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领导者的知识水平决定了其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因为，深厚的理论底蕴，能帮助领导者拥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广博的知识储备，则是领导者获得决策信息、控制决策过程、确保决策成功的基础。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和知识倍增的时代，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即使是专业人士，学过的东西也很快会过时，何况一个领导干部，其分管和涉及的工作往往很多，更要求其对相关行业有深入的了解、系统的掌握，成为本部门业务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样才能懂得在工作上如何突破，如何创新。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学习，就难免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无法适应新形势，掌握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使命。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作为党员八条义务的第一条，目的就是让所有党员干部都能成为以自己的明白使别人明白的“贤能之人”，而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领导干部如果不愿学习、不懂学习而做出一系列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行政决策，将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在全面加强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只有加强学习、求真务实，少一些娱乐至上，多一些勤学慎思，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才会得到锻炼和提高，与时俱进的能力才会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强，才能适应岗位职责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才会有所保障。
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虚谈废务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晋偏安，士大夫却崇尚清谈，王羲之对此不满。他曾与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于是他对谢安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以“虚谈废务”为空谈误事的典故。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虚谈废务”，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弘扬实干精神，“为政贵在行“，切勿空谈误国。
刘义庆是南宋著名文学家，他编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和重视。《言语》所记的是在各种语言环境中的佳句名言，多为一两句话，非常简洁，却大都得体、巧妙，或哲理深邃，或含而不露，或意境高远，或机警多锋，或气势磅礴，或一语破的，很值得回味。
“虚谈废务“，直击当时士大夫中的清谈之风，所谓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而治理国家、强兵裕民等，则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但是，天下之事，务实为要。如果终日谈玄弄虚，闲扯莫名所以的东西；或者成天做文字游戏，将许多更重要的事情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这样的风气如果盛行，必然导致国家政务的荒废。古往今来，多少清谈的政客，因之误事、误国、误己，为人们所耻笑，而那些崇实务实的人，常被记起并誉为“民族的脊梁”。古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见解，确实切中要害。
成功缘于实干，祸患始于空谈。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历来是治国理政的大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也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道理。民族独立，民主建国，锐意改革，用短短数十年走过西方国家两三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辉煌，靠的不是空想清谈，而是实干苦干。实干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经用一副对联为那些党内的空谈家“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强调要把学习和实干结合起来，同时把理论联系实际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之一。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吸取“纸上谈兵”、“虚谈废务”的历史教训，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更是语重心长。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发展攻坚克难。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尤其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机遇稍纵即逝，改革不进则退，时代呼唤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知行合一”。那些只会纸上谈兵而不知行合一，热衷虚谈废务而不求真务实，追求形式主义而不脚踏实地的“空谈干部”，只会让大政方针落空，政策措施变味，让中国梦破灭。
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重视和善于学习是转变作风的重要内容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出自《礼记·中庸》第十九章，原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阐明了治学求进的道理。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它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自然法律。宋代把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旨，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在于修身养性。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说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踏实实地实践。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因此博学乃为学的第一阶段。不经历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第三阶段的“慎思”。“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如果说“慎思”是自我拷问和批判的话，那么，“明辨”则是相互之间的拷问和批判。“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
习近平针对某些同志以“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为借口放松学习，提出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这既是一种学习态度，也是工作作风转变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
毛泽东曾说过，在青年时代他看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深刻地铭记在心中，从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他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职后，说了三个字：“读书去。”通过读书，他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信念。邓小平也说过：“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起点。”在“十年动乱”中被打倒，并被下放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时，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书籍，特别是大量的马列著作，并且在每天去上班的路上和散步中，思考着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信念和意志更坚定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后，他仍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它是科学。
习近平当年就是带着一箱子书到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落户的，他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他边放羊边看书，当地村民都用“爱看书”、“好学”来评价他。习近平也自称“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