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武集团拥有的土地数量是日本最多的，可是在地皮行情最好的时候放弃地皮投资，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握有大量的土地，而是因为他搜集到了足够的情报。分析表明，土地供过于求，地产业的景气只能够维持几年，只有及时收手，才不会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一败涂地。堤义明的想法不久就得到了验证，很多地产投机者纷纷陷入困境。1974年之后，当其他企业还没有从地产投资失败中恢复元气时，他已经大举进入酒店业、娱乐场、棒球队等多个行业，在全日本刮起了一股“堤义明旋风”。
作为企业管理者，在面对短期利益的时候，要懂得压制内心的冲动，要有长远的目光，追求企业的长久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懂得以退为进，见好就收。
关键时刻的启示之一：处理好危机就是最有意义的投资
任何危机都挡不住李嘉诚前进的步伐，他的智慧让他成为一个强者。他有着强者的希望，有着强者的理想，有着强者的信念。他在坚强地面对每一次危机时，逐渐建立起一个坚强的自我。终于，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的企业成功了。然而，志向有高远，理想有远近，企业的成功并不能阻碍李嘉诚思想的再次升华。如果说李嘉诚之前想的还是如何让公司发展得更好之类的问题，已到而立之年的李嘉诚，思想如腾云驾雾一般，在高空中呼唤风雨的再次洗礼。也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份信念，李嘉诚总能“变危为机”，开创一个又一个奇迹。
李嘉诚认为，管理者对自己负责的事和身处的组织有深层的体验和理解最为重要。每一个机构有不同的挑战，很难有绝对放诸四海皆准的预制组件。
李嘉诚本人也是历经无数挫败艰难才走到今天的，回视以前的那些艰苦岁月，他明白其中蕴藏的真理，所以才会在如今的企业运作之中非常看重对危机的规避与利用。
《全球商业》曾采访李嘉诚道：“你相当强调风险，不过外人注意到的却是长江实业集团屡屡在危机中入市，包含20世纪60年代后期掌握时机从塑料跨到地产……你的大胆之举为何都未招来致命风险？”为何李嘉诚逆势而行，不输反赢？
经过近一年的“疗伤期”，银行及房地产业开始缓步回生。正当人们有所期待时，一场浩劫悄无声息地袭来。
1966年，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民众的反英情绪日渐高涨，很快便弥漫在香港的街巷内。英方恐惧剧增，采取暴力镇压，掀起“五月风暴”。动荡的局势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四处流传战事将起，于是引发了自二战后香港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人心波动，抛售套现造成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狂跌不止。
在众多企业家、商号等有钱阶层纷纷低价卖产，争相抛售，跑到外国另谋发展时，同样忧心忡忡的李嘉诚并没有选择立即放弃，他以自己独到的政治眼光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到了1966年8月，李嘉诚渐渐从不同渠道获得来自内地的消息，事态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他果断判断：“五月风暴”不会持续太久，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现状会趋向缓和，动乱是暂时的，港人“弃船而去”正是“人弃我取”，发展事业的大好机会。
在同行们面对局势还一筹莫展之际，李嘉诚镇定冒“有把握”之险，集中了主要资金和主要力量，做出惊人之举：采取“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策略，趁机抢占市场，低价大量收购廉价地皮、楼宇，并在观塘、柴湾等地兴建大厦，全部用来出租。此时的他积极积聚力量，等待发展时机。
众人冷眼旁观，以为李嘉诚毫无疑问会栽一个大跟头。然而，让众人瞠目结舌的是，李嘉诚的判断再一次中的。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1969年，曙光突显，局势开始好转，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离港人群再次回流，重新激刷地产、物业价格。香港百业复兴，地产更是炙手可热。
1971年，中国内地政治气候转晴，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为香港创造了繁荣的最佳时机。此时，善于谋划的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630万平方英尺的规模，每年租金收入近400万港元，真正成就“一个跟头翻上天”的神话。
