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结合分析贝文在25日与道格拉斯会谈时所表示的担忧之处，那么前者态度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当然，《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使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对苏安全问题上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三国就柏林政策的协调一致。英国财政大臣达尔顿曾于条约订立后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把美国缠住了，这是我们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英国将与美国订立安全联盟协定看作是保障欧洲安全的最佳选择，并认为此举可以最有效地威慑甚至是阻止苏联及东欧国家可能发动的武装进攻。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304—305页。正如贝文在随后给艾奇逊的电报中指出的：伦敦赞同华盛顿提出对苏交涉的程序，是为了表明英国是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而如果能够顺利解除封锁并与苏联妥善解决德国问题，就意味着移除了西方所面对的危及和平的最大障碍。FRUS，
1949， Vol.3， p.749.
5月2日，贝文指令驻联合国大使贾德干，同意美国提出的解除封锁的总体程序。FRUS， 1949， Vol.3， p.747， note
5.美英法三国驻联合国大使遂一道向马立克转交了《联合声明》草案，建议在1949年5月9日解除自1948年3月以来施加的封锁措施、在5月23日召开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四国大使在该草案的基础上于5月4日在纽约苏联代表团驻地达成协议，协议基本沿袭了美英法三国的共识，最大的改动只是应马立克要求将启动解除封锁的日期定在5月12日。FRUS，
1949， Vol.3， pp.750-751.美英法苏5月4日达成的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详见FRUS， 1949， Vol.3，
p.751.至此，杰瑟普—马立克会谈以达成《四国大使联合声明》的成果而落幕。
不过，在达成和解协议的同时，贝文还是在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表示了自己对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的某些顾虑。他认为苏联人尽管有可能希望与西方三国就德国问题达成某种协定，但也极有可能希望以解除柏林封锁的方式使自身从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困境中解脱。贝文确定莫斯科还有更多的预期目标，因为如果苏联人有其他的办法阻止西德地区出现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并防止西方大国将该体系拓展到整个德国甚至是欧洲，他们就决不会采取目前的立场和政策。贝文表示，从根本上说苏联人仍然非常敌视西方的对德政策，他相信在莫斯科当前愿意解除封锁并参加外长会议的背后，依然存在着针对西方的诸多圈套。贝文表示当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所谓的圈套就将真的显现。目前尚无法确定究竟能否与苏联人达成满意的条款，因为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目的实际上还是反西方的。他表示自己尽管无法给出这方面的具体证据，但苏联人的思维的确是建立在独裁、暴政基础上的，又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方式，将东欧与苏联胶合在一起，而对西欧和美国则极为敌视。不过，贝文也表示自己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莫斯科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要表明这正是他为什么确信在即将开始的与苏联的谈判中，西方不会一帆风顺地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贝文还怀疑苏联人意图利用召开外长会议，来实现自己收买西欧国家中反对美欧防务合作的那部分人的目的，尤其是为了阻止《北大西洋公约》在法国等一些国家的议会获准通过。FRUS，
1949， Vol.3， pp.749-750.该电报并未署明发送时间，但根据电文内容推断大约是在5月初。
纵观美国和英国在危机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其实反映的是两国在外交策略和外交文化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在物质力量上的优势，热衷于鼓吹经济和军事斗争的硬权力；而英国则因为受制于硬实力上的缺陷，以及自身历史经验的影响，往往更加看重意愿、决心和信心等软权力因素。上述权力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风格。美国认为，处理国际事务意味着完成工作、解决麻烦；而在英国来看，它却更多的是外交斡旋，是各国对相互合法利益的讨价还价以及不一定有结果的谈判。两国迥异的外交理念在技术环节上，还体现为不同的谈判风格。美国人难以理解没有结果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意义何在；而英国则认为对抗和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美国的上述外交战略文化，用西方学者的话来概括是：具有轻视历史、工程化和技术式解决问题的特征，以及缺乏耐心、无视文化差异等特点。[美]威廉森·默里著，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页。对于美国外交的如上特点，在英国政府内部流行着一种观点：“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政府非常容易采取那些不加考虑的冒险行动”，因此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抑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极端行为，这方面的考虑被视为战后英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伦敦认为“应该努力发挥抑制华盛顿不当举动的挡车功能”。M.
