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秦二世胡亥同志是个标准的纨绔子弟。有一天，他正儿八经地和他的精神导师赵高畅谈人生。
他凝视远方深沉地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赵高一听，傻了一半，没想到二世是个有为青年，心下不免惴惴。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赵高很紧张，二世不理他，继续背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享乐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穷奢极欲当中去。”
赵高听到这儿，一颗心“扑通”一声掉到肚子里了。
二世对赵高说：“人生苦短哪！怪不得我老爹成天价想着长生不老。但是，我要与时俱进，我……朕不能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妄图不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享乐到死，Hi到死，我能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个快乐的帅哥。你看怎么样？提点意见。”
赵高由衷地感叹道：“专业呀，您这是最专业的皇帝啊！”
赵高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权势的阉人，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权阉，他们同时代出现。这两样东西将伴随这个民族走过漫长的岁月。皇帝和阉宦是人的两极，一个“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另一个则是最极端地被污辱和被戕害的。幸福是相对的，现在的一个男人包个二奶，就对只守着黄脸婆过日子的哥们儿生出许多优越感来，皇帝哥哥三宫后院美女如云每天展示给去掉两蛋的太监看，优越感还不直冲云霄？
赵高对皇帝阶级进行了自己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反击，他以自己的阴损污辱和戕害了始皇帝的后代。
《史记》记载，秦二世胡亥也不是一味地贪图享受，他担心：“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这样的心理和态度更符合人之常情。胡亥上台的合法性有一点问题，不符合始皇帝的遗愿，在那个时代，先皇的遗愿代表了合法性。所以，胡亥对帮助他上台的赵高失去了控制，一是欠人情；二是有短处在人家手里；三是他确实太嫩了，才二十一岁，没有政治经验，也不懂得借助李斯或其他人，来均衡赵高的权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秦帝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对国家政策失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进行政策调整，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硬政策，适当地缓解一下。
历史不能假如，假如胡亥施政温和一点，他的所谓矫诏篡位根本不是问题。他上台有些心虚，心虚导致强硬，从自己的兄弟起，逐一迫害，以致更加损害了他执政的合法性。
维护自己的利益，赵高是一个狠人，但不是一个智者，他的利益和秦帝国紧密相连，和二世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但是他不停地在自己乘船的底舱上钻孔，直到这艘船彻底沉没。
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看到了皇权二代的瓶颈问题。他说：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迄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矣。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王夫之认为，第二代接班容易出事，主要是“天下初定，人心未靖”，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难办，要集体接班，要选择顾命大臣，给小皇帝配套一个忠诚的班子。
在古代的政治经验里，王夫之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什么制度化、法制化，在这儿都是瞎扯。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于此。
民间也有俗语云：老子不死儿不大。反过来看，一代君主太强了，造成了这么多的衰神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