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的时期，显然是在晚清的最后阶段，即中国思想界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学说、开展启蒙的19世纪最后几年。
不少学界同人主张，寻找中国现代思想的开端，应当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但是，如果我们所寻求的现代性，不仅仅是从“因素”着眼，而是以更广泛的“思潮”为标志，那么，回顾中国海通以来思想文化的形态，就不难发现，在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前后，确实形成了分水岭。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在此前后显然有较大不同，而这关系到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现代模式的预设。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在几乎同时受到西方侵略时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和模仿。但中国对西方的模仿，止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器物”层面，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一役，洋务派苦心经营多年的强大的北洋水师，瞬间灰飞烟灭，洋务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清廷宗室保守气焰甚嚣尘上，现代化一时成为过街老鼠，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选择遭受重大挫折。严重的危机迫使维新知识分子思索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的历史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思想启蒙时代。
晚清先锋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作为一个由器物到精神的统一形态，实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向西方看齐，是中国谋求独立富强所不可摆脱的命运，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学说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良药。在康有为等向朝廷激烈上书、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严复、梁启超等则意识到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本”，改造国民精神的“新民”运动，遂成为思想启蒙的重心。自此，一系列以传播西学、讨论变革、倡导启蒙为宗旨的思想文化阵地纷纷涌现：1895年，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先后成立；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严复等在天津出版《国闻报》及《国闻汇编》。1898至1899年，严复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两部译著《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出版；与此同时，林纾翻译的首部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文明”即现代性的范本，被介绍到中国；输入新学，开启民智，成为维新思想界寻求的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前提。
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重忧患而又热烈期待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清末一系列文学革新，都是为配合思想启蒙而产生的。文学，尤其是受众最多的小说，被用来作为思想启蒙的利器；而小说，又藉着这场士大夫广泛参与、目标崇高的思想运动，结束了它流播于坊间的边缘时代，获得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并以对西方文学的广泛借鉴，完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化的基础准备。
“现代性”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与“现代化”一样，体现着20世纪中国和东方其他民族国家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时的共同境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在不断抵御外侮的抗争中，为强国保种而艰难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专制皇权及儒家道统的“神魅”被逐渐削弱以至消解，科举制取消，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共和制）得以建立，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科学主义、民主意识、人文主义被推为现代精神得到普遍推崇。然而这个过程是被动的，相对于西方来说是后发的、模仿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掠夺、侵蚀、欺侮，中西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不情愿”，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制度的复杂性，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既是以西方为范本的，同时又具有它自身的复杂、艰难与曲折。
“现代性”作为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它的存在要比这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早得多。因此我们不必因为它的西方和“后现代”背景，而将它与其他流行术语一样作为又一种泡沫化的新名词加以轻视。其实，晚清的“西学”、“新学”、“文明”，五四的“欧化”、“现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使用频率很高的“现代化”等概念，所指涉的，都是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形态变迁，曾经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极左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性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81年，严家炎用“现代化”一词概括鲁迅小说的价值，不但突破了鲁迅研究长期以来的政治话语窠臼，而且将现代性视野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整个80年代，王瑶先生曾经在不同场合经常强调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内涵问题——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的文学；“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学以及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他从“语言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层次总结五四追求的现代性，强调“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换言之，科学、民主等五四未完成的启蒙，仍然是中国当下思想和文学的使命。王瑶的观点，代表了新时期学术界的“新启蒙”思潮，这个思潮的产生，根源于五四未完成的使命。整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思想）研究，就是这样在重新“发现”五四启蒙主义的激情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20世纪下半期的现代性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如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王富仁以“思想革命的镜子”突破政治革命模式重新阐释鲁迅，等等，都是在这个重新回归五四的现代性思潮中产生的。
