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沃尔夫
12月的一天晚上，一个名叫马蒂亚斯的失业者盘算着：是去找个避难所呢，还是干件违法的事。
他选择了后者。
他特意登上了电车。售票员不经意地问了声：“还有人没票吗？”他却没应声。直到第三次搭车时，他才被检票员逮住了。人们当即赞同售票员的决定，选派三名见证人，由两名巡警受理此案。警察局录下犯罪事实，证明马蒂亚斯——身无分文——犯有诈骗罪，证人画押，复审。最后，他终于得到了面包、咖啡和一间小室。
大家对他都很关注，想知道他的名字，还关心他的家庭境况，探听他的祖宗八辈；外面还有人为他站岗。明天，又会有人为他忙活，记录，提问，往来奔波，甚至还可能预订一辆车（他当然需要车接车送）。事情忽地接踵而至，全都是为了他。他这一出现，可让大家有事做了。有事可干，还管他是以什么名义呢？是呀，这夜人们在外面站岗，并非为了遵循僵死的工作条例，人们站岗只是为了他！马蒂亚斯在他的小室里沉沉地进入了他该有的梦乡。
次日凌晨，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他跳了起来，颤抖了一下。这时已经有人送来一大碗热咖啡和一块面包。这些身强体壮的男人身着制服，伺候他，唤醒他，心里老是惦念着他。因为他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看来，他们的作风有些粗暴，显然这只是表象，他们对唤起他们责任感的对象有着一种强烈的、男人的爱。
“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第二次记录时，警长这么说，“您乘车打的什么主意？”语气绝对威严，很适合那一刻的气氛。马蒂亚斯满脸肃穆，沉默不语。警长大声吼道：“您！您怎么敢逃票？”
马蒂亚斯本想回顶：多蒙您关照，警长先生！浪费了您多少精力哟！但他恐怕这样会搅乱这位官员的前程，有损他的工作兴致，于是他沉默了。
“他妈的，”警长气急败坏地咆哮，“终审定您诈骗罪，您承认吗？”马蒂亚斯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事情的真相不能再隐瞒了，因为他是当事人。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承认。”“带走。”
现在，人们又开始对他表示出些微的同情，用车把他送到一座雄伟的建筑物里——拘留所。身着普通制服的彪形大汉又来关心他了。有些人查问他的家谱，又有些人再次复审案卷，还有些人把材料归档。他多次受到陪审员的审讯，有一次甚至还受到地方法律顾问的审讯。他的陈述——被锁进一只蓝色硬纸套内——由官方收集，注册并被归入庄严的图书馆资料库。
就连办公室主任也来关心他。案卷文书得与他打交道。两名法院书记员助理得处理他的问题，并重新誊写了一遍审讯词，因为他们在“犯罪”一词中多加了字母。其中一位因此而耽误了午饭，并且还引出了一场争吵，以致出现了煤铲横飞，寻医就诊的局面。一个远方的医生也得为此而忙活着。
在一次附带审议会上，法官们又不得不对电车售票员在此次诈骗罪中有帮凶嫌疑的说法进行审议和洗刷。三个证人又被请来作证，他们庄严宣誓，人们还给了他们补偿费。整个会议的议题都围绕他一个人转。
马蒂亚斯越来越清楚，问题的关键绝不可能是无票乘车，也不在于图谋在供暖设施优良的警察局过夜，而是在那不被人察觉的每一秒钟，成百的官员能否通过他而有可能履行其职责。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使这些人——从地方法律顾问到案卷文书，有事可做。而他们都出于微妙的、窃窃的感激之情而关心他。他感觉到了他的作为的内在福音，他的出现正如一个默默的、颇具影响的善人，为许多人分配任务，创造工作机会；就像一块宝石，人们把它锁起来，以免遭窃。中午时分，又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官员来了，给他摆上面包和汤，并小心谨慎地闩上窗户，这当儿，马蒂亚斯不无自豪地笑了。
地方法律顾问放下水果刀，伸了伸懒腰。妻子帮他把枕头往头下掖了掖，抚了抚他额头上的皱纹，提醒说：“你别累垮了，亲爱的！”他严肃地，却不无得意地嘟噜了一句：“工作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