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承载文字的甲骨片为何成了医病的“尖刀药”？又是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辗转多处的它如今身在何方？这就是甲骨文留给我们的故事。
甲骨文字鉴赏与数量
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殷代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断代，早晚分明，从某些常用字的变化可以领会许多中国文字发展的知识。例如：简化，形体复杂的字，日趋简单，笔画减少。形声化，象形字增加声符，假借字增加形符，变成形声字。甲骨文是占卜者写刻的，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包括商代的所有文字。而有些占卜术语，一般人也未必通用。又由于是用刀刻成，不免变形，初次见到不容易理解。
目前国内外甲骨文骨片大约有4万多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1899年以来80年间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片，公私收藏以及流传海外的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具体指导，编印为《甲骨文合集》。考古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在殷墟发掘所得甲骨4589片，由钟少林等5人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也为甲骨文研究增加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原来专指安阳殷墟所出，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发现周人有文字的甲骨，如陕西省西安市沣西张家坡出土三片卜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1片卜骨，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出土3片卜甲，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292片卜甲，又扶风县齐家村出土1片卜甲，6片卜骨。其中以岐山、扶风所出比较重要，片数极多，不同单字在250字以上。这些骨片出土地点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内容简单，字形与殷墟不尽相同，确是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但从中国文字史看，还没解决什么问题。
甲骨文为何成为“尖刀药”
任何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最初的甲骨片是被当治病的“尖刀药”使用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晚期，当时，男人要留长辫子，头顶前半部的头发要全部剃光。那时候，理发工具就是一柄锋利的剃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头皮，所以剃头匠必须常备一些止血药，这种止血药就称之为“尖刀药”。说到用甲骨片做尖刀药的故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剃头匠，他的名字叫做李成。那么，李成是如何发现甲骨片的，甲骨片又是怎么做成尖刀药的？
李成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阳县小屯村人，是为了赚钱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药材运到城里、传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里，毁掉了难以计数的甲骨文字。
这年夏天，他患了疥疮，疼痒难耐，坐在田头，无意中捡起一块刻有“画纹”的白骨片，但他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捡起的是一块历史文化瑰宝！李成把白骨片揉搓成了粉末，涂抹在疥疮上，疼痒神奇地止住了，几次涂抹后，疥疮居然治愈了。李成喜出望外。他把乡亲们扔掉的、大量的各种形状的白骨片收集起来，送到附近城里的药店去卖。他告诉药店掌柜：“这白骨片治疥疮和外伤有特效。”药店老板将信将疑，取来药典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这白骨就是中药里的“龙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记载：龙骨是古爬虫动物的化石，能生肌防腐。药店收下了这些“龙骨”，李成则将大把的铜钱往钱褡裢里一装，高兴得回家去了。从此，便做起了收集贩卖“龙骨”的“专业户”。李成一边收集，一边卖给药店。可是，当时药材交易落后，“龙骨”在当地的用量不大，药店就不想收了。当李成又一次把收集来的“龙骨”送到药店时，店老板便挑剔起来：凡是刻有“画纹”的“龙骨”一概不收。李成这次碰壁后，立即想出了聪明的对策。他拿起刀，将收集来的所有“龙骨”上的“画纹”一刀一刀地刮掉，然后再送到药店去卖。此时，药店的仓库里已被“龙骨”堆满了。这是一座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而药店老板却全然不知！也是为了钱，老板决定停止买进“龙骨”。但李成却没有放弃这挣钱的机会，没有停止“龙骨”的收集。他把一块块“龙骨”——一块块文化瑰宝捣成粉末，然后包成一个个小包到各个集市、庙会上去叫卖、赚钱！同样，药店老板为了赚钱，也陆续把“龙骨”转卖给各地。很快，“龙骨”进入了京城各大药店。就这样，一块又一块“龙骨”，或成块入药，或碾成齑粉，成为救治千千万万个病人的“良药”。
看出甲骨片中秘密的第一人
很多专家认为李成并不能算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因为他仅仅只是发现了甲骨片，而且是拿着甲骨片用于治病，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价值，同时还毁坏了很多珍贵的甲骨片。既然他不是，那么谁才是真正发现甲骨文的人呢？
要找到真正发现甲骨文的人，就得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与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古董商——范维卿，他是山东潍县人。
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居住在北京东安锡拉胡同11号的王懿荣身染疟疾，久治不愈。一位医术高深的老中医为王懿荣开出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名曰“龙骨”的药，立刻引起了王懿荣的注意。其家人从药房抓药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查看，发现了中药里的“龙骨”碎片，有的碎片上镌有奇异的纹路。他便抱病亲临药房叮嘱药房老板，如果再有商贩送“龙骨”来，请代为引见。不多时日，名扬京华的古董商范维卿被引见到王府，这次他带来了十二片“龙骨”。这是他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没有如愿，听当地人说“龙骨”是药材，就顺手收集的十二片。王懿荣见到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分外高兴。他仔细端详着每一片甲骨上一个个单一成形的“符号”，紧缩的眉头舒展了。他兴奋地告诉在场的人：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中国文字！范维卿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药材是真正的古董。于是，王懿荣以每字一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这十二片甲骨。并当场给范维卿六百两银子，指使他为自己继续大量收购。随即，派家人到京城各大药店以重金把刻字的甲骨全部买下，以至于典当细软，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在他壮烈殉国前竟收集了一千五百片！