过去，我们业已习惯的“文明”、“西化”或“现代”、“现代化”等概念，含义不见得完全相同，外延也不十分清晰，而不同的人（如政治家和思想者）在使用同一概念时所指也往往不同，但因为这些概念是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产生，具有经历特定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约定俗成，人们对现代化便有一种含混而坚定的“态度的同一性”——那就是向西方学习。
然而，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乃至以后，我们在选择“西方”时，为什么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经典”西方文化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主流，而更多的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式的西方？在同是“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求索中，为什么卢梭、伏尔泰的自由民权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养料，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的首选？在并没有经历数百年漫长、艰苦而曲折的人文思想启蒙时，就毅然举起批判的投枪，除了传统中国历史里“乱世—革命”的习惯共震，是否也和晚清洋务运动只要技术现代化而摈弃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根源一致呢？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仍然在不断重复相似的情形，这使“现代性”这一新名词，恰好有了用武之地。“现代性”概念在西方后现代理论中所具有的批判色彩，也正好可以被我们用来对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反省。
在考察和反省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我们首先遇到的，还是关于现代性的提问：什么是现代性？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在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时，首先会辨析“现代性”与“现代化”含义的区别，并在区分“现代性”与“现代化”时持大致相近的态度，即：“现代化”（modernization）更倾向于社会实体层面，主要指社会经济和组织形式的工业化、都市化、自动化，以及社会组织模式、上层建筑的高效率、民主化等；而“现代性”（modernity），则更偏重于精神层面，指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的取向与特征。基于我们多年来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它含义约定俗成的认同，将“现代性”作为与“现代化”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聚焦于思想和精神领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界定和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时，我们还需要对这个概念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和思想领域许多其他流行的术语一样，“现代性”因为是西方的概念，我们的理论甄别，只能从西方学术文化的背景中开始。
在西方，“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个代表“当下”的时间概念，在19世纪法国作家中被使用。但它作为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可并得到传播的概念，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学中的“现代性”，相当于我们中国常常使用的“现代化”，是一个“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指17世纪以后西方“在后封建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它既具有“时间”性，同时也指示这个时间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特征，其中，“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和民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西方现代性概念在哲学、艺术和伦理学中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但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内涵，却是理解其他领域现代性概念的基本起点——一切的现代性，都产生于社会的现代性中。
在西方，现代性的内涵不仅因时间的原因（自16或17世纪以来二三百年的过程）而具有历时性变化，还由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丰富性，而在社会文化方面（如经济和社会形态的高度组织化、理性化）与审美方面（如多元化、非理性等），往往呈现着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这就导致人们通常说的“两种现代性”的对立关系。社会学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中性或者褒义的概念，指示着人类社会不重复地线性进步、发展的轨迹；而伦理学上的现代性，则带着否定和批判色彩——社会现代性注重的是“效率”，而伦理学则看重“公正”：它一方面认同启蒙时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和人文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又对工业化、资本主义及由此走向工具论的理性提出质疑。在伦理学家看来，现代社会存在着道德缺失之忧，社会在逐渐背离道义论（善、好），向目的论（合理、正当）与功利论妥协。更有激烈的观点，认为社会现代性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为人类的战争、大屠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西方20世纪的文学艺术，其精神动力往往源自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与道德及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矛盾和紧张的。这一方面体现出现代性概念的多义、复杂，另一方面，却恰好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境遇，对人类所具有的矛盾价值。从这个角度说，试图探讨现代性的同一性，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
