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世界—开天辟地关于五帝的传说尧、舜、禹的故事降服洪水和发明创造传说的局限性考古学的探索两大农业体系的出现与全国经济区划格局的形成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化从村落到国家走向文明的历程
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记述。早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就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在此以前尚有所谓虞、夏、商、周之书。如果说商、周之书多是可靠的，那么所传虞、夏之书则多为后人的追述。再往前面追溯便只有零散的传说，在可能包含有历史真实的传说时代以前的荒远年代，已经越出历史记忆的范围之外，在考古学发生以前，人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实的知识，只能构建一个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的神话世界。而传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往往附丽以神话的色彩。
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女娲和盘古的故事。女娲的故事出现得较早，《山海经》中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说女娲造了人类，谁又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一说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所生，人身蛇躯，兄妹结婚以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相互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女娲补天的事首见于《淮南子》，其《览冥》篇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鏿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硆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她创造了人类，还要给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天神。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书中写道：“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五运历年记》又说：“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个故事可能首先产生于南方，而后在全国民间广为传播。创世神话中还有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制作罔罟、神农氏教民稼穑等等，多系后人对往昔历史的逻辑推测，把人类产生之后一些最重大的发明附丽于几位想象中的圣王身上。
进入传说时代，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较多，加以各家说法不一，真假杂糅，董理实属不易。《尚书》仅追溯至尧舜，《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于是人们常常把五帝所处的时代作为传说时代，五帝的历史便成为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所谓五帝不过是一种整齐化的说法，在不同的著作中五帝的具体人物和排比秩序多有不同。《史记》主要依据《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把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国语·鲁语》和《吕氏春秋·古乐》等也持这一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把伏羲、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列为五帝，见于《易·系辞》、《战国策·赵策》、《庄子·缮性》、《淮南子·？真》等。第三种说法是把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等书。第四种说法是把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见于《世经》和《帝王世纪》。可见直到汉代，五帝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定论，只是因为《史记》采取了第一种说法，所以影响较大。实际上传说中称为帝的人物还有不少，例如帝俊在《山海经》中的地位就非常显赫，他如帝鸿、帝江、帝丹朱等还有许多。反映当时大约是一种万国林立的局面，那些所谓帝大约就是各个大大小小国家或部落的首领。他们出现的先后秩序除了尧舜较晚似乎没有异议以外，其他多不易确定。
蒙文通注意到不同的传说出自不同的史学系统，他认为晚周史学可以分为东系、北系和南系。各系所传承的古史系统，其人民可以相应地划分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并且有更加详细的分析。这种划分虽然难以十分准确，但是如果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相互参照，大致上还是符合的，说明这种划分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
反映各民族集团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较早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较晚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此外见于先秦文献的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这是行将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前兆。如果说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还难以得到印证，那么征伐三苗的事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证明这一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包含有真实的历史成分。
各种五帝说的前三帝多有矛盾，也许根本就没有传承关系。但是后二帝尧舜以及禹的关系则是比较清楚的。在先秦古籍中，舜继尧、禹继舜是没有不同说法的。但是儒家和墨家认为这种传承是依据选贤举能的原则，是禅让。而在古本《竹书纪年》和法家的著作中则说成是争夺，是斗争。尧本属陶唐氏，地处冀方；舜本属有虞氏，地望偏东；禹为夏后氏，地望略偏南。三者有些像联盟的关系。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有联姻的关系。据《尧典》所述，尧舜的政府机构已经比较复杂，而且有刑法有军队。政府的职官并不是各个氏族或部落的代表，而是负责各专业部门的管理。因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了。而且在尧舜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首先被举荐的都是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担负不了那么重大的责任，才采取选贤举能的办法。禹也曾先后举皋陶和伯益，授之政，禹死后才由他的儿子即位。所以孔子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影响最大，并且几千年来传诵不息的莫过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在先秦的古籍中，讲到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一段话。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孟子·滕文公下》也有很生动的描述。此外，《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诗经》、《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尸子》和《吕氏春秋》等，也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或者赞颂之词。例如《诗经》中的《商颂·长发》就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诗句；《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鲁颂·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莫不是颂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大概由于他的事迹过于神奇，所以在有些书中又把大禹描述为神。
