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父亲！”接着他们便都陆续着被他拉进去了。可是那使国王和全国惊恐的，就是常常有一对对的青年情人和青年的新婚夫妇都会让自己被那洞窟吞下去，这是一种受人爱好的蜜月旅行，一种没有归期的旅行。照这王国的繁生的习惯，一家人家大都是有十个以上的孩子的，这种青年夫妇的陆续的失去使主治者十分不安。
一条神圣的条例下给全国家的王侯，叫他们把达到那窟里去的道路都断绝交通。而且甚至有一个王侯也在那里失去了：从那个时候起便没有人敢走近那面去了。可是那不能避免的魅力是那样的大，以致不得不决定在洞口派守卫兵站岗，用武力去防止任何人进去。可是结果是连守卫兵自己也进去了；而当那些守卫一屈服了之后，那些逗留在外面的人们便也都跟着下去了。
可是那些自杀者的行为是很奇怪的。在这国家里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发生好像是当然的事，因为凡是一个人厌倦生活，他只要到窟底去，用不到自杀的：然而事实竟并不如此。在这王国的这神秘的窟那里，发生过许多的自杀事件过，而大部分的人却都是正在洞口边自杀的。这可以观察出，他们是想走进去的，可是在还未达到那致命的转弯的地方之前，他们走了几步便回身了。
有一次有一个穷人患着一种忍无可忍的苦痛的长病，他便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之所以到洞边去而又回来者，便因为他怕在洞里还会继续痛苦而不能自杀——因为怕一种永久的痛苦。
政府拿这窟来作处死刑之用。不把定罪的人处死，而把他们送进窟里去；他们当然是十分高兴受这样的处置的。然而，并不是大家都是如此，有几个人恐怖地战栗起来不肯进去，即使洞口的弓手们恐吓着他们说要把他们射死，他们还是不肯。有几次那些兵士是不得不把那宁可死而不愿葬身在里面的罪犯的尸体从洞口转弯的地方抬出来。
有一次从一个辽远而渺茫的国度，从一个不可考的迢遥的地方，来了一个盲目的老乞丐，伴着一个年轻的孩子。那老人只说着他自己的方言，一种在这王国里是绝对听不懂的方言。当他和那领导着他的孩子说话的时候，虽则他的话是很简短，却没有一个人能猜得出他是在说着什么。但是这孩子却稍稍能说一点这王国的语言。这老人有时唱着歌；而他的歌声却和那在秋日的薄暮，笼在醉人的香雾中从那窟里面升起来的辽远而神秘的歌声，微微有点相似。这种歌好像是马大和马利亚的兄弟拉撒路被基督从坟墓里救起后，在第二度生命中工作时所唱的歌。每一个人都停了下来听这盲目的可怜的老人唱歌；而一切听了他的歌声的人，便都跃跃欲试地要到树林里去，一直到达到了那块空地，在窟里消失了自己为止。
有这样一回事发生了：那个盲目的老乞丐和那个孩子竟移步向树林中去，接着到了那块空地，接着又向窟里走去；那老人由那孩子领导着，排开密密丛丛的群众，唱着歌顺着小路走进洞里去。那个领导着他的孩子并没有回来；但是那盲目的老人却回来了——几百年中仅有的人！大家都拥挤过去看他。他盲目着回来，像他进去的时候一样。他所说的话没有人能懂得一句，而且也没有人能从他的音调，他的手势，或是他的举止上推测出什么东西来。他后来在浓密的树林中不见了，从此便没有人听得他的消息了。但是他的从窟底的归来，这惟一的归来，却在人们的心头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这王国里，整个的，绝对整个的生命，是依赖着这个窟的秘密而存在的。一切的艺术，所有的科学、文学、政府，一切都是集中于它的。人们死在那儿，正像死在任何地方一样。哦，是啊，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像别国一样地，因同样的病，取同样的方式而死的。