中国的现代性，是对西方近三百年（如从文艺复兴时算起则更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现代性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接受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性，本原在西方，而又与西方现代性不同。
首先，“现代性”概念在西方“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中国，固然也代表着时间，却更倾向于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具体说，就是与中国传统之“过去”没有关联的“西方”所代表的“现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转换。因此，在西方具有历时性变化的现代性，在中国则呈现为“共时态”价值体系。这种共时态，将原本矛盾的“两种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哲学、伦理及审美现代性）整合为一体，这样，工业化、市场化的“效益”，与伦理的“公正”、“公平”，一同被摆上现代性的平台；康德、黑格尔的人本主义与海德格尔、福柯“解构”理论的差异性被忽略，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提取的是我们需要的“启蒙”、“理性”及“自由”的“态度”。至于这种理想的现代性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则往往被旁置不论，我们在理想的理论幻想中乐观地预测和期待着未来。
其次，“现代性”概念在西方往往指向已经完成的状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还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在中国，现代性却始终含有“未来”和“理想”的意味。从社会意识形态看，欧洲的“现代”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就已开始，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才开始它的现代之旅；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正沿着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欧洲模式进行全面讨论时，在西方，现代性却正受到质疑。中国所想象和追随的“西方”，与现实中的西方，总是存在着“时间差”——当中国的启蒙者高扬西方的人文主义，以理性祛专制权威、圣经贤传之魅，倡导“人的文学”时，西方的现代主义则已经带上了“后现代”的色彩，终极价值和理性受到挑战，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也受到质疑——也许正是这种始终存在的“时间差”，中国总是落于人后，不少渴望消除中西差异的先锋派，便生怕错过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趟儿，急急忙忙地要宣告中国启蒙主义终结。西方现代性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反省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文化思潮中，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而中国的现代性，则始终因为社会发展的曲折和人为的阻滞，至今仍然是一个几近梦想的“未完成的方案”。事实上，在中国，人们谈论现代性时，关注最多的，是社会的现代性，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工业化、民主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普及等——这是贯穿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凝聚着几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梦想。西方的现代性讨论，是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然产物，体现着人对价值、理性等问题的不懈追问以及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的渴望，大于对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反观与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代表着从社会制度、国家实力到个人生存状况、思想自由的“理想”形态，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
因此，相对于西方在生成、发展、完成几百年（文艺复兴以降）后的文明形态的基础上反思、究问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包含了共时与历时双重因素，又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长期的“前现代”状况，而永远无法忽略和排拒启蒙。
于是，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解，就往往是兼备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和价值理性（人文主义）的一系列启蒙主义指标——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
这是一个混合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庞杂的解释，它的面面俱到，原本是不符合“科学”定义的逻辑性的；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不严密的定性，才最能反映中国现代性的综合性、理想性特征。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和进化论的历史观，使中国的现代性概念在内涵获得共时性意义的同时，被放进单向的时间进度中，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衡量刻度。
我们现在自然明白，在五四新文化发生的时代，人道主义就已经随尼采学说的问世而在西方成为被质疑和被批判的一种现代性。深谙尼采学说并与之有许多共鸣的鲁迅，却仍然坚持提倡人道主义。他与其同时代人的文化选择，是我们今天思索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参考。
无论现代性在今天的西方受到怎样的怀疑和批判，中国的现代性，由于始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充分地生长，因此，全面批判和怀疑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但西方对现代性的批判，却有助于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更多一点自我反省的意识和理性的精神。
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一直伴随着坚定而持久的“进步理性主义”。进步理性主义，将社会历史过程看做以“进步”为方向的线性发展图式，这种观念，并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观念（传统中国文化观念，是一种循环的观念），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观念。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征服自然的热情，对未知领域的开拓与探求，都源于此。自严复《天演论》将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中国文化思想的固有思维方式遂遭受严峻挑战。出于对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思考和现代化的策略，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到五四新文化人，都将西方现代历史看做优胜劣汰、不断进步的过程，同时想象中国的现代性，也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前进，其目标，是朝向进步的。