家青少年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大大降低，瑞典在1960—1965年间，首次性行为年龄从十八九岁下降到16岁。对学生来说，提倡使用安全套进行安全性行为以避免性传播疾病，就隐含着社会、学校、家长不反对性行为，似乎是在说“只要戴上安全套就可抵御艾滋病，就可以安全地进行性行为了”，“套套教育”变成了对青少年性行为的一种鼓励。
相反，中国长期以来实施性道德教育，“性”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历来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更是遮遮掩掩、讳莫如深。道德教育模式强调性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性行为准则，让青少年认识到两性关系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培养青少年自尊、自爱和尊重他人的尊严感、责任感和自控能力。一句话，“以意志力禁欲”。但生理性冲动是人的基本欲望，“灭火器”式的压抑方式未免单一、粗暴，道德教育是需要的，但如何教育以及教授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青少年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青少年一样，他们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他们需要性生殖健康、避孕知识的进一步普及。因此，以多种形式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是必要的。
“同伴教育”源于澳大利亚，后被美英等国采用，目前是国际上比较流行和成功的青春期性教育模式。同伴教育指的是具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或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和行为技能，实现预期教育目标的教育形式和过程。由于是与自己具有相似特性的同伴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交流信息与技能，其观点和意见被接纳，能够唤起其他同伴的共鸣。青少年同伴性教育的开展需要按一定的步骤或程序进行。首先通过有关机构对“同伴教育者”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正确的性健康知识、性伦理和性道德以及进行性教育的技巧；然后由他们对其他青少年通过一对一的个案辅导方式、自助团体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林虹，2005）我们来看看英美两国是如何开展性教育的。
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英国的性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所有公立中小学根据“国家必修课程”的具体规定来进行性教育。按不同年龄层划分为4个阶段： 5—7岁，主要初步了解人体各部器官名称，知道人类可以孕育下一代，并会区分两性身体上的异同等；8—10岁，主要掌握人类生命各周期主要阶段，包括生殖、生长发育等；11—13岁，懂得青春期所带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以及什么叫月经和受精等；14—16岁，学习生殖激素对人体的作用，医学上使用生殖激素来控制和提高生育力的情况和男女性别的决定因素等复杂问题。除了这些必修内容，各学校还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加有针对性的内容，如性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释放、肢体语言等。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性教育后，根据1991年美国人口统计中心资料显示，两性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下降，男性为15.7岁，女性为16.2岁。到18岁时，86%的男性、62%的女性不再是童男处女，而在之前，大多数美国人都要等到结婚后才有第一次性行为。1996年8月22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新的社会福利改革法案，改变了性教育理念，实施性道德禁欲教育与性知识教育相结合、以同伴教育为方式的性教育模式。
美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传授生育、两性差异、性道德等知识，初中阶段讲生育过程、性成熟、性约束等，高中阶段讲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恋、性病、卖淫现象、性变态等，并向学生发放避孕套。1996年后，全美有1/3学校增加了性道德教育，提倡将性行为推迟到婚后，并告诉学生安全性行为的做法。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中都建有性咨询室，由青少年自己来回答咨询，其内容对教师和父母都保密。这种流行的“同伴教育”，是利用朋辈间的影响力，通过发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自助群体，抵御来自社会的消极影响。这一方式破除了青春期性教育中传统教育者（老师、家长）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障碍。由于教育的双方都是青少年，具有更多共同语言便于交流。“同伴教育”以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为基础，有讲课、讨论、游戏、讲故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并配合多种传播载体和实物模型，既生动又有效。目前，这一方法已被亚洲、南美一些国家引入。
在同伴性教育的过程中，交流双方都是青少年，拥有更多的相似处，有利于坦诚平等的交流，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隐患，如果同伴教育者带来负面的观点，则可能扩大不良社交网络，造成更加消极的不良影响。因此，在运用同伴教育方法时，对同伴教育者的选择和培训是关键，需良好把握运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则提出了三个倡导，也称为“ABC性教育活动”： A.避免婚前性行为；B.对配偶或一个性伴侣保持忠贞、不搞性乱；C.正确使用安全套。