L. Dockrill， “The Foreign Offi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950-June 1951 Vol. 62 （1986），
p.475.对此，贝文也曾非常形象地指出，“我们有时怕美国易于采取冒险政策，但是如果美国采取这种政策，英国就有了机会在必要时给美国刹刹车”。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241页。的确，在华盛顿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进程中，伦敦也时常主动发挥着类似“刹车器”的功能。
根据美、英、法、苏四国驻联合国大使于5月4日在纽约所达成的《联合声明》第一，苏联政府自1948年3月1日起规定的柏林与德国西部地区以及德国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之间的一切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一律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第二，法、英、美三国或任何其中之一国政府，自1948年3月1日起所加于柏林与德国东部地区之间以及德国西部地区与德国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的限制，亦与1949年5月12日一律取消；第三，在一、二项所述限制取消10天后，即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的问题以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诸问题，包括柏林货币问题。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与资料（1949）》，第99页。转引自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85页。，柏林封锁自当月12日起逐步开始解除。在随后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尽管美英法三国与苏联依然就德国问题争执不下，尽管莫斯科一再声称决不允许柏林存在一个采取持反苏立场的市政机构[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72—173页。，但在6月20日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四国外长还是确认了5月4日由四国驻联合国大使就和解柏林危机所达成的协议。
持续近一年之久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最终以东西方和解的方式收场，是势所必然的结果。就美国方面而言，杜鲁门尽管在对苏交涉的过程中，时常将苏联政府称作是“冥顽不灵的和可疑的极权政府”[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2页。，但他仍然不愿意通过与其兵戎相见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杜鲁门看来，另一次战争的那种愚蠢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将形成一次民族的自杀行为，而除了牵涉到国防问题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大国领袖，连想都不可能想到战争，因为在下次战争，也就是在一次原子战争中，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而广大地区整个归于毁灭，其情景也是令人可憎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5—256页。同时就苏联而言，它虽然在战后已挤身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双强”行列，但其实际地位依然无法同美国平起平坐。莫斯科的政治主张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与华盛顿相比却是处于相对孤立和弱势的境地；克里姆林宫掌控下的战争机器尽管身形庞大，但与听命于白宫的军事力量相比，总体上依然相形见绌，这不但体现在核力量上，也反映在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新兴兵种上。此外，苏联与美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乃至综合国力上的全面劣势，也是决定莫斯科在危机对抗中的政策天平最终倾向和解方向的重要砝码。美国学者丹·考德威尔和伯纳德·布罗迪认为，美苏两国在危机中都表现出了谨慎和克制，“我们很难找到苏联领导人用武力威胁我们从地面进入柏林的证据”，而美国也未做多少努力来使自身对苏联的抗议生效。[美]丹·考德威尔著，何立译：《论美苏关系：从1947年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其实，归根结底危机的和解是由于美苏之间拥有唯一一个共同的重大目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也正如另两位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冷战是一种极富冲突性的国际体系，然而这唯一的共同目的提供了对于双方敌对的一种有效制衡。[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等译：《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2页。
三、危机事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柏林危机导致战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加快了德国的分裂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于美国而言，这场的危机意义远不止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及将军事手段用于外交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危机这样简单，危机的进程和结局对1948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立法、冷战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大西洋联盟政策以及对德政策等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危机事件对1948年总统选举及国会立法的影响。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1948年正值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当时谋求连任的杜鲁门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则国内经济状况糟糕、物价飞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当年8月演化为经济危机；二则竞选对手在对外政策上的攻击，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批评杜鲁门没能有效地抑制苏联极权主义扩张，放弃了对波兰和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努力的支持。为此，总统政策顾问克利福德一方面建议杜鲁门更多地关注国内事务，妥善处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不要忽视对外政策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外交是政府声望新的增长点，白宫可以从与克里姆林宫的战斗中获得更多的国内政治优势。在克利福德看来，可能出现外来战争危险的时刻是最能形成国内团结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情况也是总统最容易获得民众全力支持的机会，他因此竭力主张杜鲁门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充分利用外交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其实，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苏联的扩张势力企图征服全世界。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 Bush， New York 2000，
p.14.杜鲁门很善于将柏林问题与公众舆论的政治意识倾向结合起来，把坚守柏林和从事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当作抵御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他对柏林居民对苏斗争情况的渲染以及对“柏林坚强民主主义者”在战火面前大无畏的勇气的宣传，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崇敬。[美]贝科威茨著，张禾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1页。杜威对杜鲁门对外政策的非议也因后者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坚定立场而不攻自破。
美国学者埃里克·高德曼认为杜鲁门坚定的对苏政策是其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戈贝尔·菲利普斯更是声称杜氏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为自己争取到了大量选票，他认为“国家在危机进程中获得了高涨的自豪感，总统本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并强调柏林空运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杜鲁门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专注美国大选问题研究的学者艾尔顿·弗莱曾表示：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10月份被炒得火热最终使现任总统在选举中获益，1948年柏林危机就使得杜鲁门的支持率在投票前由36%猛增到69%。弗莱进一步解释说：总统面对危机时的勇气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美国公众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考验时民众必定要和总统站在一起。Robert
Divine， “The Cold War and the Election 194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59， No.1（1972）， pp.90-110.
有关“十月惊异”的提法也可见孙玉娣：《杜鲁门时期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王玮教授指导]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对苏强硬表现挽救了杜鲁门的政治生命，危机事件给了他一个通过强硬举措展示美国力量的良机，使一个在美国朝野上下和民众中另眼相看的可怕外部对手屈从于他的意志，杜鲁门征服了多数选民，为自己赢得了又一次领导美利坚民众的机会。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