即使是一直对中国本土文化怀着信心、不肯随声附和和盲目崇新的《东方杂志》，也承认西方现代性的进步特征，称其为“动的文明”。所谓“动”，就是社会不断进取，尤其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戊戌变法以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和普及，“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观念中比较固定的一对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概念，中国的现代性便被简单地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选择中。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进步理性主义，既与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有重大关系，同时，进步理性主义本身也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一种立场。如果说鼓吹西化最热烈的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还是“口服心不服”的话，那么，经由晚清维新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现代化”理想的落空，先锋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已经严重不足，西方文化在晚清的有限接纳，到五四，则发展成被全面认同和接受。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尽管有一种历时性的变化，但这个过程的逻辑指向却是明确的，就是“西方化”。因此，概而言之，中国的现代性，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确立了以“进步”为指向的社会文化的线性发展图式；二是确立了以西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典范的坐标。追求现代性，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相应地，西方古典主义以后的文学，被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文学进化的模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典范。
以“现代性”为视点考察晚清以来的文学，似乎容易将自己框入“理性”的艰涩中。但我之确定“现代性”的视点，并非要辨析和论证现代性理论问题，而是试图寻找一个能够以自己的体验、知识、感情来“触摸历史”、进而理解历史的入口。三年前，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时期的研究对象，将目光投向那些我非常陌生而且先验地不存多少好感的晚清新小说。经历了一个极其枯燥乃至绝望的阅读时期，当我较系统地接触晚清的报刊史料、对那段陌生的历史有了感觉后，我对研究对象渐渐产生了兴味。然而这种兴味与其说来自审美，倒不如说是来自一种历史的感受。阅读晚清小说，与其说是阅读文学，不如说是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历史。它使我强烈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人充满激情与痛苦的对“进步”、“文明”、“现代化”的渴望与追求，结果似乎总脱不了与这种渴望相悖的循环式的历史命运。这个感受使我产生一种宿命的感觉，同时也有一些悲怆和无奈。一百年来我们似乎在重复上演着同一幕剧，而细节上“失之毫厘”的出入，往往导致比原先更荒谬的结局。
这种历史感受使我注意到“现代性”这个概念与它所蕴含的意义，其实是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视点。它在社会运动中的主流性，在含义上的笼统性，在价值上的矛盾性，都最能包容和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非文学”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追求，它使我找到了一种可以将我的历史感受诉诸形式的话语。
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追求，呈现着一种动态的逻辑的整体性。现代性的视野，使我后来能够对晚清新小说及清末民初文学产生一种宽容和理解，并因此建立了超越一般审美欣赏的审美关系。我感到，在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里程时，我们需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观念：无论晚清还是五四，都是中国文学发展里程中的一个“时刻”——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化的时刻。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不在这个变动的瞬间产生。也就是说，用纯粹的艺术标准去衡量这个时期的文学，它们的价值普遍是不高的——五四出现一个堪称世界短篇小说一流大家的鲁迅，在若干年的时间里都成了人们对比并贬低晚清的理由。然而，鲁迅小说并不代表五四文学的普遍水准，他超人的艺术天才在五四显现，是由于他的文学思考和文学准备在晚清就已进行。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晚清及五四前的文学，大抵可以避免因价值判断的单一而出现文学史叙述的“空白”或“盲区”。
1930年，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从科举废除、模仿西洋、小说词曲之登大雅之堂、语言的解放及文学的平民化等方面，将晚清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进行描述。这大概是五四之后最早，也差不多是惟一系统地将晚清与五四作为一段历史进行梳理的文学史论著。在此前（1922年），胡适应《申报》之约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基本是编年体的文学史，并没有将此前五十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逻辑时间，也无意将晚清与五四连为整体进行论证，潜意识中是不愿将“新”的“革命”的五四与属于“改良”的晚清放在一起。再后来，为突出并促使“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中国现代文学最终被固定为以五四为起点，而晚清则作为古典文学的尾声、现代文学的背景，长期以来以“近代文学”的身份，处于被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悬空”的孤立研究状态。
当然，作为“近代文学”，清末民初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不乏对之倾注热情和努力的学者。阿英的《晚清小说戏剧资料丛钞》、《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都是晚清文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任访秋、张毕来、徐中玉、施蛰存、贾植芳、柯灵、季镇淮、钱仲联、时萌、林薇、范伯群、魏绍昌、郭延礼、欧阳健、章培恒、袁进等，在近代文学研究和史料整理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与此相关，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长期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形成了学科建设特色。但是，“近代文学”的研究框架，由于其孤立的格局，不能清晰地呈现其在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实际地位与意义。