四、 网络成瘾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网络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网络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中学生上网人数日益增多，他们通过网络学习知识、交流情感、娱乐休闲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4年1月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指出： 目前我国网络用户总数为7950万，其中24岁以下的青少年用户已超过一半，占52.9%，18岁以下的网民达到18.8%，青少年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网络信息用户队伍。网络给青少年开辟了一个新奇、丰富、生动的世界，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由于心理不成熟，自制力比较弱，中学生在便利和正当使用网络问题上，面临着“危”与“机”，有可能因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成瘾，直接危害身心健康发展。
（一） 网络成瘾界定
网络成瘾又称“网络成瘾综合征”（Internet addictive disorder，简称IAD），是网络技术发展和个人电脑普及过程中人们对网络产生的一种依赖心理，是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成瘾的概念源自临床医学中的药物成瘾（药物依赖）现象，WHO专家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将“成瘾”定义为：“由于反复使用某种药物而引起的一种周期性中毒状态。”人们发现除了药物成瘾，还存在一种对某种事物或活动的成瘾行为，这种成瘾行为以某些有强烈心理和行为效应的现象为基础。1994年，纽约的精神科医师Goldberg首先提出了“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的概念，用来指由于重复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带来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的欲望；同时还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与耐受性、克制、退瘾等现象，对于上网所带来的快感会一直有心理与生理上的依赖。（唐婷，2006）
在1996年的美国心理学年会上，美国匹兹堡大学Kimberly Young博士发表了《网络成瘾： 一种新的临床疾病》一文，公布了自己对网络成瘾问题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网络成瘾概念。Young（1996）认为病理性赌博（pathological gambling）的状态最像网络成瘾，因此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没有涉及中毒（intoxication）的“冲动—控制失序症”（impulsecontrol disorder），也就是“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Davis（2001）主张以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PIU）来取代网络成瘾这一概念。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指一种因过度使用网络，而对网络产生心理依赖的冲动和控制障碍，出现与上网有关的病态行为、认知适应不良、社会适应不良症状等的心理障碍。病态行为表现为： 上网冲动控制障碍、网络性行为、耐受性、戒断、否认。（梁瑛楠，2005）
我国学者周荣与周倩（1997）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物质成瘾的定义的基础上，做了一定调整，将“网络成瘾”定义为：“由重复地对网络使用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带来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之欲望。同时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与忍耐、克制、戒断等现象，对于上网所带来的快感会有一种心理与生理上的依赖”。（马庆国、戴懿、王小毅，2006）患上IAD的人对网络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不能有效地控制时间，经常无节制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上网，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使网络几乎成为现实社会的替代品，沉湎于网上的虚拟世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5年7月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十六次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总数已达1.03亿，其中学生占33.2%，用户平均每周上网4.2天，14小时。伴随着网络出现的网络心理障碍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所有网络成瘾的人群中，青少年所占的比例很高。民盟北京市委2000年提交的一份名为“电子网络游戏与未成年人教育”的报告中，北京市中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高达14.8%，13—18岁的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重灾区。据专家估计，我国青少年上网成瘾者至少有500万之众，其中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有近250万。（张彦，2005）
2005年的网瘾调查报告指出，3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网民总数的13.2%。2007年的调查显示是9.72%，大体保持在1100万这样一个水平。至2009年的调查比例显示是14.1％，约为2404.2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此外，随着手机上网越来越便利，手机上网可能会成为青少年上网成瘾的新动向。调查显示，网瘾青少年中60.4％的人使用手机上网，而非网瘾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49.4％。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研究这一现象的实质，甚至听之任之，很可能带来类似于毒瘾所致的社会危害，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极为不利。
（二） 网络成瘾的危害： 影响学业—人格异化—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