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洽
张文立先生新著《秦学术史探赜》一书于2003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之欣然而有话要说。故于评价斯著之中陈述个人对于学术著作的一些己见。这些见解是有感于学术作品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并出新而发的。
一
秦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的学说，下启两汉经学，甚至对汉以后近两千年的学术都有着深层的影响。因此，对秦学术史的研究便成为学者们注目的课题之一。但是，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对秦学术史的研究甚为薄弱，几成空白。其原因在于，一是秦祚短促，连秦汉史的专史也是详汉而略秦，更遑论学术史了；二是秦统一以后，近十五年中，在学术上确实也乏善可陈，难于引起学者的重视；三是资料太少，对学者来说，确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四是其他原因，使学者上下难于求索，无所适从。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视野大开，将秦的历史由秦王朝而延伸至秦人东来西迁之后，从襄公立国而探索《秦国发展史》（林剑鸣先生著）；另一方面则是考古成果惊人，睡虎地竹简、里耶秦简、放马滩《日书》、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及铜车马、石甲胃、文官俑、百戏俑、水禽坑等的发掘，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及实物，丰富了秦史的内容，给学者们应接不暇的伏案探索的资料。于是，秦学术史的研究也提上了学者的日程，《秦学术史探赜》便应运而生。
二
秦学术不是从空而降的。它只是中国学术史长河中的一段流程。后代的学术是在继承前代学术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后代学术在继承前代学术中，有继承，也有扬弃；有发展，也有倒退。春秋战国诸子的学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秦学术在继承中所绕不过的一座高峰，也是研究秦学术中所不能回避的峰头。那么，先秦学术对秦学术有什么影响，便是学者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秦学术史探赜》在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秦学术史探赜》全书分为《绪论》、上编《诸子在秦》、下编《秦学术各门类》、《附录》四个部分。在上编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较细地分析和研究了儒、道、法、墨、兵、名、农、阴阳、小说、纵横各家在秦国、秦王朝几百年中的消长命运及存在状况和作用，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先秦各学派在秦国及秦王朝的传播，从而看出秦对诸子各家的继承、扬弃和发展。继承了什么，扬弃了什么，发展了什么，便一清二楚。比如，作者论述了儒家在秦穆时的地位较高，孝公以后则逐步消沉，但秦始终不能不用儒家的某些学说。对法家，作者认为，法家的法、势、术三方面的内容原本一体，但在秦国及秦王朝的不同时期，则各有侧重。秦孝公以后一段时期侧重于法，秦始皇帝侧重于势，二世时期侧重于术。因此，笼统地谈秦是以法治国，或秦之亡于法都是片面的。对阴阳家，作者认为，秦始皇帝继承的是邹衍的五德终始之水德代火德，即秦的水德代周之火德的思想，而摒弃了邹衍的大九洲的科学概念及为政以德的思想。这是将诸子各家在秦国及秦王朝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及各时期对诸子学说的不同继承和扬弃做出的具体分析。在分析诸子在秦的过程中，作者对诸子的学说也做了相应的评价，如认为商鞅、韩非是愚民反智反文化的，儒家是君主政治下治国恤民较妥当的政治思想，墨家则重技艺而乏理论，并推测秦陵秦俑铜车马的技术领域，也可能有墨者弟子参与。
下编中，分别从哲学、史学、文学、宗教、政治学、科技学、艺术学、文学语言等方面，叙述了各类学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
三
秦学术史既然从秦人定居西部后逐步向东方挺进直到统一这近千年的时空中发展的，那么它经历了几个阶段呢？作者将这近千年的秦学术史按照历史进程，分了五期。这五期是：秦学术的孕育时期（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770年），其文化驳杂，既有殷周文化的影响，也有羌戎文化的影响，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秦学术的探索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385年）从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以及《诗经·秦风》、《石鼓文》反映出对天的崇拜及仁爱思想，其学术思想在探索之中；秦学术的法家独尊时期（公元前384年～公元前250年），此时当献、孝变法时期，卫鞅由卫入秦，大倡法家学说，也被孝公接受，在秦国推行，法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秦学术的整合时期（公元前249年～公元214年），即吕不韦为相到始皇帝三十三年，秦国势力发展，统一六国已成不争的事实，各国学者奔向秦国，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其集大成的作品便是《吕氏春秋》，这是准备作为秦国统一后的施政纲领的教科书，也是一次学术思想的整合；秦学术的没落期（公元前213年～公元前206年），即从焚书坑儒到秦亡。我认为，秦汉时期是文化整合时期。《吕氏春秋》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第一次行动，是由吕不韦在咸阳集诸子传人互相探讨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探讨中进行的文化整合。在统一国家中，学术是趋于基本统一的，即司马谈说的“一智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始皇帝的焚坑是用火与血来整合的，结果是学术的衰落。这个整合到汉武帝前后才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经典作家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占有物质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的。在君主政治的条件下，所谓统一思想也只能由上而下由统治阶级来实现。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哪一种思想可以使人民更自觉地遵守由统治阶级制定的规矩，而显得对人民能稍微相对宽松一些，最终是行“仁政”的儒家思想被选中了。
作者在书中，对秦学术的特点，概括为四条：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逐渐显现，学术整合的趋势明显，学者不是本土人，学术倾向于形而下的应用。通过对秦学术史的探索，作者在《余论》中总结出了秦学术对秦以后学术的影响：学术继续沿着整合的方向发展，学术对政治的更加依附等。
四