在窟口的附近，时常有一大群的迷醉了的人们聚集着，他们在那里度时，度日，度月，度年，有的竟度尽了终生，凝看着那小路的拐角处。而当从洞底里传出那由一个辽远的合唱队唱着的甜美而忧郁的歌声来的时候，这大众的人便聚在一起，陶醉于这奇异的音乐，和那同样奇异的笼着音乐的馨香。这些不幸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走到里面去，于是他们渴望着窟底，在窟口的附近可怜地死去。这树林附近的树丛里，是搭满了茅舍和篷帐，那便是这些迷醉了的不幸的人们的蔽身之处，而每当一个人最后决意进洞去的时候，其余的人都恐怕地又艳羡地凝望着他。虽则是屡次失望，在话别的时候，他们还老是，老是，老是对那进洞去的人说：“让我们知道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我们叫你的时候回答我们啊。”可是回答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在这王国里，有许多人，当然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走近窟去，或甚至走近那包围着这窟的树林去过，但是他们也像别人一样地迷醉着这窟的秘密，有几个人—— 这种人为数也不少——竟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屑谈起的；但是或许他们竟是那最关心着它的人，而那些否认这样的窟的存在的人，虽然是屈指可数，但也竟有几个。
在这王国里，一切的哲学，一切的科学，一切的文学，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一样，都满布着这个洞的秘密；而那特意想使人不晓得这个秘密的一切的哲学，一切的科学，一切的艺术，一切的文学，大部分反都充满了这秘密。人们越是不大说起它，它越是要印到人们的想象中来。
在这王国的思想家之间，关于这个窟洞有些什么的假设和学说都是数不尽言的。这也是当然的事情。有人提议叫工程师开辟另一条道路通进去：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敢下第一锄的工人。此外，人们记得有一位王侯曾经要把这窟口用一道墙围起来过，但是那些开始工作的人们，不是丢开工作走进洞去，便是不久就死了。而且每天早晨总是发现前一天的工程已经被毁了。为了这个原故，这计划便不得不抛弃了。
在邻近的人民之间，这个窟的秘密是一种混着恐怖的谈笑的主题。到这个王国里来探讨这秘密的一切的外国人，不是什么也没有探讨出，便是不回去对人讲他的所见了，因为他们已屈服于这奇异的魅力而失在窟里了，或则便是他们甚至连这个树林也没有能力进去，便回去了。那走进了树林，一直走到那永不下雨的空地的外国人，总是走进窟底里去的。这是没有例外的。
至于那些连树林也没有能力进去—— 树林对于他们起了一种那么大的推拒力——而拿自己所听到的那些从来没有进去过的人的说话，来做报告的根据的外国人，有的则推说这完全是闹着玩的，别的一些人则耸耸肩，还有一些人则对于这事作了一个象征的解说。
然而，这种象征的和譬喻的解说，是最不被那些知道一点树林中的东西的人们所信任的。这绝对不是一个象征，却是一个很实在的现实。
这绝对不是一个象征，绝对不是的，也决不是什么譬喻。这绝对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披着具体而譬喻的形式的衣裳的社会学的见解。全不是的。
昨天，这在我的巴思葛山间的那么可爱的九月的第八日，我沿着波特隆河岸漫步经过波特隆堡；那条河便是高尔里斯滩的边界。后来我回到了比尔巴奥。回到了我的那个比尔巴奥，而到我儿时住过的那间房间去就睡。我在床上转辗反侧着，预备着后天我要说的关于那在盛年死去的比尔巴奥的雕刻家奈梅西奥·毛格洛凡何的演说辞，好久才睡熟。
毛格洛凡何的作品之中，有一件表现着乌哥里诺伯爵的苦痛的浮雕，正如檀德在他的《神曲》里那么精细地讲给我们听的一样。而昨夜我是心里念念不忘地想着《神曲》，在转辗了多次之后才睡熟的。
在子夜时分，我被一片很响的霹雳声和骤雨声所惊醒了。在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知道了这窟的秘密的故事。我是第一次知道它，以及它的固有的矛盾，并没有什么说明或是象征。我全盘，整个，详细地知道。我点起了灯开始写它出来，写它出来叫人传抄。
叫谁传抄呢？我不知道。这故事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不是一个象征，这不是一个譬喻，什么也不是。有人将它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于是我便像那人告诉我一样地告诉了你们。