在传说中讲到洪水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给人类造成重大灾害的大洪水。治水的人物也有很多，例如共工就是一位著名的治水人物，但是有的书又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淮南子·本经》），《国语·周语下》也有类似的说法，成了一个反面的神话人物。但共工的后裔佐禹治水还是有功的。《左传·昭公元年》说，金天氏和他的儿子台疏通了汾水和洮水，后来成为汾水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引蔡墨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可见修和熙是专职的治水官，而且很有成绩。至于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因而被诛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治水难，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远古时代更难，而大禹获得成功，无怪乎人们对他是那样地崇敬。
传说时代的创造发明，最集中地见于《世本·作篇》。但《世本》早已失传，根据他书所引，大致有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诅诵仓颉作书，大桡作甲子，鲧作城郭，尧作宫室，化益作井，祝融作市，仪狄作酒，夔作乐，昆吾作陶，芒氏作罗，棣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伶伦造磬作律，蚩尤以金作兵，巫咸作筮，巫彭作医，奚仲作车，共鼓货狄作舟，垂作规矩准绳，咎繇作耒耜，挥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宿沙煮盐等等，惜多语焉不详。其他许多先秦古籍也有不少关于创造发明的记述。把所有创造发明都系于个人不一定正确，何况有些说法又相互矛盾，所以不足凭信。但这些发明大多可以与现今的考古发现相参照，显然并非向壁虚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人而把那些发明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由此可见，在传说时代，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已略具雏形，从而为文明社会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传说时代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专职巫师的出现。《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对昭王问曰：“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就是说，在颛顼之前是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没有专职的巫师。而颛顼时则设立专职巫师，只有他们才能够沟通民神与天地。这是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的通例，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关于颛顼的宗教改革，徐旭生有过非常详细的论述。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有专职司天司地的巫师，他们不但执行宗教职事，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注意天文和地上的变化，于是就有可能创造出历法。传说中的颛顼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创造出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社会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从东方显露出来。
如果说传说的历史不免掺杂许多后人的想象，或者如徐旭生先生所说，一些学者为了理出一个大致能够自圆其说的系统，把一些不相干的人物和事件硬拉上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那么自从考古学出现以来，对于这段历史的情况就越来越清楚了。
在我国，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才起步的。仰韶村遗址距今约5—7千年，稍后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发现了距今将近50万年的北京人及其文化遗存。至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更是使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明史得到了丰富的地下实物遗存的确证。不过那时的考古工作还处在初创阶段，只是在少数遗址上有较大的突破，仅仅根据那些资料还无法对中国的史前史和早期历史形成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理清了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复杂的结构，基本上弄清了农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国史前经济的格局及其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对聚落演变的研究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明显的进展，对商周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而且对夏商周周围的诸多青铜文化有了基本的体系性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甲骨文（包括西周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古文字资料大量涌现，大大充实了我们关于先秦历史的知识。这就使本书第一卷包含了相当多的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成为本卷的一大特色。
前面谈到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的温床，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农业起源中心。这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后来发展为两大农业区，并且形成为两大农业体系。至此整个中国的经济区划以及由不同经济对文化造成的影响而形成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生的事，也就是距今5—9千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格局的基本情况是： 1）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北地区为旱地农业区，主要种植粟和黍，也有少量水稻，可能还有大豆。有成套的适应耜耕农业的农具。饲养家畜以猪为主，其次有狗、牛、羊，但没有马。居室多采用单间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可以称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2）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华中地区为水田农业区，主要种植水稻，也有少量粟和黍，有成套的适应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养猪，也养水牛、狗和羊。居室多为分间长屋，采台基式或干栏式，可以称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 3）华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采集经济发达，同时受华中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水田稻作农业，沿海地带则主要是渔捞采集经济，这里有比较多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是半农半采集经济文化区； 4）东北地区史前文化中常有较多的细石器，是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表现。