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先生离我们远行，但他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治学精神，这也是他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的重要原因。
先生人走了，我们留不住；但他的治学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宝”，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以培养我们新时代的季羡林式的人才。
当前学术界出现一些浮躁情绪和学术腐败现象，如果我们能重视先生的治学精神，广为宣传，锐意继承和发扬，必将有助于克服那些消极现象。
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热爱祖国与热爱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大胆严谨，求真创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崇尚学德，反对学术造假。
先生留德十年，思想却没有沾上一点崇洋媚外的灰尘，仍然是“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先生还认为一个人不仅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先生的爱国情怀固然有乡土之情，更有源于他那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基于对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比较与鉴别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评价。所以先生对祖国的热爱才那么纯真和深固。
二战刚刚结束，先生的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要聘他留校任教，而且在德生活学习十年期间，有一位和他朝夕相处的美丽的德国姑娘深深地爱着他；尽管有如此好的工作在等着他，有深恋自己的美人难以割舍，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启程回国，因为“我的真正故乡向我这游子招手了”。在归途中，“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当他返抵香港时，听说抗战胜利后一些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变成了“劫收”大员，大发横财，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先生说：“所谓‘祖国’，本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关心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话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可是这一群‘劫收’大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先生爱憎分明，对祖国是那么的热爱，对恶人是那么的厌恶。在文革期间，先生身陷牛棚的日子，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信仰和理想也从未动摇过。
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怀，体现在“心事浩茫连广宇”，对国家民族与人类未来的关心与思考，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关注与研究。还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上。还在1991年他就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
先生站在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巅峰，高瞻远瞩，所以能够对四大文化进行广泛的历史的比较与精准的鉴别，正确评估其价值，洞察其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正是日益印证先生预言之正确么？
时下，有些学界人士，贬低对方，神化西方。先生认为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因为它们没有用上下五千年的宏观的历史观和纵横十万里的宏观的地理观去认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缘故。他说：“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可现在我们学术界，就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先生的尖锐质问发人深省，做学问也要有宏观的历史观和地理观，否则难以正确认识事物的真正价值，分清是非，容易迷失方向。
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人们知道他学识渊博，但到底有多渊博，许多人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开人类文化研究之先河，把庞杂纷繁的人类文化科学地概括为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组成为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先生治学主张“中西兼通”。先生自己有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好读书求甚解，举凡我国文史哲和语言宗教的古典名著，他都读过，许多东西过目成诵。对于印度文化，先生精通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古代文学和佛学，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先生学过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亦颇有研究。对于西方文化，先生精通德语、英语、法语、德国文学、英国文学，及西方哲学与宗教。以由此可见，先生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会通四大文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但他为人谦虚，认为一个人的学问没有够的时候，必须坚持再学习，否则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也因此他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关心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断学习新东西，补充新知识。
从先生完成《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的艰苦过程，也可以看出，爱国和学术研究在先生那里是融为一体的。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到北大造访先生，送来新疆千佛洞附近新出土的一批吐火罗文残卷，这些残卷共44张88页，即是《弥勒会见记》，它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李知道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先生一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不远千里，上门请他解读。但是先生感到从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国内没有资料，30多年来自己从未再接触过吐火罗文，已经很生疏了，还以为终生要和它告别了。李见先生犹豫不决，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么？”这句话刺痛了先生的心，使他联想起世界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外国”，当时听到这句话深感痛心疾首，一直耿耿于怀，而今决不能让这种国耻再继续下去了。“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先生斩钉截铁地说，硬着头皮接了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重拾吐火罗文，并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收集有关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于1997年完稿，翌年在德国出版英译本，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英、德、法、日等外国家学者无不刮目相看。
先生一贯视建设祖国、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只要用得着自己，便引以为荣，欣然全力以赴。
全国刚解放时，国家急需大批东方语翻译干部，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发展为“东方学系”）的创建者和系主任的季先生，急国家之所急，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把这个本来是全校最小的系迅速发展为全校最大的系。当了38年系主任，呕心沥血，辛勤培育，东方学系的毕业生近万，遍布全国，用先生的话说：“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他们形成了现代中国东方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力量。先生以大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几十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建成了“中国东方学”，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祖国争了气，为中国学者争了光。这是先生的一大贡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先生的中国东方学教育与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正日益凸显出来了。
先生一向不慕个人名利，但为国家争名利却不甘后人。他一生兼任过许多学术团体和大型丛书、文化典籍编委会的职务，有会长、名誉会长、主编、总主编等等头衔，这都要占用他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于发展我国学术文化有利的事，他一概欣然承担，尽心尽力。举其要者，学术团体有：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大型丛书和文化典籍有：《东方文化集成》、《神州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和《语言文字》。
先生治学很重视学风。他认为治学“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结合”。要有“抓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精神，因为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做科学研究要收集资料，先生认为“不管用什么办法，收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收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为此他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加以阐释：“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先生要求自己做学问“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而且每项研究，必求有所发现，每篇文章，必求有新意。这是先生的治学原则和实践经验，也是他的一贯学风。举个例子说，先生的学术专著《糖史》是一部8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充分地展现了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精神。首先是题旨创意非常新颖、大胆，他不按世界各国学者通常的思路从纯科技史的角度写糖史，而是独辟蹊径，要从糖的传播历程中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与其说是写科技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为此，他要从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收集资料，寻找证据。经过17年漫长时间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努力才把书写成。其中有两年时间，不管刮风下雪，严寒酷暑，天天跑北大校图书馆查阅《四库全书》，还把《二十四史》翻阅了一遍。先生说他为糖史查阅的中外资料，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普通一本中文书约500页40万字，即使以最低数20万页计算，先生查阅资料至少400本以上，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治学精神。
先生治学有如万里长征，常常是一个科研课题长达几年十几年才完成，如《罗摩衍那》10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17年，《糖史》也是17年。先生的持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叹服。为了解决课题完成时间长和课题多的矛盾，先生往往同时开展多个课题的研究，穿插进行，多而不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生十分珍惜时间。只要有一点空闲，不是读书写文章，就是在动脑筋打腹稿，决不让一分一秒白白过去。“文革”期间，先生一度被勒令去看守学生宿舍的传达室，虽身处逆境，也舍不得让“空闲”时间白白过去。他开始偷偷地翻译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每天离家前抄上几行梵文诗揣在兜里，传达室有人时，他脑子里想着诗句怎么译，没人时，就赶紧把想好的译文写在小纸片上，晚上回家再整理。就这样，一边当门房，一边悄悄地干翻译，居然译完全书的三章。
先生认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能掺半点假，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的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以为鉴戒……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干。”
先生正是以自己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实践垂范我国的学坛和文坛，并谆谆告诫我们要把学术剽窃、造假等等没有学术良心的行径千万引以为鉴戒。
先生还认为，如何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态度，是关系一个学者的学风学德问题。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还有，个人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像梁任公（即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
先生正是始终坚持这样的治学精神，才取得了那么辉煌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张光瞞先生所著《季羡林先生》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翔实资料：仅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11部学术专著。
先生在古稀之年67至91岁的24年里，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论著，若不是成果摆在24卷本《季羡林文集》里，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一书中是这样评价他的：“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帝号称的‘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是啊！先生也是一个凡人，但他却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以其治学精神取得了如此非凡的学术成就，我们做晚辈的无不万分敬佩，自当勉力继承他的遗志，让他的治学精神永远光照我国的学坛和文坛。这，或许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