其时，香港民众已经开始恢复信心，政府也竭力发展新区，使之成为新兴工业区。李嘉诚认为，无论是地盘、资金抑或是环境、政策都已十分成熟，决定全面进军地产业。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了长江置业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1972年7月31日，更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历史往往如此，大起大落，反复跌宕。身在其中，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者多；而唯有能够洞察时世、审时度势者，才能真正涅槃而生。
体会到利用危机重要性的李嘉诚，不仅自己对此加以利用，而且还注重对自己儿子进行应对危机能力的培训。
1986年，备受世人瞩目的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闭幕。而各国的临时展厅也将完成其使命，采取拆卸、废弃等方式处理。世博会旧址处于毗邻大海的长形地带，地皮属于省政府的公产，将以较优惠的价格出售。
李泽钜曾经获得土木工程学士、结构工程硕士、建筑管理硕士3项学位，拥有丰富、扎实的地产理论功底，再加上多年在温哥华的生活经历，他非常看好这块地皮发展成为综合性商业住宅区的潜能。随后，他向父亲李嘉诚建议开发这块地皮，原因在于世博会的举办使得这块地附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开发较好，便于往返市区和郊区之间，并且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毗邻大海，风景秀丽，再加上香港移民非常倾向于加拿大，这块地既没有远离市区的不便同时又远离了市区的喧闹拥挤，将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李嘉诚很快同意了儿子的投资建议。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原因是，这块地皮占地达82公顷，大概是温哥华市区面积的1/5，面积非常之大，致使很多港商望而却步，就连加拿大本国的地产商也不敢问津。此外，巨额投资也不是长实能够负担的。李嘉诚并不这么认为，他非常认同李泽钜提出的这块地在吸引香港移民方面的商业价值。
当然，李嘉诚对此项浩大的工程也做出了铺垫。李嘉诚本人及集团拥有50%股权，其余50%则由李嘉诚邀加入的香港富豪李兆基、郑裕彤以及李嘉诚占10%股权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共同占有。工程的决策自然由各大股东按其股权来共同决策，具体操作实施则交给李泽钜。李泽钜在人们或信任、或怀疑的眼光中开始在这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李泽钜为这项工程的策划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心血，仅公听会总共就有200多个，与超过2万人进行过面谈。
1988年，李嘉诚为首的香港财团为了“万博豪园”项目的开发而专门成立太平洋协和发展公司。太平协和以3.2亿加币温哥华中标世博会旧址发展权，巨额的投资被人们惊呼为 “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地产发展项目”。
正当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时，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1989年3月，一张题为《告同胞书》，内容充满强烈排外意味的告示赫然出现在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这使早年就加入加拿大国籍的李泽钜感到非常气愤和无奈。有人估计，当地人之所以出现极端的排外情绪，与太平协和签约开发世博会旧址后，李泽钜将另一家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出售有关。经过当地媒体大肆渲染后，招致了温哥华本地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省政府提出质疑：照此下去，世博会旧址开发后，再次出售给香港人，温哥华就会遍布华人？
为了尽快平息民怨，时任省督林思齐博士也给太平协和施加压力，要求其将来在这块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优先出售给当地人，不能只在海外发售。而众所周知，温哥华当地房产价格低廉，太平协和将要失去在香港赢利的机会。
这件事发生后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人们猜想，涉世尚浅的李泽钜很难解决，只有等久经商场的李嘉诚以及其他股东出面解决。但是李嘉诚并未出面，而麦理思、马世民也没有露面，而仍然交由具体操作的李泽钜解决。不难想象，李嘉诚的用意是在考验儿子处理危机事件的决策能力、沟通能力。
危机总伴随机遇诞生，“祸兮福所倚”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要处理好危机，有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金钱、眼界、胆识。金钱是转化危机的必要成本，眼界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整个转化的结果，而胆识则是能否将这种冒险延续下去的精神保证。不管是一般投资，还是危机投资，都无出其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