同时因受华北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旱地粟作农业，北部兴安岭一带则主要是狩猎兼采集经济，是半农半狩猎经济文化区。 5）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也就是自然地理区划中的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在新石器时代人烟稀少，也没有发展农业的条件，是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后来发展为我国主要的畜牧经济区。从这个经济文化区的基本格局便可以看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确立为华北和华中，或者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不但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始手工业是与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农忙的时候务农，农闲的时候从事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制造，没有专门的手工业者，只有一些在某些专业上比较能干的人。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高档的、技术要求很高而并非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手工业品发达起来了。例如玉器、漆器、象牙雕刻、丝绸、铜器和高档陶器等，其中大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只是规模不大，技术水平也不甚高。这时则完全为贵族所控制，不但有了一定的规模，技术水平也大为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手工业，一种是与一般人日常生活与生产紧密相联系的，例如石器、木器、陶器、骨角器的制造，筐篮的编织和普通的纺织与衣服制作等，不一定要专门的手工业者，普通人就可以做，可以叫做普通手工业。一种是高档手工业，必须有专门的手艺匠人，他们有较高的技艺、智慧和文化素养，却是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因此手工业的分化又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和等级化，进而又促进了社会文明化的进程。我们注意到一些高档次的手工业有明显的区域性，例如玉器最发达的地方在长江下游，其次在燕辽地区，再次在陕甘地区；漆器和丝绸主要在长江下游；最高档的陶器蛋壳黑陶和有细密针刻花纹的磨光黑陶分别出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从而这些地方文化的文明化程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偶然的。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从村落到国家的演变的历程。这种情况，从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的发生以及集约性采集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地走向定居，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小的聚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区的聚落明显扩大，一个聚落中有几十座以至上百座房屋。聚落的布局往往是凝聚式的，房屋虽然略有大小但没有质地之别，反映一种自给自足的平等的有组织的社区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又有所扩大，至少在农业区是如此。聚落布局往往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同时内部又是有区划的。从房屋、墓葬和一些生产设施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社区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平等的、有组织的和有相当凝聚力的。不过有些产品的交换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长江三峡地区土地狭窄不宜农耕，而江边的砾石则是制造石器的好原料。那里的许多聚落便以制造石器为生，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石器交换网。类似的情况在别处也能够看到一些。在一些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个别的中心聚落，其中房屋和墓葬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个别聚落甚至筑土城防护，预示社会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到铜石并用时代，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发生了分化，大经济文化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也突显出来。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有时可以看出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在中心聚落的内部，有时可以看到殿堂式的建筑、高等级房屋和普通房屋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墓葬中表现更为明显，说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分裂为不同的等级。从前武器和狩猎工具是不分的，现在则普遍出现了专门用作武器的石钺，军事指挥者则用玉钺。到处都有被杀死者的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一些中心聚落的贵族们便组织大量人力修筑城池。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的史前城址已经达到五十多处，其中有的只是军事城堡，有的则可能是古国的都城。例如山西襄汾陶寺古城的城内面积就超过200万平方米，城内有多处夯土台基和高等级建筑的残迹；有估计超过一万座墓葬的公共墓地，有可能是王者的大贵族墓葬。说明城中聚集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界限。从这些情况来看，陶寺古城已基本具备了都城的性质，说明这时很可能产生了最初的国家，而且此类国家大大小小还有许多，是一种小国林立的状态。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情况是基本上相合的。
上述变化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的，更不是沿着直线顺利发展的，期间还有不少跌宕起伏。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文明化的势头都很旺，甚至有进入初级文明的许多证迹。但是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的发展明显走向低谷，而黄河流域中下游则继续发展，从而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基础。这种全局性的转变之所以发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就长江中游而言，可能与尧舜禹时期连续征伐三苗有关；在长江下游，也许与良渚文化的过分特化，将过多的社会资财用于非生产性的工程和宗教性活动有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自然就会衰败下来。不过这只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一时的起伏，并不是黄河周围的文化都消失了。只要看一看东周时期各大国的疆域同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几个大文化区的范围基本相合，就知道几个暂时走入低谷的文化，其实还保存有深厚的底蕴。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和苏秉琦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苏先生则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们的论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