问题出来了，到底他们两人中谁才是真正的甲骨文发现者呢？
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是清末王懿荣，因为只有他不仅发现了甲骨文，更重要的是，他还认真研究了甲骨文。他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画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画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误传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则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可见，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当之无愧。
甲骨片藏身之处
为了弄清楚甲骨片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中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是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片命运多舛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这个刘鹗是个怎样的人物，他会将这些甲骨片怎么处置呢？这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刘鹗，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即精通数学，曾行医经商，都不得意，转而弃商从政。他还能写小说，以讥讽清末官场丑态，著名的《老残游记》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者。他参与治河时所投效的吴大澄就是当时名声极大的金石学家。刘鹗到北京做候补知府后，又和王懿荣交往很深。他在王懿荣处看到甲骨，深为惊奇，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王懿荣死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懿荣的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父债，出卖家中所藏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甲骨买去。在这之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就已经开始搜集甲骨。后来他又从方药雨手中买到范维卿卖给他的300多片甲骨。同时，刘鹗还曾通过古董商人赵执斋买到甲骨3000多片。此外，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赴河南搜集到1000多片。就这样，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从他搜集到的甲骨中，精选拓印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问世。这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轫的。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古代文物时，因他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曾为救赈北京饥民向俄军购买他们所占的太仓中储藏的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流放途中，刘鹗郁郁寡欢，悲愤而死。
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到的甲骨随之四散，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在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此外，商承祚、束世澄、陈中凡、王瀣、沈维钧、郦承铨、胡光玮和胡厚宣等几位学者，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总之，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以刘鹗搜集到的最多，然而在他死后，也分散得最零乱。
整理甲骨片的奇人
王懿荣、刘鹗之后，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方面，做工作最多的当推罗振玉。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他擅长考究古代文物和研求金石文字之学。凭借对古代文物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兼做一些古董生意。就在王懿荣开始搜购甲骨文的那一年（1899年），罗振玉也听到有关甲骨文的消息，但直到两年之后，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他才在刘鹗家里看到这些拓本。刘鹗正是在他怂恿之下才编印了《铁云藏龟》一书。刘鹗印行此书时，罗振玉还根据他当时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理解，为该书撰写了序文。罗振玉自此便对甲骨文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移官北京后，利用经营古董生意的积蓄，开始积极搜购甲骨，通过古董商人陆续买到不少。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一大批甲骨，于是他便留意打听甲骨文的真实来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古董商人又由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才设法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与此同时，他又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由于罗振玉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而又深感这种珍贵的文物正在惨遭破坏，濒临毁灭，急需抢救，他便四处委托古董商人到河南尽力收购甲骨。仅在1910年一年内，他即从山西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手中买到甲骨10000片以上。但他仍然不满足，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等人亲自到小屯村找当地农民挖掘，得到了更多的甲骨。
