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
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
故宫，这座宫殿巍峨，形制严整，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又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衰败。
古往今来，生生灭灭，中华民族曾撞响多少命运的晨钟！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李自成挥戈挺进北京……
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饮恨金陵……
严复译《天演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图戊戌变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邓小平畅游北戴河……
一个苍劲的画外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历史的选择
这位被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在那个狂躁迷乱的年代，当他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在江西省新建县这座小城的土坪上时，也许便开始了对未来岁月的深沉思索。
历史注定要他担当起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角色。
1980年，当华夏民族还拖着沉重的尾巴，蹒跚地迈动它的脚步，他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是场彻底革命。”
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把改革当做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在与来访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会晤时，他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
然而，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
时间上溯26年，那场席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震撼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早已成为历史烟尘了。
时至今日，40岁以上的人们回首往事，仍痛感人生曾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梦魇；而现今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兄辈们当年的举措不可理喻，以为那是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天方夜谭”。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人确确实实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苦挨了漫长的十个年头。
整整十年，全球正刮起一股“科技革命”的飓风，第三产业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中国的这场“革命”，据经济学家测算损失了5000个亿。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把一切推到极端之后，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当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痛苦、困惑、希望、疲惫、抗争，直至灵魂睁开眼睛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泪水、怒火与热血一齐喷涌；
当噩梦醒来提蟹沽酒敲锣打鼓庆贺又一次解放的游行大军穿越北京长安大街；
当数万观众、运动员如醉如狂地起立欢呼，向首次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看台上的久违了的邓小平致意；
中国人才蓦然惊悟：原来准备走进一个房间，最终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自己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砸碎了。
一片饥饿、焦渴、困惑的土地。
出路在哪里？
曙光在哪里？
希望在哪里？
历史长河，正是在一个旧秩序覆灭与新秩序诞生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选择突破口……
中国人做过多少次选择？
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向往强盛的了！
中国——这个曾经雄视千古、令四海称臣的东方大帝国，她的衰败只是近代的事。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工业产品占到全世界的19.7%，仅仅稍逊于英伦三岛上那个号称“日不落国”19.9%的世界产品占有率，在全球位居第二。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
自从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驾着20艘炮舰轰开清王朝闭锁的国门；随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高达1000亿两白银；仅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财政收入。
北京菜市口。
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淹没中国近代变革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这座金碧灿然、栉风沐雨数百年的老中药店西鹤年堂，却是当年清代监斩官的休息处所。一百零四年前（光绪二十四年）的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在这座店前慷慨赴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肝胆涂地前所发出的撼天动地的呼喊声犹然在耳……
距此百步之遥的北半截胡同41号，为当年的浏阳会馆，亦即为谭嗣同居室“莽苍苍斋”；往东，米市胡同43号，则是当年的南海会馆，一代名儒康有为的书斋“汗漫舫”即坐落于此。菜市口北达智桥胡同12号内的“谏草堂”，明代杨继盛曾在此写下弹劾严嵩“十大罪”奏章，康有为又借这块宝地召集千余名来京应考的举人，笔走龙蛇写就名垂青史的万言《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
震撼朝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殿西室刻有一对楹联：“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恰成深刻的历史嘲讽。
于是，虽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由黄河文明孕育的华夏民族，却一如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所形容的：“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乡村教书先生，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犹如农民对于土地的了解——他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一位西方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9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毛泽东跳下战马接管战争重创后的江山时，蒋介石已先期将国库中的黄金475.5万两、银元1640万元、美钞1537万元分别劫运去台湾或美国。
一片废墟，百业待举。
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新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成就有目共睹。
有时，一组枯燥的数字更具有诗的韵味。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钢产量增长64倍，煤产量增长16倍，原油产量增长428倍，水泥产量增长92倍，发电量增长91倍，粮食产量增长2.6倍，棉花产量增长4.9倍，水产品产量增长7.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倍。
任何经济现象的考察，都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考察——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无可选择地纳入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植根于中国这块浸染着小农生产思想的土壤，很快便消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极为短暂的勃勃生机；
由于成就的取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发动“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期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的大滑坡；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刻的毛泽东颇为冷静地答道：“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身处领导层中枢的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中国的改革伟业，是以气势雄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率先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发起攻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毋庸置疑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与一个旧时代的退隐。
为天安门“四五”运动正名；为张志新、遇罗克烈士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孕育着整个民族的大飞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
邓小平曾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步入小康社会；而后呢，再用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人的口中，有几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改革”的含义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大型传记故事片《周恩来》，其中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总理，强撑病体走出北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人民的心声，国家的心声，民族的心声！
先驱、英烈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苦斗，新中国近30年的曲折反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舍此，任何书本上的规定或外国的模式，都无助于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广袤领土、底子薄弱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踏上现代化之坦途！
毛泽东、周恩来所预言的宏伟前景，正由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魄付诸实践。
纵观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邓小平是作为民族英雄站在时代潮头的！
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多层次推进的——
最低层次的变革，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农民从使用头到使用拖拉机；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包括人类发展史上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变革。
中层次的变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是现代化经济运作的枢纽。
最高层次的变革，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即人的现代化——它所包容的内核将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部艰辛，都表现在旧意识形态的法庭对新经济秩序的审判上！
社会变革运动的恢宏，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在改革的潮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动的现代化进程，更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多次来华考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以其独具的慧眼指出，中国的改革“将对世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关山万重——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
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路……
农村新起
土地——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纵且有一天工业文明占据了这块黄土地，也依然替代不了农业维系国家之命脉的地位。
农业的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第一要素。
后世史学家们也许会评述：是饥饿引发了今日中国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伟大社会变革……
这个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家召集到一块儿。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21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日后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没有土地的耕耘，哪来丰收的喜悦；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犹如枯树要发芽、古莲要开花，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揭示了民族昌隆发达的大深奥。
更值得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日，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账：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1+1=2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1979年，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