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子思讲的，是几千年官场的通病，做君主和领导的自以为是，耳边都是阿谀之声，身边都是谄媚小人。反映真实情况，反映民间疾苦的声音，总是越往上越衰减，报喜不报忧成了最流行的潜规则。
做领导的悦人赞己，做下属的阿谀求容，上面说错了，下面不敢矫正，矫正领导的错误约等于给自己找罪过。批评难，批评当官的更难，批评皇帝则难上加难矣。贾宝玉嘲笑“文谏死”，他公子哥一个，大可以无忧无虑在大观园里调弄胭脂，和姐姐妹妹作诗、猜谜、喝酒、恋爱。如果是像范仲淹这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让他们每每冒着打屁股、丢官乃至杀头的危险去做批评家，想一想都令人寒心。
中国的言路，不开的时候多，开一点点的时候有之，言路开放则翻遍二十五六史，没找到。
言路不开，道理很简单：这是老子的天下，谁用你多嘴多舌；而言路开那么一点点，得有以下的条件：
一、迫于观念的压力。
不做点姿态，面子上过不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不符合圣人教诲的。所以，开放一点言路，给点言论自由一般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本质上是不愿意的，主观上是不赞成的。这种情况下让你说话，你可不要忘乎所以哦。
二、倒霉的时候。
寡人四面楚歌，内忧外患一起来了，计将安出？于是马上降低姿态，弯下腰来，开始倾听各方面意见了。这样的言路开通只能是暂时的，小范围的，急功近利的，寡人一旦进入安全地带，就变成了我的地盘听我的，平日里爱提意见的同志哥应当马上踩刹车，注意安全。
三、不害怕的时候。
有的君主或领导只是把言路畅通当成时髦的奖章，一种政治清明的标志，当需要标榜清明的时候，环顾四周又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在言者承认“主流是好的”的前提下，说说窗明几净也难免有几只苍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时言路好像也还是畅通的。
四、怕人不动口动手的时候。
这与第二种情况相仿，再不让人说话，老百姓就动手了，于是便让“君子”动动口，以防“小人”动手。第二种情况侧重寻求对策，此种情形则完全出于平息众怒，逃过难关。没有民主之实，民主作风还是要体现一点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下过“罪己诏”，打着哭腔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样的言路开通，我们见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