通过对《秦学术史探赜》的概括论述，我以为该书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重视学术规范，尊重同行研究成果。作者在论述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对秦学术研究的历史，从司马迁、班固到梁启超、杨东莼，现代学者则有熊铁基、刘宝才、孟祥才、谭前学及台湾的余宗发等，凡是对秦学术史研究提出了有价值论点的他能见到的著作，都涉及到了，交待清楚了前人及后人对秦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及进程。每章后都有引文出处，书后并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本来，秦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属于拓荒性的研究，但他不掠美。他将自己放在研究秦学术史学者群中，接受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启发后而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张文立先生对自己的成果只看成是草创的一家之说。这从他所定的书名为《秦学术史探赜》便可以看出来。《易·系辞》上曰：“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疏》云：赜谓幽深难见。秦学术延续的时间长，继承的诸子百家头绪多，又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确也幽深难见，故尔作者慎之曰“探赜”，不云穷其源，这是一种真诚的态度。
第二，言之成理，注意出新，持之有故。秦学术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新的课题，虽不可谓“凿空”，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着墨向来不多，更何况作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部著作面世以后，我认为无论是同意或反对作者对秦学术史的构架、论述过程、提出的论点都不重要。因为学术总是在讨论、批判、疑义相析中发展的。我认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总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也显示了作者对问题的阐释，从形式和内容上提供了关于秦学术研究的参照系，为有志于此问题的射手树起了一面靶的，有利秦学术研究的继续深入。从具体问题来说，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关于秦学术史的分期，关于秦学术史的特点，关于秦学术史的影响，关于秦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与扬弃的论述，关于商鞅思想的愚民反智反文化的观点，关于民本与民主的认知，关于儒学是君主政治下较为有人性的学说的观点，关于秦学术重于形而下的结论，关于对秦的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学、语言文字学的评价，关于由于秦的专制制度的强化而使中国古代不能形成一神教的论点，关于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些较重要的课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便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思维空间。作者在阐述中并未形诸空谈玄说，对每一个论点都提供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整个来说，这部著作，在秦学术史研究中，提出了新的体系，新的思维，新的论点，应用了新的材料。
第三，文献考古结合，二重证据立论。这部著作中，作者注意到了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在文献材料中，发掘出新的资料。考古资料中，除已有的资料外，新出土的里耶秦简及秦陵七号坑的资料也运用了。这些资料公布与作者完稿时间相距仅几个月，可见其对考古资料的关注。
第四，视野较宽，中外对比。我对本书感兴趣的还有一点，这便是作者在附录中，专门写了一篇公元前十世纪到前二世纪世界学术发展的资料。作者在《余论》中说，这是想将中国学术史放在世界学术史的背景下找出秦学术史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坐标点。我认为，不管作者做到了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种做法本身给人一种启发，这便是中外对比。这一对比，便会比出意外的收获来。
五
这部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出新。下面我想就学术研究的出新问题稍作发挥。学术研究贵在于出新。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在前贤及同侪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它应该言人所未言，或言人所未尽言，为学术的进步贡献出自己的积累、思考、认识，给同侪提出问题，共同探研，求得解决，共同提高。学术作品也是给读者看的，它总应该给读者提供一些新资料、新形式、新内容、新思想，使读者在这几个方面或某一个方面有所受益。学术作品是学者读书学习、探索思考的结果，只要是这样的，便一定会有一些新意的，无论多少。因此，我认为，从学者自己、学者与同侪、学者与读者来说，学术论著无论是在资料方面，或视角方面，或理性认识方面，都应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新的东西。自然，由于各人的学养、个性、认识等的不同，这个新有多有少，有浓有淡，但总是有一些的，这就不错了。现在有一些论著，陈陈相因，甚至变相抄袭，所以使我想到了这一点。
另外，出什么新？我认为，提倡出新是缘于学术著述是学者个人的学习和思考，自然有新可出。所谓出新，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出材料之新。学术研究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历史攸长，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学者则限于知闻，占有资料有限，但各人所见知必有不同。举其不同于他人者，便是有新资料供他人揉和研究。所谓出材料之新，是在作者经过考据以后的正确的材料，而不是其他。拉法格在谈到马克思时说过，即使是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提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便是考据的功夫。第二是出义理之新。曾国藩说过，文章之要有三，即考据、义理、辞章。考据是资料翔实，辞章是文章结构和文字功夫，义理便是理性论述，有个人见解的思考。学术研究之所以世世代代都不可少，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义理之学。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其作用在于发挥历史的润德、惊世、益智、励志的作用。这便是先要正确认识历史，从历史人物的行事和事件的发展中得到启迪，增加知识，提高智慧，润泽德性，激扬志气，使人的才智和品性得以升华，与己用之以修身，与人用之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操守，也就是精神文明的提高。因此，所谓义理的出新便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件，使读者从历史中得到教益。
当然，出新得有个原则，那便是荀子说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是信口开河。这一点，治学问者都懂，就不饶舌了。
（张铭洽，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