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因此，他不想研究“思想客体”而只想研究“感性客体”。但他只“喜欢直观”或者只善于用直观的方法去研究对象。由于他直观的方法，最终只能把人看成是纯粹的自然人，并且是“孤立的”“人的个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因此，他也就自然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只能“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这样一来，费尔巴哈除了知道“爱与友情”的抽象道德观念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一概不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尤其是，他不知道人还有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能够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由于，费尔巴哈远离了“人们的感性活动”，因此，他的愿望（实际上是空想）落空了。最后，他只能是在穷乡僻壤中怀着幻想而孤寂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伤感的世界，并且是不得不孤寂地回到自然界的怀抱。
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被唯心主义发现的，“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但让马克思又惋惜又遗憾的是唯心主义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对“感性的人的活动”，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先把它解读为实践，再把这里的实践解读为物质生产活动。我认为，不能把“感性的人的活动”仅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如果“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仅指物质生产活动，明显地，唯心主义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唯心主义那里岂不没有“感性的人的活动”，那马克思怎么能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唯心主义那里当然有“感性的人的活动”，不过不是指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指精神活动。其实，这里的唯心主义主要是指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感性的现实”是指思维外化或者异化或者设定一个与自身不同的对象，“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则是指自我意识活动，是“思想上的扬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在《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5页。一句话，黑格尔把人的精神运动变成了人的现实的活动。在黑格尔看来是人的现实运动的，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其实只是人的精神的现实运动：“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没有把对象当作感性活动的对象，而恰好相反，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没有做到的唯心主义却做到了，正是唯心主义发现了人的“感性活动”；唯心主义的真正错误在于它抽象地理解了“感性的人的活动”，在唯心主义那里，“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因此，马克思才批评唯心主义是不知道这个“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旧唯物主义只知道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唯心主义则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去解释世界，正是因为两者都不知道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所以马克思才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由上述分析可知，“感性的人的活动”只能是指主体人的能动活动，而非单指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没有精神的感性活动也不可能有物质的感性活动。因此，现实的感性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这样，马克思才能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由此可见，把“能动的方面”理解为物质实践活动既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也存在着逻辑不自洽。
对实践范畴，学界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的理解。林剑教授在《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一文中对狭义的实践观进行了批评，认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也是人的一种主要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基于此，林剑教授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双层结构理论”。林剑：《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第3～7页。狭义实践观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人的其他活动都不能纳入实践界域，这种观点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存在着误解和误读，它只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批判，而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劳动的充分肯定；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等值于物质生产活动；用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概念代替哲学中的实践概念；错误地理解了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的一些观点。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属于广义的，实践就是人的各种生活活动的最一般的抽象，是指主体人使用一定的“劳动资料”，把一定的“原材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劳动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由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的生产活动（指消费的活动）、人的再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的生产活动、人的意识活动等五个方面构成。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劳动）范畴，我将在第四章中进行详细的阐述。
二、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深刻革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前两句话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从“能动的方面”理解了“对象、现实、感性”？二是“能动的方面”作何理解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由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形式”的理解，而对二者其中的任何一个解读错了，就意味着另一个也不可能被正确解读，因此必须把“直观的形式”与“能动的方面”进行比照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它们的真实含义，从而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而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这里的马克思哲学。
“感性的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表征辩证运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与之相对应的“直观的形式”难道是表征一种消极反映论的观点，而不是非辩证运动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开门见山批判的是费尔巴哈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在事物的辩证运动中去理解事物的本质，而只“喜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静止直观方式。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是指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方法。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静止的、非辩证运动的观点。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用“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用“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活动、主体的活动方式去理解。相对于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只看成是自然界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而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确有一个进步的地方，即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同时指出费尔巴哈犯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同样的错误，即把“感性对象”不是看作是“感性活动”中的对象，这种错误也完全体现在人这个对象上，“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换句话说，费尔巴哈仍然是用“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本身。这进一步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由于他设定了“一般人”，因此，他在对世界的直观中产生了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为了排除这些矛盾的东西，他只得求助于某种介于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我认为这个直观是指与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那种感性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哲学直观之间的二重性的直观。结果，费尔巴哈看到的人不过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一个生物人、一个非历史的人，一个非社会的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人。这样，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从这样的人出发，费尔巴哈眼中的感性世界只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而已，决不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世世代代人“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6页。，历史也只能在其视野之外。
虽然费尔巴哈也确立了一个前提人，由于他是通过直观的方式确立的，因此这个人“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不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从而，费尔巴哈无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去把握“感性对象”，无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理解“感性对象”，无法在世世代代人的活动中去理解“感性对象”。由于他只“喜欢”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去理解“感性对象”，因此，他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则自然只能被看成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其次，马克思还指出了费尔巴哈在异化问题上的严重缺陷。费尔巴哈用他那所谓人的真正本质即“类本质”这个概念去审视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人的异化问题关键在于是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由于宗教异化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个体，因此人只有在那和谐的类生活（也就是没有利己主义的集体生活）中才能摆脱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能用人类的爱去代替上帝的爱，从而实现人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对异化问题，费尔巴哈充其量只是诉诸道德批判，其原因就在于他眼中的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他只是用“类、类本质”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因此，“他对黑格尔主义的克服，与其说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如说是在哲学方面。他的主要命题，即人类的本质在宗教中的异化，不是作为社会现象，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活动来解释和说明的”。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9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解决形而上学所缺乏的现实感的问题，“须要‘把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2页。也就是要冲破思辨哲学的牢笼，摒弃抽象的方法，从真正的、具体的、感性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角度，也就是要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去研究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而不仅是研究宗教异化问题。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最后两句话、第四条和第九条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并对异化问题只诉诸幻想的、伤感的道德批判。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在共产主义者看来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并中肯地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第四条和第九条的进一步阐述。
与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人不同，黑格尔心目中的人是主体，是自我意识、绝对精神、概念，他把人的活动理解为观念活动，即精神活动，因此，对他心目中的世界势必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他的世界就成了绝对精神的产物。由于旧唯物主义对他周围的感性世界作了直观的或者客体形式上的理解，所以，“能动的方面”由唯心主义发现并抽象地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