80年代中后期，由现代文学研究者率先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但对五四以来已成“定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公开挑战，也解除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孤立困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文学研究的框架——以现代性为视角的框架。随后，学术界展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分期”的大讨论。当时，尽管主张近、现代打通的学者并不占优势，而且在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时间上陷入拘泥于具体年限的怪圈，但将晚清纳入“现代文学”视野，已显示出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视角的开始建立。
80年代末，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五四以来率先从艺术层面探讨晚清小说现代性发生的论著。此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陈平原著第一卷）及对应资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四卷，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将晚清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90年代以来，将晚清与五四以来文学进行“打通”的研究，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992年）、《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1996年），从文化、传播及文学意识的角度，描述了晚清文学观念近代变革的原因、状况及近代小说的总体特征。刘纳的《嬗变》（1998年），聚焦于文学史通常忽略的民初（1910—1916年）文学，通过对民初一批作家作品的挖掘，揭示五四以前文学已经向现代“嬗变”的事实及特征。徐德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流变》（2000年），从文学品格、语言的“雅”“俗”区分与追求上，对晚清和五四以后几位重要小说家进行个案分析，从文体与语言上展示了晚清以来小说现代化某一方面的过程。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名为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现代中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一代》）（1973年）一书中，将清末民初的林纾、苏曼殊视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起始者。王德威的中、英文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英文版1997年，大陆简体中文版1998年），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而且认为五四文学单一的现实主义追求，压抑了晚清开创的多元的现代性局面，成为一家之言，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争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年），将晚清以来一向被精英文学排斥在外的“通俗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双翼中的“另一翼”进行系统而翔实的描述。这些成果对以往“新-旧”或“雅-俗”二元的文学史观念有实质性的反拨。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2001年），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充满矛盾的现代性追求，具有一种历史的宏观性和批判的理性。不论具体的学术观点还存在哪些分歧与争议，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些成果对以往趋于“新-旧”、“雅-俗”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叙述，有实质性的反拨。
此外，还有一些兼具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学术探讨，也将晚清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近年来逐渐升温的对清末以来报刊、出版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为“打通”而做的基础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积极影响与贡献，将在不久以后陆续体现。
将晚清与五四看做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同一过程，不是要在二者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之间划等号。晚清和五四，处于中国现代性过程同一历史选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确立了中国现代性由器物到精神，由“强国保种”到“新民”再到“立人”的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架构——当然，这个架构最终未完成，而且它所呈现的趋势，在中国现代史上，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屡屡断裂又接续——这个时期的文学，以其与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感性地体现着晚清至五四中国现代性发生和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特殊风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历史分期问题，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表述”。因此，正如王一川所阐述的：现代文学即“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文学在思想、语言和审美诸方面都追求和呈现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性（包括它的矛盾与对立），使文学史的叙述具有更接近多元而丰富的历史真实的可能。
西方的现代性批判思潮对我们的重要启示，也许更在于反省五四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理解的单一和片面，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现代文学史认识与叙述的不完整。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在选择“现代性”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理性背景时，着重关注和发掘的，是在以往单一的“现代化”视野中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并试图以一种相对超越的客观立场，厘清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被误读的晚清与五四的关系——当然，以笔者目前浅陋的学识和能力，这仅仅是一种姿态。
然而，当我一边在对以往研究的整体性方法做出反省并努力在差异性研究中显示历史真实时，一边却又往往不自觉地使用整体论。譬如第一章对晚清至五四文学思潮进行梳理时，似在以另一种框架将晚清至五四的文学思潮纳入到一个具有历史逻辑的整体中——尽管初衷恰好是钩沉某些历史细节，使文学史的叙述避免落入历史主义的窠臼。但这个目的与方法之间，究竟得失如何，只能留待读者、同人去批评了。
§§第一章 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现代”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