（载《西班牙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九月）货箱
达里欧
在远处，在好像是蓝铅笔画出的那条分开了水和天的线上，太阳正在慢慢地沉下去，它带着它的金色的尘沙和紫色火花的旋风，像是一个灿耀的大铁盘。
海关码头已归于沉寂；海关的办事员们都来来往往地踱着，把帽子拉下来紧压到眉毛边，向四面张望着。起重机的巨大的臂是不动了；工人们都起身回家去了。
海水在码头下呜咽着，而那在傍晚的时候从海上吹来的咸湿的风，吹得那附近的小船不住地颠簸。
船夫们都已经去了，只剩下那个年老的路加思大叔。这位路加思大叔在早晨搬一个桶子上货车的时候伤了脚，虽则蹒跚难行，他却还做了一整天的工。这时他坐在一根木柱上，嘴里衔着烟斗，悲哀地凝望着大海。
“啊，路加思大叔，你在休息吗？”
“不错，正是，我的少爷。”
于是他便开始了他的闲话，那种流畅而有趣的闲话，那种我欢喜从那些卖力为生，有着健康的身体和壮实的筋肉，吃着豆子和红酒的粗人们嘴里听到的闲话。
我和蔼地望着这个年老的粗人，我很有兴味地听着他的故事，这很短的，全是从一个卑微而高尚的心里说出来的故事。
“啊，在我当兵的时候啊！呃，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已当了蒲尔奈斯的兵了。你瞧，我那时已有力气拿起来福枪来和米拉福洛雷斯的人打仗了。接着我结婚了。我生了一个儿子。啊！对啦，少爷，他在两年之前死了！”
那双在丛厚的眼毛下的发亮的小眼睛，那时便濡湿了。
“他怎样死的？为了要替我们一家——我的女人，儿女和我—— 赚饭吃呀，少爷，因为那时我正害着病。”
于是，在海波已笼上了烟雾，城市已点起了灯火的时候，坐在那根当凳子坐的木柱上，熄了他的黑色的烟斗，又把它夹在耳后，把他那穿着卷到踝节边的肮脏的裤子的有力的瘦腿伸直了，搭起来，他便把那整个的故事告诉了我。
那个孩子是很规矩，而且是一个好工人。在他长大了的时候，路加思大叔想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但是，肚子饿得发叫的穷人是不能念书的。
路加思大叔是已结婚了的。他有许多儿女。
他的女人有了那穷人的最要命的毛病——多产。有许多嗷嗷待哺的嘴，有许多滚在泥泞里的小家伙，有许多冷得发抖的瘦弱的身体——他必须找东西给他们吃，找破衣给他们穿，为了这些，于是他不得不毫无趣味地生活，不得不像牛一样地做工。
当他的儿子长大了的时候，他便帮助他的父亲。一个邻居的铁匠要叫他学打铁，但是他那时身体是那样地弱，简直是一副骨头架子，而打铁又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他害了病进了医院。他却没有死！那时他们住在那沦落妇人的污秽的区域里的，一间四壁破烂的又旧又脏的房子里。那房子里晚上只点着几盏小灯，整天发着霉湿的气味。那里时时刻刻震响着摩尔人的宴会的呼喊声，箜篌声和手风琴声，和水手的喧闹声。这些经过了海上的长久的禁欲的水手，是由龟鸨领带着，喝醉得像木桶一样，又像定了死刑的囚徒一样地呼啸，跺脚。然而在这下流的欢宴的腐败之中，这年轻的孩子却很快地变成壮健而端正的了。
路加思大叔经过了千万的困难，终于买了一只小船。他做渔夫了。在太阳初出的时候，他带着捕鱼具和他的小孩子到海上去。一个划船，一个装饵。捕完鱼后，他们怀着那卖掉他们的捕获品的热望，沿着海岸在清暗雾中低唱着一曲“悲歌”回来；船桡轻溅着水沫。
如果天气好，他们晚上便再到海上去。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暴。坐在一只小小的船上的父子，在海上吃尽了风浪的苦头。靠岸是十分困难的。鱼和一切别的东西都掉了到海里去，所侥幸者是他们还没有淹死，他们拼命地向岸上挣扎。他们正要近岸了；可是一阵该死的狂风却使他们撞在一块岩石上，于是小船便碎成片片了。他们逃了出来，“只稍稍受了一点伤，谢天谢地！”路加思大叔提到这事的时候，便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