罗振玉搜集到这些甲骨后，从中选出比较精美并有重要学术价值的3000多片，拓制成拓本，依照刻辞的内容性质分为八类，编为《殷虚书契前编》一书，共二十卷，先在《国学丛刊》第一、二、三册上，以石印方式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逃亡日本，《国学丛刊》停刊，《殷虚书契前编》的刊行也暂时停顿。罗振玉逃往日本时，曾将他的全部甲骨收藏带走，途中几经波折，损坏在一半以上。到日本后，罗振玉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重新编为八卷，于1912年用照相制版印出。1914年，罗振玉又在他所藏的甲骨文中选取最精美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拓墨精印成书。这就是甲骨著录书中印制最讲究的《殷虚书契菁华》。
1915年春天，罗振玉由日本回国，曾亲自跑到河南安阳小屯村去考察殷墟的实际情况，写出《五十日梦痕录》一书。随后，他又在1916年将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甲骨以及旧藏的甲骨和殷墟其他的出土器物汇为一编，编印为《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
此后，罗振玉又到日本将以前未拓印的甲骨再加挑选，选出比较精美的1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后编》一书。后来，罗振玉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种种方法搜集到国内其他人收藏的甲骨文的拓本，从中精选出2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续编》一书，共分六卷。在解放前，除了中央研究院所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外，罗振玉所编的这几部甲骨文著录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罗振玉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甲骨出土地和包含年代的确定。由于罗振玉接触了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又具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识别力，因此很早就对甲骨的内容、性质作出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并努力去探求它的真实出土地。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废都的说法。191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王武乙到帝乙之间的都城故址。这样，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而且第一次把甲骨文所包含的历史年代由以前笼统讲为“夏殷”时代缩短到了商代晚期武乙至帝乙三代商王统治的时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为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有关问题，尤其是把甲骨文包含的历史年代确定在从盘庚到帝辛（即殷纣王）的大约二百七十三年间，捷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引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和包含年代，应当是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
罗振玉甲骨片收藏极为丰富。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分别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解读甲骨片上文字的玄机
甲骨片上的文字曾经让许多人迷惑，也曾经让许多人癫狂，那么这些甲骨片上的文字都是什么时代的产物，这上面都承载了多少关于我们祖先的秘密和故事呢？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3600多年。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整整100年了，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因出自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那么远古的人们是怎样选择刻字的材料，又是如何将这些文字刻到这些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去的呢？
根据考古学家研究指出，商代晚期占卜所使用的材料是龟的甲壳和兽类骨骼。主要使用龟的腹甲，间或也用龟的背甲；兽骨则主要使用牛的肩胛骨，偶尔也使用牛的肋骨或鹿、羊、猪的肩胛骨等。当时的人们在占卜之前，先对龟甲和牛肩胛骨进行初步加工，再进一步刮削和磨光，然后在它们的反面挖和钻制出圆形和长椭形梭状的巢槽，以便在占卜时用火在这些巢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纹。长椭形梭状的巢槽叫做凿，一般长约1厘米左右，口宽底窄，呈梭状斜槽。圆形的巢槽叫做钻，是比凿稍小的圆形洞穴。凿和钻都只做到距离正面极薄的地方，但不能穿透骨面。凿和钻的排列和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其数目则根据龟甲和牛骨的大小而定。
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也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魅力。
郭沫若的甲骨文情缘
在甲骨学发展历程中，有一位传奇人物起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称他为传奇人物，这是因为他与甲骨文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结缘经历，正是这段“奇缘”掀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甲骨学盛行的潮流，那么这位传奇人物是谁？他又是如何与甲骨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他1892年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他的乳名叫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又名沫若，号鼎堂。他三四岁即能背颂唐诗宋词，后入私塾，十四五岁已通晓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1913年，21岁的郭沫若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赴日本继续学医。后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但一心学医的郭沫若后来却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21年6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在东京发起了创造社。帝国大学毕业时，他已决定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1926年3月，他担任了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说到他与甲骨学的这份“缘”，那得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扶桑这件事情说起。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安排郭沫若前往日本避难，正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让郭沫若有机会接触到了甲骨文这一难懂的“天书”。
1928年，郭沫若开始了他的古代史的研究。这年6月底，他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书成稿，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经常感觉到缺乏可靠的资料，于是他常去图书馆查阅。但不知怎么地，日本警察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把他抓进了监狱，他的住宅也遭到了搜查。
郭沫若被抓的几天里，脑子并没有闲着。他记得自己以前在日本读书时，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看到过一本书，题目叫《殷墟书契》。于是，他一出监狱便马上去找这本书！一连几天，他奔波于几所高校之间，却没有找到此书。他又转遍了东京的书店，也没有结果。就在他几乎失望之时，一家书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信息：东洋文库好像有这种书。终于，他找到了王国维写的《殷墟书契考释》。
如获至宝的郭沫若一头钻进书里，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毕竟历史知识丰厚，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殿堂。只一两天的工夫，郭沫若就基本破解了甲骨文字的秘密。月余时间，他不仅读完了馆藏的全部甲骨文字以及金文的书籍，还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看看拓片了。当时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已有不少的甲骨文收藏。这天，上野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国学者，他递上证件，说想看看馆藏的甲骨文。接待他的年轻人把证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还给他说：“不行！”
以后的几天里，图书馆里多了一位义务清洁员。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总是已经在门外等候了。年轻的管理员把他的情况汇报给了上司，大门终于敞开了！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浏览着这里的馆藏甲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比较。
不久，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流入国外的甲骨文，以日本为最多。除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以外，私人收藏也不少。三井源右卫门就收藏了300片之多。亲眼看到国宝流失异邦，连中国人都不给看，郭沫若从心里着急。他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便决心在甲骨文研究上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仿佛这样才对得起列祖列宗。
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第二年5月，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想起《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出版，郭沫若真的感慨万千。他用了将近一年工夫写成的这部书，曾有人建议在燕京大学的《集刊》上发表，然后再出单行本。但是，郭沫若认为，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官办的，便拒绝了。后来，他同商务印书馆联系，也未能成功。此时，李一氓到处奔走，终于使该书在上海大东书局的支持下出版发行。
郭沫若的《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脱稿后，便把原稿交给了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希望东洋文库出版。石田留下了稿子，让郭沫若等消息。一个月后，石田回话说：这稿子太难懂了，恐怕在日本是出不了的！当上海大东书局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两书各寄20本给在日本的郭沫若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天晚上，他把每种书留下两部，其余的用一个大包袱包着，跟14岁的大儿子和夫一道，扛到离家很远的电车站，以七折卖给了一家专售中国古书的文求堂。
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闻一多在评价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研究的贡献时曾经说：“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了的可以激发起大家进一步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使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此后，郭沫若相继完成了《古代铭刻汇考》、《论古代社会》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又在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虽然郭沫若并没有参加过殷墟考古发掘，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一如既往地关心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8月，郭沫若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他冒雨踏访小屯、王裕口等村时，对陪同的人说：“将来要在这里兴建世界东方博物馆！”
1976年，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甲骨学家们积20年之功，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巨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自1978年起，到1982年13册全部出版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1975年，郭沫若就为《甲骨文合集》题写了封面。他不顾身体的虚弱，一连写了好几份，让大家选择。遗憾的是，为郭老所终生挂念的《甲骨文合集》刚刚排出样书，郭老就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